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 專屬文章 沈旭暉專欄：《奧本海默》中的大反派，才是猶太人心目中的救世主

《奧本海默》中的大反派，自然是戰後「逼害」奧本海默那場聽證會的主要策劃人，時任美國原子能委員會主席的史特勞斯（ Lewis Strauss ）。他是美國右翼路線的代表人物，和奧本海默的左翼立場形成鮮明對比：前者主張美國必須強化核威懾，進一步發展軍備，視蘇聯為納粹德國那樣的美國敵人，相信要有足以令蘇聯屈服的實力，才可以達致長久和平。後者則認為二戰已經是人類大悲劇，戰後必須避免軍備競賽升溫，所以美國必須與蘇聯保持溝通渠道和一定互信，避免各走極端，人類才有和平的希望。

然而在黑白分明的臉譜背後，導演其實也有一定留白，去讓人反思史特勞斯雖然人格明顯有一定問題、奧本海默確是美國戰勝二戰的大功臣，但史特勞斯的主張是否全然不合理、他是否毫無代表性，卻依然值得商榷。

史特勞斯今天不算家傳戶曉（ household name ）的人物，但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他也是美國一個風雲人物，起碼他曾經登上《時代雜誌》封面兩次，對華府最高層也有直接接觸的能力和影響力。至於電影為甚麼對他在華盛頓有「深層政府」（ deep state ） 的影響力都只是以暗場交代，而且有意無意間淡化了他的猶太人領袖身份，其實這一部份，也相當精彩。

是的，史特勞斯和奧本海默一樣是猶太人，同樣對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深惡痛絕。然而相較下，奧本海默屬於猶太人的上層階級出身。白手興家的是他父親，家中甚至有梵谷和畢加索的藏品可以突顯出他家境富裕，因此才可以負擔哈佛大學的學費，進行被視為「沒有實用價值」、只有社會賢達才能進行的「離地物理研究」。相反史特勞斯家族移居美國已經超過一世紀，他出生時已經家道中落，自己要靠巡迴各地賣鞋為生，最終為了賺錢糊口，只能以業餘方式，追求他對物理學的興趣，成為一個「民間學者」。後來史特勞斯成功白手興家，成為猶太富豪，與白宮和洛克菲勒等大家族都有了業務往來和直線聯繫，才重新在猶太人圈子佔有一席位。

這樣的對比，就算不存在其他路線矛盾，也足以令史特勞斯對奧本海默有一種先天的厭惡和嫉妒。 （相關報導： 沈旭暉專欄：美德蘇的原子彈競賽，為何最終分出勝負？ ｜ 更多文章 ）

說到二人的猶太人身分（ identity ），也有很微妙（  subtle ） 的比較。

奧本海默曾捐錢拯救在德國的猶太人，這是無庸置疑的善舉，但這類善舉史特勞斯也有，而且對猶太人這個群體，幾乎肯定付出得更多。史特勞斯曾經多次遊說美國政府改變移民政策，為猶太人提供移民避風港，而不是只接收愛因斯坦這類頂尖的猶太人精英；他統籌過援助猶太人的計劃，這範疇的工作頗為利他、無私，可以說拯救了不少人；他亦長期活躍於大小美國猶太人組織之間，包括在他下台後，也從一而終地奉獻。然而史特勞斯卻不是猶太復國主義者，並沒有想去以色列謀求一官半職，而是專注於繼續在以色列框架外，鞏固全球離散猶太人的網絡。和愛因斯坦聯名建議羅斯福總統研發原子彈的猶太物理學家利奥·西拉德（ Leo Szilard ）也有在電影出場，後來對使用核武持反對意見，然而電影沒有交代的是他主要的金主，正是支持擴大核武用途的史特勞斯。

在身分認同的角度上，史特勞斯除了是美國人，身為猶太人的身分（ identity ）也很強大，甚至更強，可能因為史特勞斯「首先是猶太人」。至於奧本海默，除了是美國人，首先卻是一個左翼國際主義者、疑似共產主義者，相信世界大同、人人有責，然後才輪到是猶太人。這幾個身份之間，如果出現衝突，哪個更重要，就有層級的差別。結果兩者 「身分」的差異，令雙方都很難覺得對方是同路人，史特勞斯曾批評奧本海默對猶太人不夠盡心盡力，奧本海默則看不起史特勞斯這種美國官僚視野太狹隘，不夠自己對人類未來這類大題目天天掛在口邊那麼宏觀、那麼大愛。

奧本海默的對頭與「深層政府」（ deep state ）：史特勞斯影響力從何而來？

談及奧本海默的對頭人、大反派美國原子能協會主席史特勞斯，他的部份影響力，自然是和他的猶太人領袖身份有關。然而我們經常習慣神化猶太人在美國的影響力，其實在五十年代，美國並非對以色列一邊倒支持，而是在以巴衝突之中相對中立的，對以色列提供武器也要通過走私渠道。史特勞斯的猶太聯繫，甚至令他在戰時成為聯邦調查局（ FBI ）的調查對象。他在政壇的影響力，還有很多其他憑藉，我們必須了解這些潛規則，才知道奧本海默得罪了哪些既得利益集團。

史特勞斯初踏入社會時，曾協助後來成為美國總統的胡佛（ Herbert Hoover ，並非 FBI 局長那位胡佛），進行對戰後歐洲的人道援助，那是一段「偉光正」（中共口號，即「偉大、光明、正確」的意思）的經歷，二人也建立了終生的友誼。胡佛曾經住在中國天津經商，懂中文，相信也帶給了史特勞斯一些獨特的人脈網絡。當時美國共和黨對華政策深受路易斯（ Henry Luce ）影響，他也是一位傳奇人物，在山東出生，後來成為支持國民黨的大金主，以創辦《時代雜誌》、《生活雜誌》等成為極具影響力的風雲人物。正如史特勞斯在電影輕描淡寫一句談及，「 Henry Luce 是我的朋友」，所以《時代雜誌》 才會對他吹奏，配合他的暗謀（ agenda ）構陷奧本海默。用特朗普今天的術語來形容，這根本就是一個「deep state」。

此外，史特勞斯曾經加入美國海軍，得到軍人出身的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好感，同時亦得到軍工集團支持。須知道美國原子能協會的前身，正是奧本海默領導的那個曼哈頓計劃，計劃負責人是軍官，編制屬於軍隊，雖然戰後要把這個重要的戰略編制交還給文人政府統籌，但由於內裏涉及非常龐大的利益，人選如果不受軍方認同，則寸步難行。史特勞斯大力贊成推動氫彈研究，固然有冷戰的意識形態背景，但同時也涉及軍工集團的資源和地位。奧本海默反對氫彈計劃，就會成為這個集團的眼中釘，史特勞斯不過是其中的代言人而已。 （相關報導： 沈旭暉專欄：美德蘇的原子彈競賽，為何最終分出勝負？ ｜ 更多文章 ）

雖然艾森豪威爾明顯是這個集團的成員，但諷刺的是，他離任時發表了著名的警告，指一個「三位一體」、影響政府施政的「軍事工業集團」（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正在操控美國。史特勞斯自己的國會聽證會，就是針對艾森豪威爾對他的商務部長任命，當時已經是 1959 年，即是他離任前最後一年，任命是因為史特勞斯任滿原子能委員會主席，艾森豪威爾希望投桃報李。如果任命獲得通過，這就是順理成章為集團處理商業利益的內閣職位，史特勞斯自然也會支持共和黨的尼克遜競選總統，如果後者在 1960 年當選，史特勞斯的部長職位也可能順利過渡。最後尼克遜被當時極度年輕的甘迺迪爆冷擊敗，而甘迺迪嶄露頭角的一次，正是反對史特勞斯的任命，可見一切都是佛家所說的「因果」。史特勞斯對這個集團倒是從一而終， 1964 年繼續出錢出力，支持走極右路線的共和黨候選人高華德參選總統，最終高華德以史上其中一個最懸殊比數落敗。

另一方面，由於史特老師「設局陷害」奧本海默，容易令人覺得他是美國情報機關的人，與及麥卡錫時代獵巫的重要加害人。但其實如前述，美國 FBI 局長胡佛（ Edgar Hoover，不是剛才談及那位共和黨總統）對史特勞斯也有懷疑，對他大力捐助猶太人組織感到不安，因而阻止了他加入戰時的情報機關。史特勞斯固然是大右派，但除了指控奧本海默親共，卻又沒有其他太多類似獵巫式的「極端行為」有記載。能夠動員一代權臣胡佛參與對奧本海默的政治逼害的，不可能單憑史特勞斯，這個關鍵問題在電影被問及很多次，答案卻只能以暗場交代。

說了那麼多，還是要回到「史特勞斯 Vs 奧本海默」的核心問題：奧本海默的左傾思想、和與共產黨的間接聯繫，會否影響他在發展美國核武的專業判斷？如果答案屬實，無論人家有沒有陰謀，這件事都會發生，那我們應該怎樣客觀研判這個關鍵問題？

國安角度，如何研判奧本海默極左思想的風險？

美國原子能協會主席史特勞斯與及奧本海默的糾紛，除了代表各自背後的板塊利益，以及以私人恩怨外貌呈現以外，涉及公眾利益的重點，就是一個有左傾、甚至極左思想、與美國共產黨熟悉或曾經熟悉的精英，當擁有了最高權限，去接觸美國最尖端武器發展的一切秘密，會否構成國家安全風險，讓美國的敵人，又或是競爭對手有機可乘。

奧本海默雖然不可能是史特勞斯那個聽證會內，有人指控的「 more possible than not 」 是一個「蘇聯間諜」。然而他的政治傾向、與及他的人際網絡，是否適合讓他接觸國家最高軍事機密，卻屬於另一個問題，應該有另一重思考。這個問題，值得超然於這些人名，去討論背後的結構。畢竟需要一再強調：結構比人重要！

電影借杜魯門總統的嘴巴，問了一個很關鍵的邏輯問題：如果奧本海默相信蘇聯有能力製造和美國水平一樣的核武器，為甚麼卻又反對美國發展氫彈？為甚麼相信美國不發展氫彈，蘇聯就會為了人類和平，自己也不發展氫彈？換轉是美國知道了蘇聯正在發展氫彈、而因為「和平」原因暫緩，美國軍方會加快步伐、爭取時間利用這個天賜良機，還是對蘇聯釋出善意？須知蘇聯不會遵守文明規範（和現在某國一樣），如果美國刻意減慢核武研發，結果很可能只會將自己的優勢斷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這和後來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在七十年代冷戰「低盪時期」（ detente ）達成的局部裁軍協議不同，那時候，雙方都掌握了對方的大約科研水平，知道單是再製造同級別的武器，除了自我浪費資源，甚麼也達不到，於是才樂得大家省省錢。

然而到了列根總統上台，推出被稱為「星球大戰計劃」的導彈防禦系統，蘇聯就立刻中計要「跟機」，因為這如果屬實，被研判就是技術性的飛躍，不再是「量變」而是「質變」，自己就會被永久壓制。如果以美蘇裁軍協議出現過，去論證其實美蘇當初都會願意不發展氫彈，這是明顯偷換概念。 （相關報導： 沈旭暉專欄：美德蘇的原子彈競賽，為何最終分出勝負？ ｜ 更多文章 ）

換轉頭來，如果蘇聯沒有發展氫彈的實力，美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民主政體，擁有了比對手更高一層的武力，才可以壓制對方作為非民主政體發展同級別武器，這才可以更有效捍衛全球民主國家，邏輯上，這又有甚麼不好？何況對方的真正實力，無論有多少情報，都始終存在不可測性，現實上沒有一個國家會建基於不完全可控、可測、可實證的資訊，去主動停滯自己的科研進度。一般思維都是「有備無患」。

所以史特勞斯就是不一定認為奧本海默是「共諜」，單純懷疑奧本海默會因為個人理念原因，而希望減慢包括美國、蘇聯在內的全世界去發展核武的速度，這個說法，奧本海默卻是難以證偽的。在情報部門的角度，情願保守一點、保險一點，避免不必要的風險，其實很多國安都是如此思維，並非當時美國只此一家。

有很多共產黨親密朋友，會否構成國安風險？

史特勞斯及其推動成立的聽證會對奧本海默的另一項質疑，涉及奧本海默會否將國家機密向其他共產黨同路人洩露。這固然涉及政治獵巫，但也不是沒有相對客觀的問答可以評估風險。

在美國政壇，曾經左傾、或曾經接觸過包括美國共產黨在內的左翼政黨的著名公眾人物例子，其實很多。就像後來的共和黨右翼「新保守主義」陣營，大部份都曾經做過左派，激情過、反叛過、革命過，然後因為種種原因發現理想幻滅，對左翼理念和手法出現強烈反彈，才轉投右翼陣營。只是他們過檔後，又用了一些左翼組織群眾、推廣理念的方式，加上宗教色彩，去凸顯和傳統右派的不同而已。他們轉換陣營的時候，都會很強烈的和「昨日的我」決裂，姿態很公開，而政客的潛規則是「一生人起碼被容許一次轉軚」，所以美國社會對「新保守主義者」的路徑也普遍接受。

奧本海默作為一個機智（ resourceful ）的聰明人，很快發現了共產黨作為一個組織的虛偽、言行不一。但他一生都不願意放棄「沒有組織的左翼思想」，也不願意像真正的共產黨員那樣，把與朋友劃清界線當作家常便飯。在聽證會中，他被問及是否依然與美國共產黨員有聯繫、是否依然是朋友，律師眼神示意他要答「no」，他卻偏偏堅持答「yes」，聽得律師直搖頭。這類審查有很多無關痛癢的問題，但剛才這一條，一定是關鍵中的關鍵，奧本海默也不可能不知道，卻拒絕對這關鍵問題撒謊，情願提供明知會瓜田李下的答案。

忠於理念本身是一項優點，只是不適合從政。記得我在美國讀冷戰課程時，教授談及冷戰期間的間諜問題，笑說所有真正的間諜，對被要求簽署任何聲明、怎樣譴責共產主義，都會無任歡迎，「搶住簽」。但那些左翼學者卻會因為原則而拒絕，甚至會搞抗議，結果被懷疑是共諜的，就是他們。這是很黑色幽默的警世故事。

「共諜」這個指控很嚴重，無論是道德倫理上、還是法律上，就算是那個調查奧本海默的聽證會，也不可能這樣輕率對一位偉大科學家正式定性。但基於奧本海默的社交圈子中，不論是妻子、情婦、弟弟、弟婦、密友、同事、學生等⋯⋯都有很多共產黨員或前共產黨員這個事實，而奧本海默又是一個少有具有社交能力、愛喝酒、和受女性歡迎的物理學家，他會否有任何機會在某些「特別放鬆的時刻」，不慎對深藏不露的「外國勢力特工」透露了片言隻語國家機密，而自己也不知道？

國安的舉證責任通常都是「有罪推論」，然後要求你提供證據，為自己的清白奮戰。奧本海默自己是很難證明沒有風險的，如果在正常的法庭不會有罪，但敏感（ perceptive ）又主觀性重（ impressionistic ）的聽證會，就是另一回事。

最偽善的是，奧本海默的「接觸最高機密權限通行證」後來終於被美國政府正式「恢復」了。但就算是民主黨同情他的甘迺迪、約翰遜總統任內，可以對奧本海默頒發勳章、算是「恢復名譽」的平反，也都沒有，甚或是不敢恢復他的有關權限。這個權限，居然是兩年前，才被現任民主黨拜登總統「恢復」的。It speaks for all。 （相關報導： 沈旭暉專欄：美德蘇的原子彈競賽，為何最終分出勝負？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臺灣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約聘副教授；本文為【國際夢工場】 《奧本海默》系列（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