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戶時代以前，男性之間的性愛「男色」，被視為比男女性愛「更高尚、更藝術」的關係。藉由回顧具有歷史性的「男色」文化中的功與過，思考現代排斥LGBTQ，以及對未成年男女的性侵害問題。
「男色」較為「高尚」
在大眾認知中，日本社會對於LGBTQ的理解，算是較落後的國家。但單就男性之間的性愛來說，日本在歷史上，其實是非常寬容的社會。
男性之間的戀愛，包括性關係，在江戶時代以前的日本，稱作「男色」，是戀愛習性的一部分。尤其以位於山岳之中，禁止女賓的佛教寺院，或是武家社會這種以男性為主的組織，還有以男演員組成的歌舞伎——諸如這種只充斥著男人的團體最為興盛。在社會學的概念裡，「同性友愛」的團體中，有一種顯著的現象是，由於身邊沒有女性存在，男性受到環境影響，彼此會萌生情愫，然後滿足對性的慾望。當友情與愛情融合，就會發展成性愛。在江戶時代以前的日本，這種男性之間的關係，並不會被當成異常性向打壓，也不會有歧視的目光。
在江戶時代，以「色戀」和「好色」來形容戀愛和情事。就像井原西鶴的《好色一代男》（1682年）和《好色一代女》（1686年）廣為人知，也是文學當中重要的主題。戀愛的爾虞我詐以及相關知識，在當時的日本稱作「色道」。這個名詞不只適用於異性戀，也包括男性之間的戀愛。
有句話是「色道有二」，意思是戀愛有「女色」（男女戀情）和「男色」（男男戀情）兩種。因此，江戶時代的男情聖，必須精通「男色」和「女色」，可謂日本的唐璜。西鶴為了精確描寫這兩種色道，還留下一部強調「男色」細節的《男色大鑑》（1687年）作品。
後來爭論「男色」、「女色」孰優孰劣，也成了文學的主題之一。就像大家會為各自的興趣爭論，想比較烏龍麵和蕎麥麵，還有貓和狗，擁護者的意見都以風趣的形式被留下。
而且我們可以發現，像這種「男色」、「女色」優劣論，往往有人主張「男色」比較高尚、比較有藝術性，價值也較高。男性之間的戀愛別說被視為性別倒錯或是變態，反而被評為一種美。這樣的想法，在江戶以前的日本便已存在。
膩了就「隨手一丟」
但是我們不能將這種歷史事實當成根據，認為「日本從以前開始，就是對LGBTQ很寬容的社會」。因為「男色」和近代的「男同性戀」其實似是而非。首先，江戶時代以前的「男色」，比起成人男性之間的戀愛，成年男性和未成年——也就是大人與少年之間的戀愛才是主流。
在「男色」中，理想的對象是元服（成年）之前的少年，宛如女性的美少年更加理想。而且這樣的關係，也只會在少年十五歲左右時，維持短暫幾年。一旦成年男性覺得不新鮮了，少年們在「男色」關係當中，就會被輕易拋棄。極端一點的，甚至會威脅少年，要是元服，就會被殺死。少年們其實是只能服從成年男性的自私心態的弱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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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和少年相戀的成年男性們，為了確保繁衍子嗣，照理來說都會和女性結婚。少年並不是共度一生的永久伴侶。即使說到性關係，少年基本上也都是被動的一方。性愛由成年男性主導，少年無論是社會地位還是性關係，都是弱勢。基於這點，就和追求雙方當事人的主體性、關係的平等，同時還要和異性戀夫妻有同等伴侶關係的現今「男同性戀」，有明顯的差異。
明治以後，變成性別「倒錯」
雖然我們不能忘記剛才闡述的那些負面事實，但單就不會把男性之間的性愛關係當成「倒錯」或性別異常、病態，甚至歧視他們為「變態」這點來看，江戶以前的「男色」，在社會上確實較為自由。但明治以後，近代化的過程中，受到西方性別科學，以及視同性愛為一種罪過（例如會實際以法律制裁男同性戀）的價值觀影響，使得日本也將同性戀視為「變態」、性別「倒錯」，進而開始邊緣化。
三島由紀夫的代表作之一的《假面的告白》（1949年），就是以當事人的第一人稱，鉅細靡遺地描寫視同性戀為異常行為的近代日本。主角隱瞞自己的性慾望和戀愛感情，就這麼過活。
另一方面，明治以後的日本，在寄宿生活的男校中，也還留有「男色」文化。其反映在森鷗外（《性慾的生活》1909年）和福永武彥（《草之花》1954年）的文學作品中。
對LGBTQ的排斥
就像寄宿制男校，在只有男性存在的環境，或是以男性為中心的環境，都有男性之間的戀愛萌芽。這絕非是日本特有的現象。眾所周知，在以男性為主的古希臘社會中，男同性戀和少年之間的愛都習以為常。近代西洋文學和電影當中，也有愛德華．摩根．福斯特撰寫的，以男校為舞臺的《莫利斯的情人》（Maurice／1971年），還有以寄宿制為舞臺，訴說學長與少年之間的戀愛的法國電影《寄宿學校——悲傷天使》（日文片名．1970年於日本公開／原名Les Amitiés particulière），這些都與在日本男校孕育而生的男同性戀很相似。
另外，日本「男色」認為男同性戀比異性戀更具藝術性、更有美感。這樣的概念，與描寫著名詩人阿蒂爾·蘭波與保羅·魏爾倫之間性事的電影《全蝕狂愛》（1996年／Total Eclipse）不謀而合。
將藝術至上主義、耽美主義與男同性戀融合，也是日本「男色」的特徵之一。但這樣的現象，同樣存在於西方社會。換言之，日本的「男色」絕非是遠東島國固有的特殊文化，而是超越時代、地區，存在於男性心中的一種普遍慾望。
只不過，在西方社會中，例如英國二十世紀半葉前，男性之間的性關係，會受到社會、法律嚴厲的制裁。如今在當事人努力抗議社會對男同性戀如此排斥之下，好不容易才消除或者減輕將同性戀當成異常性關係，同時也不再是用法律制裁來抑制的族群了。
另一方面，日本的「男色」在江戶時代以前，其實是大方受到承認。到了明治時期之後，壓抑和偏見才反而受到強化。也因此造成像現代這樣，比西方社會更不容忍LGBTQ族群的扭曲現象。
國外也會閱讀的BL漫畫
以社會地位、經濟能力、權力等上下關係為基礎，單方面提出具強制性的關係——這是江戶時代以前的「男色」的負面事實，也是近代人權意識無法容忍的做法。因此我們不該以「這是傳統文化」、「對演藝圈貢獻良多」為由，就容許他對少年的性侵害和人權侵害。
同時，就「不會排斥男性之間的性愛」這層意義來看，江戶時代以前的「男色」文化，和現代LGBTQ的主張其實雷同。擁有「承認性慾多樣性」這個要素是事實，就這個層面來說，我們也能以正面的態度回顧這段「男色」歷史。
那麼，在日本女性之間，一路維持人氣到現代的昭和時期少年愛漫畫，和爾後發展出的BL（Boy’s love）漫畫，以及將男同性戀情侶化為主角的戲劇，都是繼承「男色」文化的表現嗎？又或者是完全不同的東西呢？
耐人尋味的是，被譽為昭和少年愛漫畫名作的萩尾望都《湯瑪斯的心臟》（1974年），以及竹宮惠子《風與木之詩》（1976－1984年），這些作品中，有許多和日本「男色」文學的相似之處。在以寺院為舞臺的稚兒物語（描寫侍奉僧侶和寺院的稚子的戀愛）當中，少年在長大成人之前就早逝是一種定律。例如湯瑪斯年紀輕輕就選擇死亡，《風與木之詩》的美少年吉爾伯也因為意外，年紀輕輕就死了。湯瑪斯死後，學長猶里斯莫前往神學校，吉爾伯的戀人賽吉最後克服喪失感，以音樂家的身分獲得成就。像這樣結合宗教頓悟和藝術，加深了這些作品的「男色」色彩。
然而筆者各自詢問兩位作者後，她們卻表示這是受到西洋文學和電影影響，並非日本「男色」文學。這些呈現在「少女漫畫」領域的作品，是日本女性讀者響往的德國、法國等歐洲國家的寄宿制學校。這樣的舞臺設定，能提升少年們心中那份愛的純粹性。反過來說，對住宿制男校已經習以為常的國外讀者來說，或許難以將這種昭和少年愛漫畫理想化。
日本漫畫現在在國外擁有極高的人氣，大書店一定會有漫畫區。筆者前往北歐時，在車站的售貨亭也有看到日本BL漫畫陳列。平成以後的BL漫畫，真實地畫出以當事人為主體的關係和內心糾葛，因此易於被國外讀者接受。
今日的BL漫畫，繼承了對男性性愛寬容的日本「男色」文化的正面要素，同時也具備符合現代的價值觀，因此才能成為全球人氣的內容，適用於西方社會這種LGBTQ人權運動的「先進國家」。
替日本「男色」文化的歷史抽絲剝繭，並非是想告訴大眾「以前比較好」。而是希望能謹記歷史的功與過，同時成為探索如何認同多樣性的潛在線索。
撰文/佐伯順子SAEKI Junko，同志社大學研究所社會學研究科教授。專攻比較文化、媒體學、女性文化史。主要著作有《「色」與「愛」的比較文化史》（1998年，獲得三得利學藝賞，山崎賞）、《男性情誼的比較文化史——櫻花與少年》（2015年），以上皆為岩波書店發行。英文共同著作有《A New Japan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2008年）、《Revenge Drama in European Renaissance and Japanese Theater 》（2008年）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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