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薪資停滯20年，歷屆政府都承諾解決，但一直沒有改善。有調查顯示低薪困境是年輕選民最重視的議題之一，將對候選人構成選舉壓力，長遠更可能會損害台灣青年對民主政治的信心。
台北的初冬早上，24歲的詩雅（化名）騎腳踏車到達中正區的辦公大樓，這趟15分鐘的「車程」只需5元（新台幣，下同）。她對記者說：「反正我家離公司不遠，重點是可以省交通費。」
來自屏東的她獨自在台北打拼，過著節衣縮食的生活。午休時間，她跑到附近的學校區小吃店，點了一碗70元的肉羹面。「現在物價漲的很兇，隨便一個好吃一點的便當都要150到180塊，我要把每頓飯的錢壓縮在100塊內。」
這位職場新人大學畢業一年半，在中小型廣告公司任職平面設計師，月薪三萬元（約合950美元），公司偶爾會視乎專項發放獎金3000到6000元。
她的薪水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勞動部統計顯示去年入職的畢業生薪資平均為3.4萬元，但四分之一領著2.5萬元的基本工資，而同期台灣整體薪資中位數為月薪4.3萬元。
年輕人總體薪水難以追上大城市的物價，以台北市為例，去年人均月消費支出為3.3萬元，而最新公布的10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3.05%，創九個月以來新高，其中食物類漲幅最大。
詩雅說，房租和水電費已經吃掉近三分之一薪水，她不逛街、不買衣服、不娛樂，收支才勉強打平，甚至連象徵「小確幸」的珍珠奶茶也戒掉了，每逢節慶要送禮就倍感壓力，遇到突發狀況更是入不敷支，如近期電腦故障要修理，她只能請求父母代繳每月3000元的分期付款。
「我當然希望趕快獨立，但現階段真的沒辦法。」這位北漂族苦笑道。
忙碌的「斜槓青年」
35歲台北人柔瑩在傳統產業從事行銷企劃，她形容自己是「薪水卡住的一代」，13年前大學畢業從2.3萬元起薪點開始，兩年後2.5萬元，到第四五年才3萬元，「那卻是新鮮人的起點。」
她目前月薪約4.5萬元，即剛好超過台灣薪資中位數，她說這已經是公司裏的主管級水平薪水，未來上升空間不大。「只要老一輩的不退休，我們會一直在這迴圈裏打轉。」
在正職看不到薪資上漲希望的她，把皮革手作的興趣發展為副業，不定期在周末市集擺攤，現在每次可以賺一萬多元，另外也在網上接訂單。「錢不夠又想買房子，就只好辛苦一點，而且我不想被一份薪水綁死。」她說。
另一位斜槓族小翔也告訴記者，光靠正職的薪水無法買房成家，他七年前開始業餘經營健康產品直銷，現在每天下班後平均花兩小時處理業務，每月收入有三分之一來自副業。
像柔瑩和小翔這樣的斜槓族逐漸成為社會主流，「2023新世代人才大調查」發現，18至35歲在職人士近兩成有兼職收入，其中六成多是跨領域兼職，大多從事設計、教學和業務。另一個調查也發現過半新鮮人有意從事兼職，主要原因包括想多賺錢、正職收入太少、工作時間彈性等。
台灣青年民主協會理事長張育萌對記者指出，同輩有一半人下班後有第二份兼差，有些人接案子，有人當家教，也有人當外送員，這現象在生活成本高昂的都市圈更明顯。「朋友之間聊天會問，你這樣子不會太累嗎？然後就說因為薪水不夠啊。這是一個很正常的對話，大家都完全理解。」
坊間很容易把斜槓族浪漫化，但張育萌認為這是社會問題的警號。「斜槓其實就是把工時拉長了，如果一天工作八小時後可以好好休息，誰不願意呢？」
年輕選民怎麼想怎麼投？
年輕人面對的低薪困境反映在大選議題，當地媒體NOWnews月前發佈《2023青年政策白皮書》，委託民調公司對全台20到39歲民眾進行問卷調查，發現有27.6%受訪者認為「青年低薪」是他們最關注的問題，較「兩岸主權」更重要。
總統蔡英文2016年上任時承諾從根本結構解決「青貧族」問題，又形容「勞工永遠是心裏最軟的一塊」。其任內主要措施是提高基本工資，月薪從2016年的2萬元，到了明年1月將調整為2.7萬元，時薪也從120元調到183元。
但分析認為此舉只能直接惠及最基層勞工，無法帶動整體薪資水平，也未能解決青貧族問題。從數字來看，全台目前仍有一半受僱員工、超過408萬人平均月薪不足4.3萬元，青年族群有超過六成未滿3.5萬元。
21歲大四學生林蓉蓉是本屆大選的首投族，她對記者表示仍在考慮是否返鄉投票，「換了誰，感受度都差不多，問題永遠也在。」
她在台中逢甲大學主修運輸與物流學，目前於當地龍頭承攬公司實習，計算加班費在內月薪約2.9萬元，畢業後轉為正職員工可加到3.2萬，但她說多了3000元也完全不夠用。
這位凖畢業生曾到美國、貝里斯等地實習。比較過各地薪酬、工時和物價後，她認為國外物價高但薪水也高，感受上比較舒適，在台灣則總是不開心，壓力非常大。她直言：「台灣的薪水不是我該領的，這不是我該擁有的生活。」
她表示，儘管在同志平權方面對民進黨有好感，但政治上厭倦藍綠之爭，也不認為選舉能改變生活。「他們永遠把矛頭指向中國，說選了誰中國就打過來，不會討論經濟怎麼樣。」
另一位大四學生、首投族王紹翔也告訴記者，他的投票意願不太高，指三組候選人爭吵的內容只在於立場，不在意內政，又認為政治人物說關心青年低薪都是空話，「應對選舉開一堆空頭支票，可能最後會兌現一些，但真正做到的不到十分之一」。
他主修歷史系，不少前輩畢業後在國史館或研究機構工作，起薪點約3萬到3.5萬之間，而說3.5萬已經是天花板，可能很多年都不會加薪。「你不是理組，不是工程師，在台灣就只能低薪。政府一直講股市和經濟很好，但為什麼薪水都沒漲？」
「雖然最近民進黨不斷推出政策，希望挽救年輕選民的心，但至今在年輕選民的支持度上仍然偏低，這也是賴清德無法拉開差距的重要因素。」
台灣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張峻豪教授也說，多個民調顯示這次選舉前年輕人「下架民進黨」的聲量很明顯，原因是該黨走「抗中保台」路線打「兩岸牌」，相對忽略了青年議題。
「要站在年輕人這邊提出更多有感的政策，來取代不和對岸交流的做法，才會有票。2016的蔡英文就是這樣操作，以新南向政策、取消軍公教福利、同婚合法化，來讓年輕人有感。」
2016年蔡英文競選時承諾訂立《最低工資法》，但相關法案近八年後直到今年9月才送交立法院審議，12月大選前夕三讀通過。
台灣青年民主協會理事長張育萌表示，年輕人看在眼內都感到失望。「低薪對我們是非常迫切的問題，政治人物可能會覺得，我們的選舉承諾最終都有兌現啊，但問題是太慢了……等八年小孩都長大了。」
為何台灣薪資停滯20年？
過去20多年台灣人實質薪資不斷倒退，有分析認為與產業結構性有關。
1980年代台灣經濟以出口代工的製造業為主，當時工業與服務業的受僱人員過半來自製造業，但隨著中國改革開放，1990年台灣政府准許台商赴大陸投資，大量台資企業帶著資金和技術遷移，這波「去工業化」導致本土流失大量職位。
國立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樊家忠對BBC中文指出，2001年中國和台灣加入世貿組織後，國際貿易的分工結構改變，變成是用台灣的資本和技術，結合中國的密集勞動力，把產品外銷，「得到好處的是台灣資方和大陸勞工，台灣的勞工就大受打擊。」
至於留在台灣的企業大多沒有產業升級，仍沒擺脫傳統代工思維，即成本導向、用廉價勞力賺取微薄利潤，這樣難以投資研發與創新，企業競爭力低，員工薪資自然難以上調。
另一方面，台灣大部分企業為中小企業及家族企業，不少還是由第一代把持，他們沒有永續經營動機，也不願把獲利蛋糕分給員工。
以數據來看，2021年台灣「受僱人員報酬」佔GDP的比重降至43%的歷史新低，反而「企業盈餘」佔比攀升到36.5%的十年新高，意味著經濟果實被資本家吃掉，受薪階層分到的不斷萎縮。
高薪科技業與低薪服務業
2018年被視為台灣經濟的轉折點，中美貿易戰促使大量台商回流，部分將高附加價值產線移回台灣，進入「再工業化」時代。
據經濟部資料，政府推出的「台商專案」截至今年9月共吸引297家台商回台投資約1.2萬億元，創造超過8萬個職位。學者樊家忠認為資金回流的趨勢至今仍然強勁，市場上新增一批高薪職位，預料未來數年還會持續上升，可望帶動平均薪資水平。
不過他也指出，這些高薪職位只集中在科技業和少數製造業，「勞動市場本來就不會雨露均沾」，台灣社會將面對更嚴重的分配不均。
26歲屏東人小鐘是幸運進了高薪科技業的一位，他在台北的大學商科畢業後投身一家台資小型軟體公司，短短三年內晉升為客戶經理，連獎金月薪約7萬元，他說曾應徵外資電商公司，若成功跳槽月薪可達10萬到12萬元。
但他也為其他年輕人抱不平，坦言對現狀感到憤怒。「要不是我進了這個圈子，也不知道可以有更好的薪水。像我哥或者我的同學，他們大部分人習慣了低薪，覺得四萬塊已經很不錯，根本不知道真相，也跳不出來。我們好像在兩個世界。」
最新數據顯示，台灣最高薪10%與最低薪10%的薪資差距擴大為4.12倍，創下五年來新高。
長期追蹤低薪數據的文化大學勞動暨人力資源系教授李健鴻對記者表示，台灣自2018年起低薪勞工每年減少，但是結構不變，低薪勞工當中每年都約有35%為30歲以下人士，他們的行業分佈有六成是從事服務業，其中28%在住宿及餐飲業，25%在批發及零售業——這兩大行業都是台灣最低薪的產業。
因為入行門檻較低，大學生畢業生有高達七成半的人會進入服務業，之後就難以擺脫低薪魔咒。
勞權低落的原因
除了國際貿易和產業結構因素，台灣人低薪的另一原因被認為是勞資實力太懸殊，勞工沒有議價能力，權益長期被壓抑。全台共有130多萬間企業，工會卻少於一千個，組織率僅7.6%，遠低OECD國家平均的16％。
這是因為《工會法》規定，要有30名勞工連署才能成立企業工會，但台灣有98％企業僱員不足30人，這些企業僱用了約43%的勞工，即有超過340萬人因該項規定無法籌組工會。反觀，鄰近國家及地區，日本、韓國、香港都是不到10人可組工會。
學者李健鴻分析背後的歷史因素指，日治時期職業工會非常活躍，但國民黨來台後實施戒嚴令，在1953年公布把工會屬性功能，變成只能辦勞健保的工會。「國民黨丟掉大陸是因為勞工、農民運動，他們怕有社會運動，也會丟掉台灣。」
即使1987年解嚴後，台灣逐漸民主化，但工會還是很少。「有新的、年輕人成立的工會，但力量太小，只有機師、空服員的職業工會才是真的團結勞工爭取權益。其他就出現畸形現象，比如工會家族化，被老闆把持。」
李健鴻續說，台灣龍頭產業科技界的老闆都信奉「無工會主義」，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就曾對《天下雜誌》表示「好的企業，可以要求不要有工會」。「大家覺得他是台灣代表人物，沒有人敢批評他，但其實阻止工會成立是違法的。連台積電都沒辦法組工會，其他企業更加不可能。」
李健鴻表示，台灣有1100多萬勞工，手上都有選票，但是無法組織起來就沒有發聲的力量，政治人物也感受不到來自勞工的壓力。「他們每天要見千千萬萬的團體，勞工團體可能只是其中的2%，而且勞工團體可以幫他們拉選票嗎？能給政治獻金嗎？」
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科學系副教授莊嘉穎對BBC中文分析指，在台灣的政治結構，無論什麼政黨都要靠資方捐款才有選舉資源，使得資方對政治和立法擁有極大影響力，可以阻止勞工權益的相關立法及改革。
他認為，如果台灣勞資力量持續失衡，低薪問題無法解決，短期會對選舉構成壓力，長遠會削弱年輕人對民主政治的信心，甚至助長民粹主義興起。
「只有制度性改變才能處理資方的過度影響，這要靠民主動員，也需要修改立法，包括適當調整資本在政治程序中扮演的角色。但這一步相當難，因為各政黨未必有足夠動機和意願改變現狀。畢竟，他們也是受益的一方。」
更大的問題：少子化和人才流失
青年底薪問題不解決，將直接影響台灣的未來，包括加劇少子化問題。目前台灣生育率全球最低，人口已經連續三年負成長。
從事市場行銷十多年的柔瑩說，曾與另一半討論生育計劃，但衡量過財政負擔後決定不生。「生了就會想能不能養好，我無法很樂觀覺得『低薪有低薪的養』，那是大人的責任。」
另一位斜槓族小翔也告訴記者，他明年結婚，未婚妻很想生小孩，但他非常猶豫。「我白天加晚上的工作加起來才有現在的收入，是靠斜槓達成的，如果有小孩我晚上就要照顧家庭，不能衝副業，等於收入剩一半，生活會很難。」
又窮又忙的前景讓不少台灣青年失望而去。勞動部最新調查發現，有23％台灣青年想赴海外工作，首選美加，其次是紐澳，學歷越高的年輕人越想出國。
在台資物流企業當實習生的林蓉蓉，正積極凖備畢業後出國工作，最近報考英語能力測驗，並緊貼海外求職網站最新資訊，希望找到歐洲的職位。
「我比較有野心，我不能接受這樣的薪水和生活……如果不想待在不合理的勞動環境，好像就只能離開。」
即使是相對高薪的小鍾，也在兩個月前辭掉月薪7萬的軟體業工作赴澳洲打工，目前在凱恩斯當旅館房務員，時薪30澳元，換算下來相當於月薪6、7萬台幣，他說若勤快一點可達10萬台幣。「這裏跟台灣的薪水差不多甚至更高，但勞動要求低很多，只是體力活，沒有任何心理壓力，不像在台灣下班後也是在工作。」
他說熟悉了新環境會另覓機會，長遠希望移民澳洲並進入外商工作，「我不想在台灣當一個上不去的白領。」
據主計總處統計，2022年下半年才放開疫情封鎖，台灣全年赴海外工作人數就達47.3萬人。疫情前的2019年全年赴海外工作人數是73.9萬人，其中30歲以下佔了20%，2012年以來持續增加。
學者李健鴻引述調查，當局詢問去年底到今年上半年回流台灣的海外工作者未來動向，有三分之一表示還會再出去，原因是海外工作更有前景以及薪酬更高，另外三分之二人當中，只有約略過半人表示會長期留台。
「這些措施喊了30年，在台灣只是說說而已，不管哪個政黨都做不到。台灣政府要更務實的面對社會問題，不要再說空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