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基傑擁有大北電報所需的信心與技能。威基傑在多年以前便在開發漢字電碼，因為法國政府當時試圖讓中華帝國對他們的電報電纜產生興趣，於是委託他開發電碼，可惜法國最終功敗垂成。此外，威基傑還精通早期的文字複印機，例如現代傳真機的前身喬瓦尼·卡塞利公司（Caselli）推出的無線電傳真機（pantelegraph）。當法國的計畫慘遭擱置時，威基傑便來到上海，丹麥人剛好趁機招募他。威基傑雖是最佳人選，但並不受歡迎。同事們立即發現他為人自負且喜愛自誇：他們冷笑道，法國人就是這副德性。威基傑後來還與總經理蘇森爆發激烈的口角衝突，而他與公司的關係更因薪酬和信用問題而日漸惡化。
儘管如此，威基傑迅速完成謝勒魯普教授尚未完成的計畫。到了一八七〇年六月，他提出了第一個版本。一八七二年，威基傑編成了最終版本的標準電碼本，名為《電報新書》，裡頭包含六千八百九十九個漢字。
謝勒魯普教授的想法是這套方案要包含五千四百五十四個漢字，但他本人卻沒有列出這麼多字。他建議使用數字來表示每個漢字，以便發送漢字電文，接收端也能將其解碼回中文。威基傑要根據這種概念去充實這套系統，實際分配數字，並且決定最終的電碼本該如何組織和限定漢字數目。
威基傑提出了每頁二十行和十列的表格形式。他隨意替每個漢字分配了一個四位數代碼，從0001列到9999，並且挪出空白處來額外納入三千個代碼，用來表示為個人業務目的訂製的詞彙。每頁有兩百個方格，列出兩百個漢字及其數字代碼。現存漢字約有四萬五千個，這套代碼僅包含其中的一小部分。電報大規模擴展，表示它是針對普通百姓，而且使用通用語言，因此限制漢字數量，不僅有效，而且實用。
然而，在操縱數字的背後，乃是更重要的概念重新調整（conceptual reorientation）。隨意將漢字數字化，表示漢字與其代碼之間不再有意義上的關聯。漢字不再是一個謎，也不再擁有一把「鑰匙」。在電報員眼中，漢字已經喪失其浪漫色彩。漢字長什麼模樣或如何經由數個世紀的使用而成為現在的模樣並不重要。根本不用根據部首去規定電報代碼的形狀或形式，因此部首的最後殘餘功能便消失了。剩餘的便是一致運用四位數代碼，顯得冷漠無趣。阿拉伯數字不代表任何漢字的形狀、含義或聲音。西方電碼將漢字變成了不折不扣的技術，這是一種解決實際問題的實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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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若要使用威基傑的系統去發電報，基本上必須將母語視為外語代碼。威基傑只為漢語母語人士留下了一些輔助工具。發電報時仍然可以參考根據《康熙字典》部首安排的「發送表」（dispatch table）來按照部首查找漢字，但僅此而已。然後，發電報者讀取漢字上方列出的四位數代碼，然後以摩斯密碼的點和線來輸入電文。接收端則是反轉這個過程來解譯內容。操作員將使用編碼本的鏡像版本，亦即「接收表」（reception table），其中包含完全相同的漢字，只不過是按數字而非部首排列，讓人可根據四位數代碼去還原出漢字。威基傑使用中文數字一、二、三來代替1、2、3，藉此漢化這套系統（chinoisai，亦即Sinicized）以便使其更容易被人接受。然而，此舉未扭轉漢字的本質已被徹底改變的事實。
威基傑似乎信心滿滿，認為一旦中國人能夠輕鬆使用自己的語言去發送電報，其他問題（不信任西方技術、四處破壞電纜，或者清廷猶豫不決之舉）都將迎刃而解。可以透過數字直接以漢字發送電文，不需要先將其轉譯成歐洲語言。這樣至少省了一個步驟。
威基傑這位法國人只能從自身角度去思考西方字母，上述作法是完全有道理的。他認為，倘若將中文拼音化會讓中國人反感或遲疑，使用中性的數字去表示漢字便可解決問題。沒有強迫同化，沒有排外敵意。然而，他這樣做只會讓漢字在字母系統中成為二等公民，因為根據密碼最初的規定，數字的發送價格高於字母。發送完全由數字組成的摩斯電報其實是最昂貴的，因為每個數字占用的點和劃都比字母更多。簡而言之，威基傑解決了一個問題，但並沒解決造成這個問題的前提。然而，威基傑和大北電報公司都不關心這點。他們已經實現了眼前的目標；他們從漢字獲取了想要的東西。
在大北電報的強力支持下，威基傑的四位數模式便傳播開來了。他還建議安裝三條主要電報線以鞏固大北電報的勢力。這些線路將在中國境內從北到南、從東到西縱橫交錯，並讓較細的線路延伸至遙遠的省分。既然可以通過電報的電脈波傳輸漢字，大北電報沒有理由猶豫不決，不去鋪設電報線。在丹麥人夜間偷偷鋪設電纜一年之後，他們現在更能鼓起勇氣，齊心協力，公開推展電報事業。
由此，漢字電碼於焉誕生。少數不太懂中文的丹麥公司人員先前夢想推銷電報這種產品，但現在卻成了後續半個多世紀將持續困擾中國的東西。威基傑的編碼本成為後續所有中國電報編碼本的範本，直至王景春的時代才有所改觀。
然而，威基傑的電報代碼也並非沒有受人質疑。這套代碼一問世，中國人幾乎立刻就想改進它。率先這樣做的是一位安靜的中國年輕翻譯家，名為張德彝。張曾於一八六八年隨同外交使團出訪歐洲。張德彝指出，每回需要獲取緊急服務時，都必須透過「西洋字母」將中文消息傳回中國的中國辦事處，感覺非常麻煩。他還發現西方電報為何比較安全，因為祕密訊息是透過數字來發送的。這點啟發了張德彝，於是他根據類似的格式去構建自己的漢字電報編碼本。
威基傑出版的編碼本是重要的里程碑，但張德彝集中心力去改善它的草率之處。中國人無法非常輕鬆使用威基傑的漢字編號。這些連續的數字並未將漢字分組，而中國人習慣在字典中以這種方式去查找漢字。張德彝決定精簡威基傑系統的格式並稍加重組，使內容更加明確清楚。威基傑於一八七三年提出電碼草稿，兩年之後，張便推出自己的《電信新法》。它重新排序了漢字，讓數字不是那麼隨意便賦予某個漢字。張德彝使用相同的二百一十四個部首，但從《康熙字典》中重新挑選大約七千個漢字，並為這些字分配了從0001到8000的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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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德彝的編碼本和威基傑的編碼本的主要區別在於視覺排列（visual arrangement）。如果你是一名電報員，不時得承受壓力，要快速找出正確的漢字，幾乎沒有時間檢查條目去進行確認，那麼這一點便尤為重要。張使用更好的組織索引並納入更多的漢字。格子的行和列重新排成十乘十的網格。所有的二百一十四個部首都以紅墨水標記，重申傳統漢語詞典的組織原則，為其他漢字留下了大量的空白方塊。張德彝還保留了空間來輸入簡單的加密文字。發送西方電報時，會將代碼按字母表向下移動幾個字母來加密。例如，倘若將加密密鑰設置為返回字母表的三個字母，則SECRET將被拼寫為PBZOBQ。單元格結構中十的倍數使得處理漢字變得更容易，因為每個漢字在網格上皆有一個特定坐標。為了在位置加密（positional encryption）中更容易查找漢字，張德彝讓每個頁面都包含相同大小的漢字網格。如此一來，比隨意逐行列出漢字的模式（好比典型的西方電報編碼本）更容易查找到漢字。
用中文發一封密電極為麻煩。除了以某些漢字組來代替日期的國內短暫流行技巧之外，沒有簡單的方法可加密中文電報。中國自行使用的漢字加密法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後來有人嘗試編寫或加密中文電碼，結果混亂不堪，毫無章法，而標有色碼的（color coded）祕密編碼本也囿於官僚效率不彰或不夠安全而派不上用場。絕密的密碼本經常未經授權便被複製或傳播，而且不是供應短缺，便是無法獲得，複製時顏色標籤有誤，或者對外洩露。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結束，清朝戰敗，將臺灣割讓給日本，這時才知中國的電報早已被日本人截獲和破譯了二十多年。因為這樣而付出的政治與外交代價根本難以估量。
然而，張德彝對威基傑方案最重要的改變是從根本上提出了一套全新的摩斯密碼，亦即以中文思維開發的電碼。他不僅將其定為漢語方案，更是煞費苦心，為二十六個字母和十個阿拉伯數字添加了四位數代碼。他不僅想讓中國人使用這套系統，也想讓其他人能使用它，從而表示他改進的版本與現有的通用電碼標準一樣好。即使仍受制於根據外國標準所訂的規則，他已經思考要從漢字的角度去改造電碼。威基傑以中文書寫數字來擺出本地化的姿態，讓中國操作員可以輕易在編碼本中找到它們，但張德彝將其更改為阿拉伯數字，顯然更加全球化和高瞻遠矚。雖然可用西方字母作為媒介去發中文電報，但張德彝提出的中國方式來表示漢字以及融入西方字母及其所有可能的文字系統，從而扭轉了局勢。
張德彝等人推展了漢字電報技術，卻隱身於幕後而無人知曉。威基傑享有盛譽，但張德彝的發明卻鮮為人知，歷史記載也有訛誤。兩代的西方學者和專家絲毫不知張德彝另有張德明與張在初的化名（中國藝術家或文人除了名字，經常會取一個或多個字號）。他用這兩個化名（德明與在初）在電報編碼本上簽名。歷史學家誤以為那是另一個人，名叫德明在，將「在初」的「初」去掉，從而將其姓氏誤植為「德」。這便如同將張德彝名字偏移一個漢字來加密，因此未能揭露這項重要的歷史關聯。在上個世紀的多數時期裡，蒂特根與張德彝之間的重要聯繫一直遭到掩沒，故無人知曉。
時至一九二〇年代，釐清事實的時刻終於來臨。這項任務便落在王景春的頭上。中西電報歷史錯綜複雜，但王景春心知肚明，喋喋不休抱怨可能適得其反。中國不太可能去羞辱西方人，使其自願修正錯誤，因為羞恥並非西方的核心文化價值觀，假使抱怨和使其內疚都起不了作用，就必須使用不同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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