究竟什麼是「進步」？基本上有兩種理解：（一）線性的歷史發展想法，例如，左派的馬克思主義與福山提的右派新自由主義（亦即，自由民主憲政體制乃人類追求自由的歷史終點）都是；（二）消弭現有的不公不義，諸如各種歧視或不平等——當然，何謂「不公」或「不義」的認識背後也預設了一個大的理論，且可能包括一個線性史觀。是故，雖然進步價值多半與捍衛「平等」的左派有關，但也容或力主市場自由的右派之主張，畢竟，對於相信市場是萬能且公平的人而言，政府干涉就是不公，加稅來提供窮人的福利即是一種不義，等同強迫（納稅人）勞動！
美國民主與自由市場的難分難捨
不僅如此，昨天的進步價值也可能是今日的反動修辭。例如，自由放任的市場可以是18世紀的進步象徵，但卻是19世紀末進步主義所認定必須改變的體制。同理，社會福利是英國20世紀初公認的進步價值，但卻是柴契爾夫人力圖改革的對象。此外，正如政治評論家李文（Yuval Levin）指出，代表保守主義的雷根曾公開援引潘恩的思想來呼籲激進改革，而標榜進步的歐巴馬則反過來訴諸伯克的漸進主義。真正決定某一論述是「保守」或「激進」的，是其所處的脈絡。
事實上，民主體制底下的兩黨競爭存在一種兩難：一方面必須保有各自的獨特性才有兩黨的差異與鑑別度，一方面則又得爭取到中間選民才能過半數，因此，長久競爭下來若非愈來愈像，就是共享一些包括中間選民能接受的思想共分母。在美國，這個共分母就是市場與自由貿易——共和黨堅決捍衛，並接受其所帶來的貧富差距，而力圖提供某種社會安全網或符合市場機制的保險與貸款的共和黨，也不過替市場戴上一副人性的面具。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的2005年國際暢銷書《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就是上述思想共分母的最佳例子。他聲稱，世界進入21世紀之後就是平的，因為資訊科技取消了時間差異與空間距離，任何有能力的人都可以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完成工作，然後瞬間將成果傳通任何地方，而許多工程也可以發包至任何地方，最後再組裝。把世界推平的，有十部推土機，柏林圍牆倒塌與網景（Netscape）網頁瀏覽器是首要兩個，前者讓人們在心理上覺得全球一體，後者讓時空的限制真正消失。據此，他甚至樂觀地預測，推平之後的世界，任何處於同一生產鏈上的兩個國家，不會打仗——例如中國與臺灣。
對佛里曼來說，當然有人自絕於平的世界之外，例如塔利班等恐怖分子，然而，任何封閉的文化終將凋零，走入歷史。反之，唯有更加開放，不依賴壁壘，同時培養個人的競爭力與加緊投資在教育上，才是因應之道。
知識精英的共謀與兩個平行的美國
《世界是平的》出版之後，英國政治思想家約翰．葛雷隨即在《紐約書評》上批評：對權貴與精英階層而言，世界是平的，但對窮人來說，世界卻仍舊是圓的，且崎嶇不平。曾為英國自由主義右派代表人物的他，當然理解該書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與國際關係理論的舊瓶新裝，而傅利曼提出的和平論也不過是典型的「經貿和平穩定論」變奏，不但不符合歷史事實，且刻意忽略了全球體系底下不同國家之間乃至於單一國家內，同時存在兩個生活世界的事實。
出現於主流媒體的那個美國，是運籌帷幄的全球中心，大都會的生活，然而，之外的世界，特別是每逢天災人禍才能博得版面的中西部與南方，許多人的真實生活是一連串的失業、轉業與再就業，以及不動產淪為移動式房屋的心酸血淚。
或許讀者能反駁：窮，本來就是一件完美的隱形斗篷，不管在平的世界或圓的世界都一樣。不過，葛雷真正批評的是一種制度性的視而不見，亦即主流學界與媒體的共謀之結果。首先，支持資本主義的理論對於貧窮本身有一套說法：市場是公平的，溫拿（winner，贏家）是努力加天分的結果，魯蛇（loser）則是好吃懶做或非理性投資的結果；當然，運氣也可能涉及在內，不過，正是因為運氣所以沒有人能夠主導，所以非關正義，也不是政府應該處理！美國自由主義的左、右派差別，不過是前者希望有一套機制能夠解決制度上的差異——機會平等與社會安全網的建立足矣，其他仍是交由市場決定。
對葛雷來說，即便是公認為美國最偉大的左派哲學家羅爾斯所提的「社會正義」理論也是如此。該理論的巧妙之處在於，假想一個正義的社會，必須是一群人們在「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背後所能彼此同意的社會基本原則，因為此時的人們不知道自己的身分、認同與社會地位等可能影響判斷的事實，所以在設想社會基本結構時必然會採取一種風險的考量，亦即掀開布幕之後自己萬一剛好處於社會弱勢位置的可能性，從而主張社會安全護網的設置。這樣的理論不挑戰資本主義，反而提供了一種不違背市場理性，讓市場邏輯繼續運作下去的說法。
與其說川普是個召喚民粹幽靈出來的大法師，不如說全球化的溫床接生了這個幽靈，主流媒體餵養它（美聯社）
對更左的人士而言，這種理論幾乎是一種偽證，一種替資本主義戴上一副人性面具的策略。甚至，是一種偽善！正如英國社會主義思想家柯恩（G. A. Cohen）的書名所諷刺：「如果你是個平等主義者，怎麼會這麼有錢？」（If You’re an Egalitarian, How Come You’re So Rich?）無論從制度的實際運作，或主流政治與經濟理論的基本預設，窮人並非理論的關懷主體，市場才是。柯恩批評的是那些自詡為左派的半數大學教授，但，千千萬萬讀了左派理論之後去華爾街工作的高級知識分子又何嘗不是？
召喚民粹幽靈的川普大法師？
倘若上述的知識精英（與資本主義）共謀屬實，英格爾哈特與諾里斯提出的「文化反撲」解釋以及鄧肯．伍的注解，似乎有商榷之處。因為，川普及其支持者反對的，並不只是民主黨的「世界主義」價值觀本身或頂尖大學所彰顯的自由、開放與反思精神，而是：（一）全球化的美好承諾與殘酷現實；（二）精英與主流媒體的忽視，以及（三）終於看見他們之後的嘲諷與指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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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正如19世紀民粹主義興起之際，主流學界乃至於頂尖大學的畢業生，以及唯有頂著名校學歷才能進入的主流媒體，看不見廣大的市場魯蛇。多半出身自私立大學的政治精英也是如此。一方面，採取雷根主義的共和黨本來就是貧富差距擴大的始作俑者。看重傳統家庭價值與宗教信仰的他們，即使在金融危機出現時仍可繼續認定窮人應當依靠自己的努力以及上帝的恩典，或教會的協助，抑或家庭成員的彼此扶持，根本不需要政府提供的社會福利制度。另一方面，脫胎於羅斯福「新政」的民主黨雖然以關心市場底下的犧牲者起家，但，政策推動接受了市場邏輯之後，論述上也開始替資本主義擦脂抹粉。
然而川普看見了！他既不用高深的理論將他們的遭遇說成一種不可抵擋的歷史趨勢之結果，只能逆來順受，也不援引上帝作為理由來解釋個人的大起大落。他使用淺顯簡單的語言，直接訴諸對體制失望的人民，全球化市場底下的魯蛇，視他們為犧牲者，並明確指出敵人是誰——非法入境的移民，抑或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以及不願意正視他們，甚至不容許他們講出自己心聲的主流媒體。
即令他的崛起已成事實，礙於理念或民主信心的主流學者與專欄作家，仍舊不願意正視川普的崛起。川普本人的粗俗，各種違反政治正確的言論，以及拿性騷擾與逃稅來自誇的行徑，想當然耳令出名校且生活於都會的媒體精英生厭。民調也的確顯示他的支持者的確以鄉鎮為主，都會選民明顯偏好希拉蕊，且如此的城鄉差異，也等同於教育水準的差距。但，主流媒體不追究市場機制的承諾落空與犧牲者的境遇，卻竭盡所能嘲諷川普本人，同時也汙名化他的支持者，塑造出一種川普陣營都是有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的低教育水準鄉下人。即使來自頂尖大學、標榜科學中立的政治學經驗研究，也不例外，英格爾哈特與諾里斯的研究旨在呈現教育程度低的人民如何懷舊，如何否定民主黨所高舉的世界公民、環境保護等進步價值，鄧肯．伍的注解更是直接讓川普的選民與高等教育本身對立。理解至此，主流媒體的民調何以不準，也可想而知了。
＊作者葉浩，英國愛丁堡大學哲學系畢業，倫敦政經學院政治哲學博士，目前任教於國立政治大學。曾任國立陽明大學知行講座教授、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學者、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哲學學程和國立清華大學人社學程兼任教師。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政治時差．時差政治：敘事共時性作為民主政治的一種想像》（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