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崛起是當代影響最重大的演變趨勢之一。中國是個充滿矛盾的國家：它的財力和影響力日增，已經讓數億人脫離貧窮，卻同時也是企圖粉飾嚴重國內問題的專制政體，大約仍有一億人每天靠一美元甚至更少的生活費過日子。它是全球最大的太陽能板生產國，也是最大的溫室效應氣體排放國，都市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國家之一。中國迫不及待想在全球舞台扮演要角，卻在與鄰國交往時一意孤行；它仍然不願質疑其他國家的國內事務，即使發生的事非常過分。
我在參議員任內主張，美國應當嚴謹地和崛起的中國互動，因應其壯大中的經濟、外交、軍事實力，在過去鮮少有新強權出現而不發生摩擦的例子。就中國而言，局勢特別錯綜複雜，因為美國和中國的經濟變得唇齒相依。二○○七年，美中雙邊貿易額超過三千八百七十億美元，到二○一三年已增至五千六百二十億美元。中國還持有大量美國國庫債券，意味我們彼此在對方的經濟發展上投資甚鉅。因此，在維持亞洲和全球穩定、確保能源和貿易通行無阻方面，雙方顯然存在重大共同利益。然而在這些共同利益背後，兩國價值觀和世界觀多有差異；不論是北韓、台灣、西藏、人權等舊有衝突點，還是氣候變遷、南海衝突等新的重要議題，雙方歧見顯露無遺。
歐巴馬的團隊正在聽歐巴馬告訴美國人民賓拉登已伏法。（《商業周刊》提供）
種種因素造成雙方關係平衡難上加難。我們需要深思熟慮的策略，一方面鼓勵中國以負責任的態度參與國際社會，一方面堅定捍衛我們的價值觀和利益。我在二○○八年爭取總統提名期間一直宣導這個主題，主張美國必須知道如何找到美中共通點並堅守立場。我當時強調，說服中國遵守全球市場競爭規則的重要性，包括放棄貿易差別待遇措施、允許人民幣匯率升值，以及防止不良食品和產品流入世界各改變世界的力量地消費者手中，像是賣給美國兒童的塗料含鉛有毒玩具。世界需要中國帶頭負起責任，才能在對抗氣候變遷方面獲得實質進展、阻止朝鮮半島爆發衝突、解決各式各樣的區域及全球挑戰；因此，把北京視作新的冷戰魔頭不符我們利益。相反的，我們必須找到一個機制，管理彼此間的競爭並促進合作。
我上任第一個星期和諸多亞洲領袖的電話溝通在在加強我的信念：我們在亞太地區需要新的做法。我和史坦柏格徵詢專家，探討各種方案。選項之一是著重擴大我們和中國的關係，因為只要我們的中國政策正確，其餘亞洲外交工作將遊刃有餘。另一辦法是專注於加強已和我們簽署協定的亞太盟邦關係（包括日本、南韓、泰國、菲律賓、澳洲），以制衡中國逐漸壯大的實力。
第三個方案是提升、整合區域內的多邊組織，例如東南亞國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Nations, ASEAN，簡稱東協）、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沒有人預期類似歐盟的完善組織一蹴可幾，但其他地區已從歐盟經驗學到健全多邊架構的價值。良好的多邊組織可使每個國家和觀點被聽見，並提供機會讓各國合作以因應共同挑戰、解決糾紛、建立遊戲規則和標準；在這裡，負責任的國家獲得肯定、尊重，違反規則的國家則需要承擔起責任。亞洲多邊機構如果得到支持和現代化，可以強化區域內各種行為規範，包括智慧財產權、核子擴散、航行自由，同時動員各國面對氣候變遷、海盜等挑戰。整體規畫的多邊外交工作通常曠日費時、進展慢得讓人氣餒，也很少登上美國國內媒體，但它能提供影響上百萬人生命的實質好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