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2年，「社會主義者」一詞出現在友人致歐文的信中。1827年，「社會主義者」一詞又現身於歐文派刊物《合作雜誌》——這廣被認為是「社會主義者」和「社會主義」這組詞彙在英國的流通起點。在法國，（前）聖西蒙派勒魯在1832年首用「社會主義」一詞。一般來說，當一股新思潮被命名時，距離它的「萌芽」已經晚了許多。除非新思潮已有一定的成熟度和能見度，否則不會被特別指認出來，冠上新的名稱。自由主 義如此，社會主義亦復如此。
與共產主義不同，社會主義是十足的現代產物。在法國，大革命摧毀了舊制度，破壞了原有的封建關係。同時期的英國是蒸汽引擎與棉紡機的先發者，但赤貧人口急遽增加。在這個大轉型的背景下，出現了3位社會主義的先驅：聖西蒙（1760-1825）、傅立葉（1772-1837）和歐文（1771-1858）。法國大革命爆發時，他們分別是29、17和18歲。他們目睹大革命的暴起、變形和失敗，對其產生了負面觀感，但也不認同後滑鐵盧時代的政經走向。他們都反對共和主義，並帶有顯著的反政治傾向。他們都想找到能取代基督教的整體方案，都關切所謂的「社會問題」，也都寄望於一個和諧新「社會」的到來。
聖西蒙倡導「牛頓教」，主張工業家、科技專家和銀行家的理性之治。他的經濟思想接近於斯密、薩伊（Jean-Baptiste Say）一系。在復辟年代初期，他和自由派多所往來。著名的薩伊定律「供給會創造出自己的需求」，在其經濟學的含蘊之外，還指向一個只要努力就有回報的「工業╱勤奮」社會。薩伊在1803年《政治經濟學論》中，動用industrie一詞去涵蓋農業、製造與商業。這個詞兼有勤奮、努力工作之意，不是專指狹義的工業生產。科學家、企業家和工人，即廣義的工作者／勤奮者，乃現代社會的骨幹。不事生產的懶惰者（oisifs）即地主、食利者、尋租者，則欠缺正當性。要言之，薩伊反對軍事化的封建等級秩序，倡議一個以工業╱勤奮為本、大家都積極工作、奉行自由經濟的和平共和國。這是聖西蒙「工業主義」思想的重要源頭。
儘管聖西蒙受惠於薩伊，但兩人的政治觀點不同。薩伊對重農學派的批評比斯密更尖銳，政治上也比斯密更激進，是一位堅定的自由共和派。聖西蒙則是反共和、反政治的，並為「工業主義」注入了大量的精英主義元素。自1816年出刊《工業》以降，聖西蒙的立場漸為人知。他看重工業生產和技術進步，並把社會成員區分為生產者和不事生產者，即工作階級和懶惰階級。不事生產的懶惰者，主要是指世襲貴族、上層食利者。生產者或工作階級，則包括工業家、科學家、技術專家、銀行家、企業家，連同藝術家、農夫、記者、醫生等需要靠工作維生的人。工人也包括在內，但工人並非聖西蒙的關注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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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西蒙反對結果平等，主張能者出頭。他不曾提議廢除財產繼承權，更未主張推翻私有財產。他厭惡共和主義和民主，嚮往一種由工業和銀行主導的新組織，從上到下實施層級化的專家管理。他設想的上層管理機構，係由3個非民選的專家院（提出計畫的藝術家和工程師，負責查核和教育的科學家，執行計畫的企業家）組成，普通工人只是被管理者。據稱，這個新秩序不需要國家干預，無關政治統治，而是一種自發的、分工得宜的有機體。臨終前，聖西蒙倡議某種「新基督教」，並聲稱要改善「最窮困」階級的悲慘處境。
傅立葉是法國社會主義的另一先驅，亦是性別平等、女性主義和性解放運動的先行者，自稱發明了「激情吸引力的科學」。他認為，壓抑人的熱情和欲望，係為「文明」的最大缺憾，但這種壓抑並不科學。強制性的分工毫不可取，若能疏導人欲，使每個人的不同熱情得以紓解，並避免長時間重覆同樣的工作，則可望達致非強制性的「和諧」。也就是一種有效疏導人的激情、解除各種對本能的壓抑、對人性友善的社會。
傅立葉反對不受限制的財富積累，亦反對齊頭式的結果平等。他貶抑「工業封建主義」，拒斥一切中央集權，不贊成廢除財產繼承權。在他設想的共同體中，私有財產和階級都將繼續存在，但變得無害；利潤由大家分享，但不實施平均分配。除了睡覺以外的其他事項，幾乎都是公開的、非私密的活動，包括勞動、吃飯、育兒、自由做愛等。傅立葉的理想社區是小社群的聯合，各小社群是個人的聯合。社區稱作「法朗集」（phalanges），主建築叫「法朗斯泰爾」（phalanstère）。有別於聖西蒙，傅立葉並未把他的理想附會成一種宗教。除了「和諧」與「聯合」外，他還使用「團結」、「集體主義」與「互相主義」等詞。後來，這些都成了法國社會主義者的常用詞。
傅立葉經常天馬行空，如幻想一種粉紅色的檸檬水海洋，不會吃人的「反獅子」等。但他的若干見解對後繼者產生了巨大影響。在傅立葉看來，對女性和工人的壓迫乃是大惡——這一點被聖西蒙派和傅立葉派承繼。強制分工之不可欲，則是馬克思相當重視的傅立葉觀點。傅立葉也是較早論及「生產過剩危機」的論者，並指自由競爭將帶來壟斷；這兩個提法亦見於英國歐文派，後來被馬恩吸納。再者，傅立葉對「文明」的質疑，讓後繼者（包括聖西蒙派）注意到工業社會的陰暗面，而不至於（像聖西蒙那樣）毫無保留地吹捧工業。
歐文是英國社會主義的開創者，原是一位致力於工廠改革的企業主。他認為市場競爭只會加深窮人苦難，亦不利於其性格健全。在工廠改革的實驗外，他也推動模範共同體的實驗，曾赴印第安納州去建立「新和諧」合作村。他相信人的性格深受環境影響，倘能營造出妥善的環境，輔之以教育，則不僅可解決貧窮與失業，還可望孕育出「新道德世界」。在他看來，這亦是一種「理性的宗教」。再者，歐文是英國「合作主義」的導師，促成了勞動交換、合作生產、消費合作等具體實踐。他引入的勞動價值論說，還激發出一脈準社會主義（或勞動主義）政治經濟學，試圖把勞動價值運用於工人合作的脈絡。
在社會理念上，歐文派最質疑「競爭」。部分早期的歐文派論者，自1820年代起，已從「勞動交換」去構思後競爭的合作經濟。他們多主張以勞動價值（即勞動時間）作為換算基準，以進行平等交換。雖然他們常被稱作「李嘉圖派社會主義者」，但可能更多地受歐文啟發。後來，部分歐文派著眼於「機器」的突飛猛進，強調生產能力已能滿足人們的需要。這顛覆了那些以「禁欲」和「均貧」為特徵的共同體想像，並指向一個「豐裕」社會的到來。
聖西蒙、傅立葉和歐文之所以被封為社會主義者，常被歸因於他們關注「社會問題」，反對自由放任，或反映了工業社會的興起。但這些說法都不準確。聖西蒙倡導工業主義，卻不反對競爭，也一直不太關切貧窮與失業——儘管他在去世前表達了對「最窮困」階級的同情。又如，傅立葉 對現代工業並不熱中，儘管他不否認「大規模農業和工業」的潛力。再者，對自由放任的質疑，並非社會主義的先行者獨有。早在1790年代，佩恩（Thomas Paine）和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已察覺到後人所謂的社會問題。奉洛克和斯密為師的佩恩，當時已提出一套準福利國家方案，包含了累進的財產稅和遺產稅、國家濟貧、窮人就業、補貼窮人教育、促進機會平等、扶助弱勢者與殘障者、老人年金等措施。但佩恩卻不被認為是社會主義者，多被稱作激進民主派。
簡言之，當一種新思潮初次被指認出來時，它的身分主要取決於它與既存思想的差異。相對於佩恩，聖西蒙等人帶有反共和、反政治的基本特徵。佩恩等共和派或激進民主派的社會關懷，主要是出於政治的理由，亦即：赤貧者不可能成為好公民。聖西蒙等人則欲以「社會」取代政治。此外，他們都關切法國大革命（及其失敗）帶來的一大拷問：如果基督教難以為繼，該用什麼去取代？儘管他們的論說各自不同，但都寄望於一個和諧的新社會。聖西蒙的「牛頓教」和「新基督教」，傅立葉的「和諧」，歐文的「新道德世界」、「理性的宗教」和「新和諧」等，皆可理解為後基督教的、反政治的、厭惡衝突的、以「社會」為名的整體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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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現任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暨政治思想研究專題中心執行長，兼任《思想》季刊編輯委員。本文選自作者新著《馬克思：從共和主義到共產主義》（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