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金宇澄在上海檔案館的東方講壇，談論一堂生動的寫作課。關於虛構與非虛構，關於素材，關於生活在城市中人怎麼正確看待這個豐富巨大的素材庫，怎麼表現人的複雜與真實。以下是部分文字記錄。
一、「文學是寫人，人的記憶經過一段時間，就會發生錯誤。」
《繁花》和《回望》裡都寫到一位老地下工作者，因為種種原因，1949年後被關押，直到撥亂反正出來。他是我父親過去的領導人，他肯定掌握了大量的舊時印象和記憶，等1979年人們再見時，他簡直像一個出土文物，幾乎忘記自己所處的是什麼時代。打開自己舊箱子，裡面都是解放前的東西，他穿起皺巴巴的西服、戴了舊禮帽，像舊時代那樣壓低了聲音，講1945、1949年形勢。
記憶的不確定性，也就是魅力之所在，如果把這些不確定性抹去，個人的色彩就降低很多。
金宇澄父親1980年整理的《上海工運》研究材料。（照片提供：金宇澄）
二、「個人的記憶，要落在文字上面才可以保存。」
所謂敘事，相對來說比較真切的是日記。我寫《回望》時查資料，查到一本文革時代出的《太平天國史料》，無意中翻到其中的《柳兆薰日記》。此人是柳亞子曾祖父，在三年的日記裡，他用二十幾萬字的篇幅記錄了太平軍進入蘇州、吳江一帶的情況，包括後來跑到上海避難的情況。
這材料太精彩，我忍不住把書中很多細節抄下來，愛不釋手。為什麼呢？一個一百多年前的吳江大地主，有三四千畝土地，他是怎麼生活的？這是現在人無法想像的。我們哪怕看相關電影、看其他的資料，都很難找到日記那樣忠實記錄每天的生活。把抄下的內容分門別類，第一個關鍵字就是「祭祀」。他要做很多儀式，每天早晨會做各種複雜的祭拜天地鬼神，念各種咒、靜坐、看莊稼形勢，包括看天相，每天自省、讀詩書、寫字。書裡常出現的特別記錄，是對所寫過字的紙──過去有專門名詞「字紙」──都恭恭敬敬地收集起來，到一定時候舉行儀式焚化。因為太平軍不相信這一套，等太平軍離開，他就到戰場上、到他們居住的場所、到馬棚裡，把這些寫過字的紙收集整理起來，弄乾淨，等黃道吉日燒掉，或者花錢請一個專門收集的和尚送到普陀山去焚化。他常在日記裡自責自己不夠敬重「字紙」。
文學界一直認定中國文化的核心在鄉土，那麼鄉土在哪裡？「鄉土」在這部日記裡面表現得非常清楚，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鄉紳怎麼過他的中國文化生活。個人的記憶，把它留住、落在文字上面，它才可以保存，因為現實已經沒有了。
每個時代的日記、文學，關注的是人事，但是對人的注意點不太一樣。過去我注意小說、傳記裡的人，現在卻特別注意一些更碎片化的關於人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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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南亭筆記》，作者李伯元也是《官場現形記》的作者，他寫的是一個一個的真人，只用三言兩語，留下大量的想像空間。比如清末的一個將軍，綽號「清代趙雲」，穿白盔白甲、騎白馬，有八個老婆，錢多得花不完。他常會到上海來，當時上海已經開埠，有妓院，有四馬路，他每次到了上海，就化妝成乞丐，跪在馬路上，像現在地鐵出口發廣告的一樣，手裡拿一大疊手紙，凡看見漂亮小姐過來，就發一張給她。其結果可想而知，遭到是大部分人的冷遇，或者把紙丟在他臉上，當然也有心地好的女孩子。她們把手紙帶回家，打開一看，裡面竟夾著一張黃金做的葉子。他為什麼這麼做？記錄就此結束，這些欲言又止、三言兩語的手法，會使人物更為醒目，特別讓人難忘。我們在其他的清代筆記裡，也看到過當時八旗子弟流行的一種扮乞丐風潮，有個八旗子弟忘記退下一個昂貴的扳指，露了馬腳，這類記錄同樣沒有原因。這位白將軍做這樣的事究竟是為了什麼？
寫作上有個詞叫「塑造」，意思是拼貼大量的材料，由內到外強化某一個人物。這當然是可以的，但不該是唯一的標準。尤其在見多識廣的當下時代，讀者有更豐厚的文學儲備和想像力，往往作者煞費苦心安排好的效果，還不如簡單的方法有魅力。這是我個人的觀點，中式筆記體的寫法，意在非常簡約，幾十個字就記錄了作者眼中所看到的人，就等於上了一個菜，你剛覺得味道好，就已經吃完了，你會一直記得它。
陳定山的《春申舊聞》也很漂亮。當年有位名人叫葉澄衷，上海的澄衷中學就是他辦的。葉有個後代葉仲方，按現在說法是個家產上億的富家花花公子。有一次，在上海最冷的天，他請一百多人到他的家吃飯，有意讓傭人把火爐燒得特別熱，像浴室這麼熱。一百多人都是有頭有臉的富人，他們穿的裘皮大衣，一進屋就脫在門口。後來大量喝酒，熱不可耐，等喝得差不多時，個個都汗流浹背，如同身在浴室。這時葉仲方進來說：「對不起各位，我今天請你們來吃飯，實際是沒有錢的，便把你們脫在外面的大衣都當掉了。」說完，就把一大疊的當票扔向空中。當時不像如今可以叫計程車，都是三輪車、黃包車。這麼冷的天，穿著單衣怎麼回去？窘況可想而知。這些人非常狼狽，對葉仲方恨得不得了。過了三天，各人家裡都有人來敲門，傭人端著大盒子說：「我家主人給你買了一件新大衣。」這個結果，又搞得人家哭笑不得。這種事在現在，即使有那麼多的富家子弟，卻沒聽說過。據說葉仲方後來參加了中國遠征軍，表現非常英勇。
簡單的筆記特徵，只在記錄，沒有解釋，等於說對這類筆記的閱讀，我發現了自己長期忽視的，以前根本不清楚的關於人物的文字魅力。
都說陳巨來《安持人物瑣記》非常八卦，比如他寫當時有名的一個上海畫家，從北京買一個女孩子做二房，安置在巨鹿路陳巨來家附近。他有大房，娶小是瞞著家人的，他對陳巨來說自己不能天天來，對這女孩也不瞭解，他不在家時，請陳幫忙看一下女孩的脾氣到底怎麼樣。陳晚飯後就去看這女孩，幾天後向畫家回報說，這女孩不行啊。畫家問為什麼，他說這女孩心特別野，一見面就想拉陳出去聽戲、出去玩、吃夜宵……根本坐不定。畫家就急了，說那怎麼辦，自己要顧兩頭，有什麼辦法沒有？陳巨來說沒辦法，這是你自己的事。畫家堅持請他想辦法，陳巨來無奈說，只有一個辦法，讓這個女孩吸鴉片。以後，畫家再問情況，陳巨來說，現在好了，一進門她就躺在鴉片榻上，安安靜靜跟我聊天，聊到晚上我打道回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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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鴉片這個細節很讓我震動，作者極其自然地說這個毒品，體現了當年的舊習，表露出複雜的特殊世態，是我們熟讀30年代小說仍然陌生的圖畫。作者陳巨來這樣記錄，並不知道自己在寫書，這是他1970年代被關在牛棚裡寫的交代材料，寫到這節陳就批判：「萬惡的舊社會啊」，自我責備了一番。據說這部書遭到的批評是，「陳在胡寫，都在黑別人，但比如這一節的敘事，他明顯是在黑自己。」這些往事，讓我觸碰到了某種被遮蔽的年代的真實。這一類的回憶包含了更細微、更特別的細節，重新拼接起一個我所陌生的過去記憶。
日記、回憶錄、筆記歸併為非虛構，那是個新詞。所謂非虛構，也就是連接「報告文學」的一種紀實手法。非虛構包括了紀錄片、口述實錄、田野調查，在可讀性上，這種文字形式應是充分顯示了材料的豐沛和駁雜的。
幾年前上海有一位張老先生，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中國社科院出版社出了他一大本書──《四明別墅對照記》。張老的本事大到什麼地步，退休後把愚園路這一整條大弄堂的所有住戶，做出一個詳細的調查檔案，大弄堂裡都是他幾十年的老鄰居，他可以做到每家每戶都簽字同意發表這個調查。從1950年開始，記錄每戶人家大大小小人口，每人都有照片，屬於什麼政治成分，某號某人怎麼會有兩個老婆，是做什麼工作的，什麼時候買的房子，什麼時候家道中落……作者把這群人的戶籍檔案，家庭故事全部做出來，出版後做過一次修訂，印了兩次。我佩服作者的這種認真的精神，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以此證明他的能力。
這書第一版寫到他年輕時代，也就是日本人佔領的時代，鄰居都說大弄堂底的某號，是一個日本高級妓院，但一直沒有調查清楚，因為沒人證明，相關檔案也沒有了，只能存疑，成了他唯一的心病。
等到修訂版出來，張老告訴我，這問題已經解決了，他第一次做調查，弄堂裡有個老爺叔沒有透露，等第二次再詢問，老爺叔就告訴了作者，他可以證明，這個日本妓院是存在的。為什麼呢？他當時是個小孩子，每天下午幾點鐘，從他家窗子能看到對面那個妓院，有兩個日本女人在洗澡，他經常看到，並且指出該戶某些建築痕跡等等，作者這才認定了弄堂某個號碼，專門接待日本軍官的歷史，《四明別墅對照記》關於人的材料之豐富，尤其1950年代派出所存有各戶詳細至極的檔案記錄，反映了時代的特徵。城市調查，尤其這種極為陌生的方式，一個作者面對如此艱巨的挑戰，引領讀者看到眼前這一條大弄堂人的細節，並不簡單鑑定為「冷酷無情的水泥森林」，而是一幅極為複雜精緻密集的人的樣本。
20180822-金宇澄專文-我父母住過的上海地點（1965年止）。（照片提供：金宇澄）
三、《回望》這本非虛構的書，在目前這個情況下，要怎麼做？
有關人的記錄，讓我寫作興趣同樣轉移到了人的枝節、有關各種材料的運用上。《回望》是據我父親留下的材料寫的。有朋友說，你怎麼這麼有本事，把父親東西都保留下來了。我說確實最該感謝我父親，他留下了很多申訴材料，是當年一遍一遍，一年一年寫那些材料，反覆書寫過程，也使這些材料越來越嚴謹。他已經做了嚴謹工作在先，包括所處事由的本身，都不是常規的嚴謹——比如日本人審他的現場記錄，雙方一來一去，他既要隱瞞自己身份，又要表現是金華國民黨地區過來的文人，包括他對汪精衛政府的意見，完全像當時普通文化人那樣回答，是非常難的，但他做到了，保護了組織的祕密，被江灣日本軍事法庭以「妨礙社會罪」判刑七年。這種臨場應對和記錄的文字，不是我寫的，卻是他在現場必須做出的一種如臨其境的姿態。這本書有價值的地方，就是這類文字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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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遠的「地下工作」，在我們的概念裡，在我們看的電影裡面，好像都像鐘錶一樣精確，但實際只要事關於人，是人做的事，就會有很多人為的失誤。包括書中寫的佐爾格事件，實際上明明東京方面已經出了事了，父親上級領導居然沒有通知大家離開，這都是一些人為的失誤。
寫這類內容，我儘量以細節說話，用材料、信件包括圖片說話，如果沒有舊空白，只要前後都是當事人說的，哪怕前後並不完全符合，也該把它保存下來。我在後記裡面說的很清楚，用這個方式表現才是有意義的。留出空白是最妥當的方式，讀者會產生自己的某種判斷，每個人都有不一樣的想像空間。
四、所謂虛構──金宇澄的寫作建議
1 、對於故事的追求到了極致，虛構完全被非虛構俘虜，虛構能力在哪裡？
虛構是「純文學」的小說、詩歌這一塊。在我印象中，小說到了1990年有一個分界點，在這之前大量西方作品湧入，眼花繚亂，當年作者的創作都講究文體、語言、方式，1990年後開始有電視劇、有電影，小說可以改編電視劇、電影，那麼改編電視劇和電影最大的要素就在一個好故事。好的語言和好的樣式，一旦改編就沒有任何用處，但故事卻非常有用，所以說從1990年代開始到現在，人們對於故事的追求已經到了極致。
我講兩個有意思的事，多年前有作者寄我一個小說，內容是「新沙家浜」，意思是把《沙家浜》改寫了一下，把阿慶嫂寫成一個蕩婦，把胡傳魁寫成和原來相反的人物，新四軍幾個角色也都是反著來。我看過後問作者，是不是沒內容寫了？怎會沒東西寫呢？你是怎麼來的，就等於你是誰。你從哪裡來、到哪裡去、你家、親戚朋友、你生活的地方，怎會無聊到改這樣的內容？最後我當然只能退他的稿了。
多年前有廣東新聞：一小青年在ATM取款，一下子吐出來二十萬，結果他把錢帶走了，過段時間又去投案。有個作者朋友，就把這事寫成一個小說，等於把一個新聞稿內容的人名改了一下，寫成一個中篇。讀者怎會接受？缺乏想像的創造，直接原封不動搬過來，怎麼比得過現實？作者的虛構能力在哪裡？虛構完全被非虛構俘虜了。
語言是文學最重要的一塊。翻開書第一打動你的就是語言，你要看很久才知道是不是好故事。
《包法利夫人》、《人間喜劇》，語言差別不多，但據說福樓拜是最生動最豐富的法語作家，經過翻譯就看不到了，語言只對本國讀者產生影響。
1990年看見臺灣《光華畫報》報導，中國大陸第一個裝滿舊物的集裝箱到達臺灣的圖片。當時大陸的舊房子不值錢，一個徽派的房子被拆掉，房梁、窗戶、門窗都不當回事，但臺灣人收購，碼頭上每人都戴著白手套接船。我有個朋友做集裝箱生意，他說做這票生意最麻煩，因為門窗構件尺寸都不一樣，各種舊東西舊屏風，包括馬桶，仔細裝箱完了，海關有時又要求全部檢查，就得全部搬出，再裝箱時心裡很怨，又熱又髒，一般裝不回去，最後拳打腳踢塞進箱子，根本把它當垃圾。我說的這個意思就是，傳統元素你怎麼對待它，你可以戴白手套迎接，也可以拳打腳踢，把它當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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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集裝箱的舊東西，沒多少年都知道它們值錢，不會賤賣了，舊文學的元素，「五四」前白話樣式，「鴛蝴」句子，也都早就判了死刑，包括剛才所講的筆記方式，傳統中式短句，不表現人物內心的樣貌，有沒有它們的價值？為什麼《繁花》會用那樣的內容？因為我是編輯，我知道沒人會用，就可以實驗。小說需要個性，需要再發現。
「上海太豐富，我寫的不過是我立足的這幾平米所見。」
城市的不可知，我問過王家衛導演，香港和上海，不同的地方是什麼。從清代到現在，香港藏有多少內容是沒人知道的，而上海經過了兜底翻，一度都拉出來曬過大太陽，這座超級大城市，曾經完全被敞開拉鍊，然後它慢慢閉合，曾經一度我們都知道它很多祕密，但是然後它又慢慢變為了神祕的森林。
很多人因為我寫了《繁花》這本書，要我講一講上海。彷彿我是瞭解上海的，但其實我幾乎不瞭解它。個人沒辦法瞭解一座森林，即使你在上海生活一輩子，你也不會清楚它。你能知道它什麼呢？根本不知道。只知道你的一個範圍、幾個街區、一些年代，等於你站在森林裡，只能見幾平米的環境裡有什麼植物、什麼小動物，遠遠看過去，森林永遠是幽暗無比的，裡面突然有一個黑影過去，都不知道是什麼動物閃過去了。
人們常說中文的根基在鄉土，其實所謂鄉土，在沈從文時代已開始逐漸流失，移往城市。城市即鄉土，後者的豐富性，實難與城市比較，它蘊含著各種可能。張愛玲的名言，鄉下吃一塊臘肉大家都知道，城裡公寓窗前換衣服也沒人發現，說的是一份自由。
《繁花》的小保姆抱怨村裡做錯件事，一輩子都記著，她只喜歡上海。
＊本文作者為小說家，《上海文學》執行主編。曾出版《迷夜》、《回望》、《繁花》等。本文是2017年9月，金宇澄在上海檔案館的東方講壇，結合自身著作《繁花》、最新作品《回望》，進一步談論虛構與非虛構、素材的使用、生活在城市中人怎麼正確看待這個豐富巨大的素材庫，怎麼表現人的複雜與真實。《回望》由新經典文化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