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困和不平等
所得不可能大過產出。只要發行社會通用貨幣的人願意，他們想要貨幣或名目所得成長多快，就能成長多快。但是，如果每一美元、歐元或日圓購買到的食品、衣物、住所或其他實際商品只有之前購買到的一半，那麼哪怕所得加倍，人們的生活水準也不見得會提高。想要增加社會成員的實際所得，必須提高實際產品的產出。
當然了，也可以藉由縮減其他社會成員所得的方式，在不增加實際產出的情況下提高一部分成員的所得，這種方式可以用於緩和不平等或貧困現象。這兩個目標經常被相提並論，似乎並無差異，其實兩者並不完全相同。不管採用何種計算手法，美國的貧困人口比重在20世紀都確實大幅降低。但是，不平等現象卻並未得到明顯改善。
有許多方法可以用於總結人口普查局收集的有關所得不平等的資料。其中最常見的是家庭所得的五分位分布法。表12-1顯示了2010年以及5個更早年度家庭所得毛額的百分比情況，分別列出20%的最低所得家庭、次低所得家庭，依此類推，一直到20%的最高所得家庭。如果家庭所得分配是平等的，每個1/5都會占總所得的20%。顯然情況並非如此。所得最高5%的家庭所占比重也顯示在表12-1裡（2010年，年所得粗計為18萬美元或以上的家庭即被列入全美國所得前5%以內，前1%的家庭則以37萬美元為界。許多人都以為門檻會更高，這一觀感實際是錯誤的）。
表12-1：家庭的貨幣所得：每個20％和最高的5%的家庭的所得占總所得的百分比。資料來源：美國人口普查局歷史所得表——家庭，表F-2：www.census.gov/hhes/income/histinc/index.html.
這些資料有兩個特點格外引人矚目。一方面，半個世紀以來，美國家庭所得分配結構變化甚微。儘管所得稅是累進制的，並且把所得轉移給低所得家庭和個人的政府專案已大規模擴展，但成效依舊不大。另一方面，自1980年以來，20%最高所得家庭所得增加和20%最低所得家庭所得減少。1960年以來，這些百分比數字具有明顯的穩定性，然而其中一部分只是錯覺。首先，這些百分比指的是繳納個人所得稅之前的所得；其次，資料未考慮到實物轉移支付，不過貨幣移轉確實有所反映。因此，私人養老金、退伍軍人福利、社會保障福利，以及那個曾名為「撫養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計畫」（AFDC）、現名為「困難家庭臨時救助計畫」（TANF）的項目，只要這些項目帶來的所得是用金錢支付的，就都包括在內。但這些資料並未把實物轉移支付的價值計算在內，比如醫療援助、房租補貼或者食品救濟券。儘管這些並未涉及貨幣交換，但它們都是貨真價實的所得。資料也沒能就家庭的不同規模而調整，所得最高20%的家庭比起最低20%的家庭多了約30%的人口。若針對這點做出調整之後，低所得群體所占所得金額就會上升，高所得群體則會相對下降。
要強調的一點就是，儘管所得不平等現象只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但這段時期貧困問題已得到明顯緩和。表12-2中給出了選定年份中全美所得在貧窮線以下的家庭比例。貧窮線指的是不同規模的家庭維持體面生活所需的所得數額，經政府官員計算後，定為購買充足食物所需價錢的三倍。考慮到貨幣價格的變化，貧窮線每年都會調整。1959年之前，美國人口普查局多年都不曾公開這一系列數字，但如果它公布了的話，早期貧困現象的減少一定遠比表12-2展現出來的更為顯著。在戈登．費舍爾（Gordon Fisher）所做的一項關於健康和人類服務部門的研究裡，將1948年的個人貧困率計算為33%。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也嘗試計算貧困率，並最終將其定在60%至70%的區間內。
表12-2：所得在貧窮線以下的家庭比例。資料來源：美國人口普查局貧困人口統計表——家庭，表13：www.census.gov/hhes/income/histinc/index.html.
究竟是什麼讓貧困率得以大幅降低？答案是經濟成長。只要總產出維持以每年3%的複合比率成長，總所得在50年間就會成長超過三倍。20世紀上半葉，美國的平均成長率正是3%（也須注意在2000至2010年貧困率有所上升。這一上升大部分應歸咎於2008年爆發的所謂經濟大衰退，經濟成長因此急轉直下）。
如果貧窮線被固定在一個絕對值上，只針對價格水準的變化調整，那麼哪怕不平等的格局並未改變，貧困現象也會得到明顯緩解。那麼，設定一個貧窮線的絕對值是否恰當？倘若要說在20世紀前幾十年裡頭，全球最富有的國家都有一大半人口生活在貧困之中，這聽起來會有些奇怪。大多數人都是從相對角度來考慮貧困。調查一再表明，當問及家庭需要多少所得才能維持體面生活時，大多數美國人給出的答案都約為他們所在社區所得平均水準的一半。根據這個標準，貧困現象會顯著減少，不平等現象自然也會明顯緩解。
為何不平等越演越烈
如果要問，為什麼自1980年以來（事實上，應該是自1974年以來）不平等現象越演越烈，首先應該提醒自己，美國家庭的所得至少有80%是以員工薪酬的形式獲得的。若想要解釋所得不平等現象為何會加劇，那麼首先應該了解工資結構的改變，以及導致結構改變的供需變化。
過去數十年間，工資上的不平等有加劇趨勢，而這一趨勢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加速。從供給角度來說，大學畢業生進入勞動市場人數的增幅要慢於高中畢業生的增幅。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這會導致大學畢業生和高中畢業生平均工資差距進一步拉大，也就會相對加劇工資不平等現象。然而最近幾年，大學畢業生的數目大幅增加。從需求角度來說，發生了幾個重要的變化。隨著經濟中服務業規模的不斷壯大，製造業相對萎縮。由於製造業的工資往往比其他產業的相對更平等，因而製造業規模的下降加劇了不平等現象。此外，經濟成長最迅速的就是那些有雇用大學生傳統的行業。綜合上述現象來看，技能熟練、受到較多教育的員工和那些技能和教育程度都較低的員工之間工資差距加大，也就在意料之中。
但這並不是唯一的成因，還須考慮婚姻和家庭發展趨勢。跟數十年前比較，今天的單親家庭數量更多。一個單身家長往往比兩個都有工作的父母賺得少，因此單親家庭整體來說所得更低。這種趨勢在所得最低20%的家庭中表現得尤為明顯。與此同時，越來越多雙親、雙薪家庭躍居所得更高的群組之中。第二個或許相關的原因，在於家庭中工作的人的數量。所得最高20%的家庭中，參與工作人員的數量往往是所得最低20%的典型家庭的3倍，這也就進一步擴大了統計差異。最後，抵達美國的移民往往技能不熟練、經濟狀況也較貧窮。這些移民的人數也在增加。這一趨勢也會使低所得家庭的數目膨脹，因此減少他們在國民所得中所占的比例。
（相關報導：
風評：貧富差距拉大不意外，政策錯誤不可取
｜
更多文章
）
乍看之下，似乎確實如此。但同樣事實並不會不言自明，它需要人們的解釋，探討時往往把所得流動性因素排除在外。表12-1呈現出來的就是一幅靜態的畫面：僅僅只是1960～2010年每10年的剪影。在未受過訓練的人看來，似乎這些年來每個五分位組裡的家庭和家計單位都是固定不變的。它忽視了所得流動性的推動作用。真實的場景更像是一個影片：人們在每一個五分位組裡的位置都是在不斷流動變化的。在2010年時，你起初可能只是個窮學生，或移民家庭的一員，但隨著你自身的人力資本的開發、比較利益的發掘，時光流轉，你會發現已被拉到所得更高的五分位組裡。自然會有新的高中畢業生和移民家庭來取代你在底層的位置。所以，有必要在一段時間內追蹤家庭和家計單位在五分位組裡的位置變動。一旦採取了這種措施，呈現在眼前的將是些頗有意思的結果。
表12-3闡明了我們所談論的東西。表中根據戶長年齡列出了2010年各家庭的平均所得（由於不願使用家長一詞，普查局轉而使用戶長一詞代替，用於指代某住所的所有者；若該住所為共同所有，則為調查表上名字出現在首位的人）。該表明確顯示：若是能在動態環境下觀察，如比較戶長整個生命週期的家庭所得，則在靜態圖表中表現出來的不平等現象有一大部分都會消失。
表12-3：2010年家庭平均所得（按2011年美元計算）。資料來源：美國人口普查局歷史所得表，表F-11：www.census.gov/hhes/income/histinc/index.html.
此外，根據近期經驗可知，在1999年所得排在最低20%這一區間的家庭中，約有60%在2007年已攀升到了所得更高的組別。但情況並不僅限於此，其中有30%的家庭至少飛躍了兩個五分位組。大部分貧困人口都變得更加富裕了。這種流動性是雙向的： 1999年所得排在最高20%這一區間的家庭裡，近40%的家庭在2010年至少下降了一個五分位組。
「但是，請等一下，」教室後頭又傳來了那個不屈不撓的質疑，「表12-1中的資料又該如何解釋？在1960年，所得最低20%的家庭占了國民總所得的4.8%，到了2010年，這一比重下跌至3.8%。如果真的如您所說，貧困人口在過去的50年變得更富裕了，那麼這一比重為什麼會下跌呢？」
這個問題提得非常好。明確的答案是：舉個可能有些不當的比喻，過去的50年，經濟這個蛋糕也突飛猛進地變大了。儘管所得最低的群組分到的蛋糕金額比以前更小了，但他們這些年來享用的蛋糕分量卻變大了。例如，若以2005年的美元水準來計算，1960年的美國國內生產毛額粗計為3兆美元。國內生產毛額可有效代表國民所得，下一章將再進一步討論。所得最低的群組賺到了4.8%的所得，約合1,450億美元。而在2010年，國內生產毛額粗計為13兆美元，這些所得最低群組中的新家庭占據了其中的3.8%的比例，約合5,000億美元。分給最低所得家庭的蛋糕在這50年增加了近3.5倍。把這個比喻拋開，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最低所得群組中新出現的那些家庭所賺所得扣除物價因素，也成長了3.5倍。沒錯，有錢人變得越有錢了，窮人也不例外。
作者介紹
保羅．海恩（Paul Heyne，原版作者，1931-2000）：華盛頓大學經濟系傑出講師。他是大學經濟學教育的改革者，終生致力於改變僵化刻板的教學方式，被譽為美國「近25年來最優秀的經濟學教育工作者」之一。本書為其代表作，在全球享有盛譽。
彼得．勃特克（Peter Boettke，修訂版作者）：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教授，同時擔任詹姆斯．布坎南政治經濟中心副主任、美國市場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大衛．普雷契特科（David Prychitko，修訂版作者）：北密西根大學經濟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