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台語歌，你腦海中浮現的第一段旋律是什麼？許多人對台語歌的印象還停留在爸媽車上、或爺爺奶奶古老的收音機裡最常播放的那幾首，但在剛落幕的34屆金曲獎中，一舉奪得最佳台語女歌手、最佳台語專輯兩項大獎的鄭宜農，憑藉台語創作專輯《水逆》證明：台語歌也可以是最新潮的流行音樂！
《水逆》是鄭宜農第一次挑戰使用全台語創作的專輯，率先釋出的歌曲〈天已經要光〉、〈或許就變成書裡的風景〉、〈新世紀的女兒〉等等，一改以往台語歌曲常見的風格，充滿實驗性質，卻讓眾人驚艷「原來還有這麼炫的台語歌！太酷了吧！」然而談起台語創作，鄭宜農卻說，自己其實並不會講台語，之所以想做一張台語專輯，最大的原因是想彌補童年的遺憾。
人需要溝通，是因為渴望能被理解
「水逆」意指水星逆行的天文現象，星座學家普遍認為水逆期間容易發生溝通不良的狀況，鄭宜農的新專輯《水逆》首次挑戰使用全台語創作，要傳達的核心概念正是「溝通」，然而她其實不會講台語，更從來不是擅長溝通的人：「從小到大，溝通對我來講都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但人為什麼要溝通？人溝通的渴望是什麼？這是我想要講的事情，所以我選擇使用一個我並不熟悉、甚至用起來很困難的語言，身體力行地讓大家看到我的創作過程有多艱難，但最後走到一個美好的終點。」
在老一輩的記憶中，講台語是要被罰錢的，而在鄭宜農小時候，社會對台語的偏見也仍然揮之不去：「我小時候上國文課還是會要求學習字正腔圓的中文，在那個時候講話『台灣國語』，或用詞是台語邏輯的小朋友，比如說飲料『套』水，老師就會不爽，更何況有一些小朋友很習慣用台語進行對話，老師會不太高興，甚至會特地找碴，所以很自然地有一個氛圍，只要習慣講台語或講話有台語腔調的小孩，就會被認為可能是不入流、甚至沒水準的，跟現在『8+9』的標籤很像。」
然而不會說台語，反倒讓鄭宜農感到自卑，她坦言，創作這張專輯的初衷，其實源自童年的遺憾：「小時候大家聚在一起，所有親戚小孩都自然而然地跟阿嬤用台語在聊天，很多笑話我都插不上嘴，對他們來講會覺得『妳都不跟我們玩』，但對我來說其實是我想，但沒辦法參與，等到我真的有辦法跟阿嬤用台語對話的時候，阿嬤聽力已經受損了，台語對我來講就是一個這樣的語言，它是抱著遺憾的，現在我努力、很虛心地去把它補足，其實就是因為我想要跟我的家人對話。」
身為一個創作者，寫歌是鄭宜農最擅長也最習慣的表達方式，但創作這張專輯的過程卻讓她覺得「我好像不會寫歌詞了」。她解釋，華語的邏輯其實和台語大相逕庭，「華語創作可以使用很多隱喻，一句話就能寫出畫面和要傳達的意思，但台語的隱喻都是俚語，它有點難入我們現在的流行音樂，如果我真的要隱喻，可能要寫十句話去描寫直白的畫面，等於我在寫華語只需要用一句話，台語卻要用一個主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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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本來寫到喝采這個詞，我還去查字典，但後來請教台語老師，對方說沒有人會這樣用，這個詞完完全是華語的邏輯，最後這首歌除了英文的部分，整首都改掉了。」鄭宜農笑說，其實自己剛開始改歌詞都會在心裡murmur，『語言是流動的，會隨著時代有更多新的可能，為什麼一定得改？』甚至一度卡關到懷疑自己，但配唱老師何欣穗為她請來1990年代新台語歌運動的推手之一豬頭皮，以及董事長樂團主唱吉董幫忙，絞盡腦汁才交出滿意的作品；「這整張專輯有一半以上的歌都是到錄音之前還在改詞，而且有好幾首歌最後跟一開始長得完全不一樣，但改完後回頭看，真的好險有改，我第一次使用了很多只有台語才能用的詞，像是孤味、痟狂等等，其實是更貼近人心的，這張專輯收到最大、最有趣的評論是很多人說，竟然因為這張全台語專輯，更覺得離鄭宜農比較近了。」
鄭宜農形容，「台語是一個黏黏的語言」，當她聽見老人家在用台語交談，聽起來就像綿長的吟唱，｢如果可以把這種微妙的感覺結合音樂，它的美就可以引起年輕人共鳴，當年輕人開始傳唱，這件事情就會自然而然的延續下去，這是我的角色可以做的。」透過創作傳承本土文化，鄭宜農說﹔「我使用任何一種文化，包括台語，以及他背後所承載的歷史，甚至是不同地域性的腔調等等，心裡都想著這些東西是很珍貴的，我要很小心、很尊敬的對待，因為傳播出去它將會帶給更多人影響，所以對於一個創作者來說，我覺得重要性在於讓人變得謙卑，如果每一個人都可以在文化面前感到謙卑，這個世界確實就會好滿多的。」
「 如果每一個人都可以在文化面前感到謙卑，這個世界確實就會好滿多的。」（資料照，林子敬攝）
《水逆》承載了鄭宜農對家人的情感，也紀錄一代台灣人共同的記憶。其中收錄的歌曲〈做風颱〉源自於她兒時對颱風天的印象：「雖然這樣對農民有點抱歉，但其實我從小就很喜歡颱風天，當外面風雨交加的時候，大家在黑暗的屋內點一根蠟燭，靜靜地圍著唯一的光源說話，然後吃平常不能吃的泡麵，那個氣氛對我來講很溫暖，尤其聽著外面的風雨聲，反而覺得自己處在一個安心的環境，只有在這種時候，你才會意識到跟家人聚在一起是很珍貴的，而他其實也是在說世界的雜音很多，但我們一起待在屬於我們的地方，我們就可以不用去管外面的雜音，因為此時此刻我跟你一起面對著眼前的燭火。」
而勾起更多人回憶的，其實是〈做風颱〉中宜農奶奶哼唱日語童謠〈桃太郎〉的片段。鄭宜農笑說：「大家聽到的反應都是我阿嬤跟我講過一模一樣的話，或者是我阿嬤也會唱這首歌，所有的阿嬤表達愛的方式其實很相似，都希望你吃飽穿好、乖乖唸書就圓滿了。」
「妳講號做農ㄟ，別人反對『哪會查某囡仔共號做查埔名啦！』（說要把妳取名叫宜農，別人反對，想說怎麼會把女孩子取叫男生名啦！）」宜農奶奶的這段話，也特別被節錄進歌曲當中。她解釋，「這張專輯的脈絡、每一個元素，其實都是圍繞著『身為一個這樣的女性的觀點』，或者『身為一個這樣的女性會遇到的事』」。
＜新世紀女兒＞的另一種樣貌
2016年初，鄭宜農一段離婚宣言佔據各大媒體版面，她向公眾坦承自己沒辦法愛上男性的身體，「我喜歡的，是女生的身體。」隨後儘管輿論甚囂塵上，她也依舊坦然，看起來勇敢而瀟灑。但事實上，作出決定之前，她度過了長達2年借酒澆愁的日子，而出櫃之後，她更發現自己其實並沒有準備好，陷入了無法與人溝通的「失語」狀態。
「最後我們一起好好的坐在餐桌前，那時我第一次跟他開口，他就說『我知道啊』，我說『嗯，我知道你知道』，然後我們兩個就一起倒了一杯威士忌來喝。」最後一刻，兩人選擇互相支持，但她還得面對父母：「我其實卡很久都沒有跟爸媽說，直到這個問題已經快浮上檯面了，才不得已告訴他們，我還記得那時候是跟我爸媽在家附近的公園散步，散一散我突然開口，結果我爸說『我早就知道了』，他們用一句話就講完對我的支持了。」
「我是到那之後我才開始練習跟自己溝通的，」站在人生最大的轉捩點，鄭宜農獲得親人、愛人的支持，但最終過不了的，竟然是自己那一關：「那時候以為沒人會關注，沒想到竟然炸開來，當時有人邀我受訪，但答應1、2個後就開始覺得不行，因為我其實還在療傷，所以我躲起來，跑去紐約寫了《幹上俱樂部》，回來後以為自己康復了，可是酒喝下去還是出事，只好再把自己關起來，一陣子後又覺得好像可以，結果還是重蹈覆徹，這個輪迴一直持續，我只要碰到要跟人談心的場合就會斷掉，再度進入恐慌或想逃離人群、很混亂的狀態。」
2017年出版的《幹上俱樂部》是鄭宜農成為作家的處女作，描繪的是身邊友人各異的姿態與故事，一直到3年後《孤獨培養皿》問世，鄭宜農才真正有勇氣自剖，直面自己的內心世界。她在《孤獨培養皿》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篇，大概是十分疼愛毛小孩的她，曾經「踹了狗一腳」的故事，而這一腳背後的原因，是小時候的鄭宜農一度遭到同學的排擠和霸凌。
「我整個人生都在溝通受阻，」鄭宜農兒時住在山上，父親忙碌、母親性格安靜，而她又是獨生女，讓她的玩伴只剩下書本和大自然，「這導致我升上國中後無法處理複雜的人際關係，因為不知道要怎麼跟其他人交流，我就變得很安靜，所以大家看我越來越不爽，我就變成一個被霸凌的小孩，上廁所會有水潑下來的那種，更慘的是老師還很喜歡我，因為我很乖、成績好，常常被同學罵抓耙仔、婊子之類的，我還搞不清楚這是什麼意思，跑回家問我媽，不過爸媽他們其實都不知道我被霸凌，是到近幾年我受訪提到，他們才很驚訝。」
「我以前會在唱片行的角落待一整天都不講話，最後才拿一張唱片問店員『可以試聽嗎？』，但其實我已經在那邊看了一整天別人怎麼試聽CD，我花了一整天在練習。」鄭宜農形容，自己從前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角落生物」，連向店員開口問問題都很困難，「結果這樣子的我在19歲被丟上舞台唱歌，第一場演出完下台我就吐了，明明底下只有15個人，而且這15個人裡面還有5個是我認識的，所以我最早開始前面都在演戲，就是因為我活在角色裡面、不用當自己就很自在。」
鄭宜農剛出道時總是穿著碎花洋裝、背著吉他自彈自唱，活脫脫的文青女神形象，但那其實是因為旁人希望她符合大眾對於一個「妹子」的期待，讓她大量購入碎花洋裝；後來她組了樂團「猛虎巧克力」，定位是「很酷的辣妹」風格，於是她換上無袖、露一點肚子，染了一頭亮眼的金髮。如此賣力地符合眾人的期望，鄭宜農直言：「這一切都是身為一個女性，面對旁人眼光而作出的回應。為了想要融入某一種群體或者獲得某一種認可，妳就得去符合那個環境想要的女性樣貌，我的成長過程是這樣來的，現在我才終於找到了一個形狀，不用去想大家想看怎麼樣的我，而是我已經知道我怎麼樣最好看了，現在如果我穿露肚子的衣服，那是因為我覺得我的腹肌很讚，而不是想符合誰的想像，所以現在不管被別人稱讚外表或穿著，我都不會再感到困惑和被認可的喜悅，取而代之的是『對啊！我很漂亮，我知道』的泰然自若。」
「我們都在面對標籤、面對大家對於女性這個角色的投射，在這個年代好像我們可以活出自己的樣子，可是其實我們還是付出很多代價。」（資料照，林子敬攝）
在這個時代，女性要面對的焦慮不僅僅是結婚生子，更得對自己的每一件衣服、每一寸肌理紋路斤斤計較，在這個傳統框架尚未根除、容貌焦慮風氣又逐漸吹起的當下，一個女性該如何自處？「這是我們接下來都要面對的問題」鄭宜農坦言，「我現在35歲，我很喜歡我的年紀，我覺得我的年紀帶給我很多，30歲比20歲好太多了，可是我的容貌的確會因此慢慢改變，大家會對表演者的外表有一定的期待，所以我也努力維持狀態，運動、保養、吃健康的食物，這一切都是因為我愛我的工作，可是我終究還是得面對有一天我會長出魚尾紋，那個時候我的姿態要是什麼？我的商業價值會不會改變？我想做的事情會不會沒辦法做了？當這種時候我會覺得，確實這個世界對於女性是相對不太友善的，男生如果留鬍子會覺得很帥，但當女生長出皺紋，你就會說她老了，這件事還是在這個社會發生，要怎麼樣反轉還需要大家努力。」
不過正如性別平權的核心精神，談女生的故事從來不只是為了女生，更是為了同樣在努力符合社會期待的男性發聲：「有趣的是，這首歌其實也獲得了很多男性的共鳴，他們也覺得自己不被理解的那塊獲得理解了，最後變成一首多元性別的歌，所以我發現，這其實是整個社會所有人都會遇到的問題，只是大家會用不同的態度去面對跟解決。」最後，鄭宜農笑說：「我希望可以變成一個大平台，這樣講好像有點智障，但我想成為一個舞台，讓所有我覺得很棒的人，他們閃閃發亮的那一刻被發現。我的個性好像不太能為自己努力，如果只為自己我做不太到，也不知道要幹嘛，可是如果今天是為了一個族群或者是他人，我會很有動力。」她笑著說這些話的模樣，隱隱約約與幾年前，在夜幕中站上總統府高台，誠摯且用力地唱「你相信我吧！就像我相信你一樣」的身影重疊了起來。
〈新世紀的女兒〉說的是這樣的一種女性，帶著社會給予的期望去戀愛、去打拚、去付出、去經歷整個生命，卻總在這之中試圖拼湊出真我，儘管摸索的過程不斷為了背負的責任煩惱、為了得到肯定而四處奔走，但她總有一天會真正聽見自己的聲音。身為一名歌手、作家、演員，或是離過婚的女人，甚至是女同志，鄭宜農的身上貼滿各式各樣的標籤，卻活出了獨一無二的姿態，「新世紀的女兒」是她，也是我，更是讀到這裡的每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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