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非盧安達由比利時託管，比利時政府選擇圖西族做為統治階級，人數較多的胡圖族卻受人宰割。這兩個種族的語言、體格和文化差別不大，主要是社會階級不同（圖西族是牛主、胡圖族是牧牛人），比利時的決定則進一步加深了兩族的分裂與衝突。不過比利時人在1962年離開時，卻將政權交給胡圖族，盧安達在同一年宣布獨立。
積怨已久的胡圖族（Hutu）掌權後開始屠殺圖西族（Tutsis），大量圖西族人流亡至鄰國，這些圖西族人組成「盧安達愛國陣線」（RPF），1990年開始對胡圖族政權發動攻擊，直到1993年雙方簽署和平協議。此外，盧安達政府始終未妥善處理民族對立的問題，不僅對圖西族實行種族歧視政策，國營媒體甚至把圖西族視為國家的敵人，引起圖西族的恐懼和仇恨。
1994年4月6日，1架載有當時盧安達胡圖族總統哈比亞利馬納（Juvenal Habyarimana）及蒲隆地總統恩塔里亞米拉（Cyprien Ntarymira）的飛機意外遭到擊毀，機上人員全數罹難。盧安達的胡圖族極端分子指控這場空難是RPF所為，並在全國廣播中喊出「砍倒高樹」的口號，「高樹」指的是從前比利時統治下的圖西族菁英，當時許多胡圖族紛紛拿起武器，砍殺鄰居、朋友、同事，甚至是妻子。這場大屠殺歷經100個晝夜，約有80萬人命喪黃泉，直到RPF與鄰國烏干達的軍隊在7月攻入盧安達首都吉佳利（Kigali），擊敗胡圖族政府。
盧安達1994年爆發種族滅絕行動，逾80萬人遭到殺害。（美聯社）
大屠殺期間，約有25萬名圖西族婦女遭到強暴或淪為民兵組織的性奴，瘋狂濫交也散布了愛滋病病毒，至今許多盧安達婦女與她們的孩子都深受此病折磨。這些受到性侵的婦女共誕下2萬個嬰兒，成為這場悲劇活生生的證據，而當地人輕蔑地稱這些小孩是「凶手之子」，這些孩子通常過著貧困的生活，比起同儕，他們感染愛滋病與遭到家暴的機會更高，盧安達當局也沒擬定政策來幫助這些因強暴而生的孩子。
盧安達大屠殺將滿23年，「國際跨領域研究戰爭孩童聯盟」（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n Children Born of War）創辦人默希曼（Ingvill Mochmann）花了10年研究戰爭對孩童的影響，默希曼說：「許多孩子都過得相當不錯，有些孩子卻做不到，我們該探討的問題是，什麼造成了這種差異？」
艾伯特與阿涅斯──小男孩有媽媽，卻不得不在孤兒院長大
21歲的艾伯特（Albert）以鐮刀揮砍著樹苗，皮製拖鞋深深陷進泥濘。他剛從位於首都吉佳利（Kigali）的寄宿學校畢業，柔嫩的雙手、Puma的運動褲，都讓艾伯特覺得自己和家鄉穆庫拉（Mukura）的鄉村感格格不入。
艾伯特在孤兒院長大，搭公車回家要花4個小時。從小他就常常翻著英語和法語字典，夢想著未來可以從政，美國知名大學的招生手冊躺在他的房間裡，有佛羅里達的聖里奧大學、密西根州立大學等等。
現在，艾伯特得先幫忙母親整理約一公頃的荒地。艾伯特的媽媽名叫阿涅斯（Agnes）。1994年4月，阿涅斯還只是個普通的圖西族少女，盧安達的街頭堆滿死於屠殺的屍體，一名胡圖族男子假意好心提供她庇護，卻把她留做性奴隸，威脅她說，敢逃跑就殺了她。
後來圖西族軍隊殺回首都，200萬胡圖族人紛紛逃離國內，阿涅斯的綁架者卻逼迫她跟隨，他們最後到了坦尚尼亞，阿涅斯在那裡生下兩個健康寶寶：艾伯特和他的弟弟。
後來，阿涅斯找到方法逃離了綁架者。當她帶著兩個孩子回到熟悉的故里，鄰居卻問她：「他們是殺人兇手的孩子嗎？」阿涅斯決定把兩個孩子送到政府營運的孤兒院，那裡離她的村子很遠，一年只負擔得起往返一次的交通費。她嫁給了兒時一位朋友，搬進了香蕉園旁的小農舍，開始從前一段人生中恢復。
但阿涅斯沒有忘記她的孩子，母子分離撕裂她的心，也讓小艾伯特滿心困惑。「我跟她說，『我想跟妳在一起』。」艾伯特回憶道，阿涅斯回應他：「媽媽是在為了你賺錢啊。」
當時的艾伯特還不知道，他是媽媽被強暴後生下的孩子。生長在孤兒院，他的許多同學都在大屠殺中失去雙親，他為自己還保有母親而感到慶幸。「像我這樣的孩子有2000多人，」艾伯特說，「很多人比我還掙扎。」
艾伯特17歲那年終於知道了父親的事。那個男人幾年前回到了盧安達，被判處終身監禁。他坐牢的監獄距離阿涅斯家只有48公里。艾伯特曾想過，不知道見到父親是什麼感覺。但他似乎還沒準備好。
艾伯特的孤兒身分讓他得以用公共獎學金升學，他以最優秀的成績考入全國最好的高中，也在盧安達大學入學考試裡獲得優異成績。2月時，艾伯特前往吉佳利一間留學諮詢公司。負責接待他的留學顧問笑道：「有你這種成績，一切都很容易。」
艾伯特告訴顧問，他想要進入美國或加拿大的大學，對學校沒有特定的偏好，只有探索的渴望。顧問告訴他，海外留學的學費、住宿與雜費等，一年約需1萬至2萬美元，顧問公司會幫他找到適合的獎學金。不過......「申請費用是200元美元。」顧問說。艾伯特整個人垮了下來。他連搭公車回家的5美元都沒有......。
納塔爾與阿桑塔──「我是雜種嗎？對，我就是雜種」母親的坦白換來兒子的懂事
口中不時哼哼念念、靈感湧現時就隨手寫在筆記本、纸上或是任何他拿得到的東西，就讀高中的納塔爾（Ntare）夢想是成為一名音樂人，白天他在全國第二大城吉塔拉馬（Gitarama）南部的工地實習，下班後他會脫下橘色的連身工作服，換上粉紅色睡袍躺在沙發上觀賞美國的音樂電視劇《嘻哈帝国》（Empire）。
創作是他面對黑暗的方式，他用自己的電腦錄下自己的歌，再把創作寄給位在吉加利的各大電台，希望有朝一日能在電台聽到自己寫的歌。他把自己的故事寫在歌裡，在後院默默的練習著：
他們有些人在街頭
有人蹲在監獄裡頭
有時後果就在前頭
例如，我就在「聯攻隊」（interahamwe）裡頭。（註：聯攻隊是由胡圖人組成的民兵組織，是盧安達大屠殺中的主力）
但我們不想太多，我們向前看
阿桑塔（Assoumpta）回憶，在她告訴納塔爾生父是誰之前，他總是一天到晚惹麻煩，找人打架。在決定坦承之前，她告訴自己不要美化事件，要坦白的告訴納塔爾。她跟納塔爾說了大屠殺的歷史，當年聯攻隊在學校發現了她、強暴她，她的肚子一日一日隆起，卻被親戚趕出家門。這也是為什麼納塔爾常常挨打挨罵。阿桑塔擔心，納塔爾知道事實後會變本加厲，走上歧途。沒想到納塔爾安靜不語，長達一個星期不敢直視她的眼睛。從此他不再惹事，幫忙更多的家事，某一日還買了水果回來為阿桑塔補充營養，他開始擔負起一家之主的角色，不再責怪打他的媽媽和那些罵他「雜種」的人。納塔爾說，當時他反而感到解脫，坦然接受自己的身分，也知道母親當時並沒有選擇。他練習著饒舌：「我是雜種嗎？對，我就是個雜種。」納塔爾參加了一個由「盧安達基金會」(Foundation Rwanda)舉辦的營隊，該基金會長期協助在盧安達大屠殺中受害婦女和兒童，他在營隊中認識了許多很他一樣背景的孩子。他將自己和母親的故事寫成舞台劇，並請營隊中的朋友們演出。納塔爾也試著一點點的把自己的故事告訴他的會計師女友，兩人已經交往快2年，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和她共組家庭。納塔爾希望自己寫的歌，能讓和他一樣背景的人聽了之後明白自己不是孤單一人，這首歌的名字就叫作「盧安達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