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筆者參加了一場好友的「生前告別式」，一位對教育工作充滿熱情與理想的大學老師，在去年被診斷為癌末，歷經了近一年的化療，終於在醫師審慎的評估後住進了安寧病房。與這位好友相識近二十年，記憶中他永遠是那麼有活力與衝勁，總是站在教育工作的最前線，但是據他家人轉述，他經常忙到半夜才就寢，隨即一早又趕赴學校上班，每天睡眠不到5小時，長期累積的身體耗損終致不堪負荷而病倒。
或許有人會說：這是自我過高的完美要求所導致的身體超荷。但是，果真是這樣嗎？據筆者了解，我這位好友所任職的大學，它的團體保險在這幾年中因醫療理賠數量過高，而被保險公司拒絕再承保該校團體保險業務。顯見該校教職員的生病比例之高，已然超過一般醫療保險的精算風險值。如此一來，筆者還能將好友生病一事，視之為自我要求太高的特殊個案嗎？
環顧當前台灣各大學的教育環境，為求國際化而大量至越南或蒙古招生以衝高國際學生比例、或是為申請教育部各項大型計畫補助而偽造各類漂亮數據、或是為達各種KPI指標而過度動員師生、甚至近年來在教育部的刻意引導下，各校還發展出各式名為「社會責任」的社區服務工作。這些林林總總的繁瑣工作事務，無一不是層層疊疊地加諸在大學校園內的全體師生身上，其結果當然是學生的學習成效低落、老師的教學和研究品質停滯。所以，當前的大學環境現況是，如若有某位老師想同時兼顧學校在其教師評鑑上所標榜「教學、研究與行政服務」的各項指標，必然會疲於奔命、犧牲家庭生活與健康品質，否則就必須虛與委蛇地應付了事以求自保。如同筆者這位好友曾說的，他在行政職務任內最後悔的一件事，就是每當他面對校長的職權時，沒法勇敢地對校長堅持正義公理的立場。
筆者曾與南部某所私立大學校長有過一段對話，正好可以突顯當前此種大學校園的荒謬性。
筆者：「請問校長，您覺得現在台灣的大學教育是否成功？」
校長：「現在的大學教育品質的確比以前下降很多了，而且有很多活動都是為了符合評鑑才做的，其教育意義並不大。」
筆者：「既然校長不滿意現在的大學教育品質，那麼貴校是否有任何改善措施以恢復大學的理念？」
筆者：「為什麼會沒辦法？您不是也覺得當前的大學教育有許多缺點嗎？」
校長：「雖然我覺得現行大學教育有諸多缺點，但是我還是必須繼續做下去，因為其他大學也都是這樣，我們學校沒必要跟他校做不一樣的事。」
一場對話在此劃上句號，因為筆者默然地意識到：原來連大學的主政者都知道他們現在所做的一切終究是徒勞無功，可是他們卻又不敢不繼續做下去，因為他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只能耗損更多的人力與經費，投入這場大學之間的惡性競爭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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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擔任大學教職已近二十年，雖不敢自稱有任何貢獻，但也總是戰戰兢兢地克守本分，以期不負大學教育之名。然而，近年來卻不斷地被週遭朋友或師長譏諷：「這幾年來的大學競爭，早就進入了白熱化的殊死戰，每個大學都卯足了全力，努力拼招生、爭取大型計畫、應付教育部的評鑑，現在還有哪個大學會跟你談這些所謂的大學理想？」更有甚者，來自學校行政主管的當面指責：「你不知道現在大學很競爭嗎？我們大家那麼努力地招生，結果你卻常常寫文章批評學校，專搞負面新聞，扯我們的後腿，讓我們的努力全都白費了！」
批判一所大學應當具有社會良知與理念，這竟然是大學行政主管口中的負面新聞。筆者不禁想自己真的不合時宜到這種地步嗎？
作者質疑，批判一所大學應當具有社會良知與理念，這竟然是大學行政主管口中的負面新聞。圖為華梵大學雪景，非本文所提及之某南部私立大學。（資料照，環境與防災設計學系空拍團隊攝，youtube截圖）
那麼，現在的大學到底都在做哪些事呢？再以南部某私立大學為例，外傳該校校長是一位非常道德自持的長者，曾長期擔任過國內知名企業的高階主管，向來以辦事能力強、刻苦耐勞、待人和善著稱。自他接掌該大學以來，當然也就在校園裡大力地推廣品德教育，舉凡國內各大機關團體，只要是有關品德教育的計畫與獎項，他一定全力爭取，務求將這些榮譽留在該大學。但是，這也讓校內許多一、二級主管看準了校長的這個特性，紛紛投其所好，刻意地在校園裡營造「品德校園」的表面形象給他看。就像該校的某位主管就在校園裡搞了一個「三好燈」活動，目的是讓每一個學生每說一句好話、做一件好事或存一個好心，就可以到行政大樓一樓大廳專設的「三好燈」按一個燈、得一個讚，然後校長就看著三好燈上面累計的按讚數字不斷增加而高興不已，殊不知，這件事早被全校師生傳為笑柄。這大概就是古人所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道理吧！
話說這樣一位注重品德修養的校長，怎麼會被蒙蔽到如此地步？恐怕不是，因為筆者聽這位校長口中所宣稱的品德教育，不外是「看見師長要行禮問好」或是「重要場合勿喧鬧」等這類口號似的教條，完全不是學術界常說的道德契約論或責任倫理等概念，甚至不是哲學領域裡所說的道德推理與思考。於是乎，這樣的品德教育當然就容易流於表面和諧的形式化結果了。
同樣的表面形式化的政策在大學校園裡持續發生。例如某一所私立大學為求在招生策略上拉近學生家長的關係而實施多年的「關懷式點名」，據該校的網頁所宣稱：「關懷式點名的目的是期望老師用心關懷學生是否到教室上課，運用多元教學方法吸引學生到教室來學習，關心學生學習成效，增進學用合一，提升學生未來就業競爭力。並藉由學生出缺席點名記錄，在課堂參與評量上才有所依據，在教學調查意見問卷上才有所篩選，也才能知道那些學生會列入期中預警名單，那些學生需要補救教學與追蹤輔導，讓學校與家長共同來關心其小孩；而學生才會重視自己的學習權益，調整規律的生活作息，按時走入教室，出席每一節課，主動積極參與課堂學習及討論，師生共同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
為了徹底落實點名制度，且符合關懷之名，該校甚至規定了「任課教師發覺學生於該科目連續兩週未到課，就應主動啟動關懷機制：含聯繫學生與了解未到課原因，並輔導與持續追蹤；另轉知系助理與教學單位二級主管以通報至學務系統轉入導師輔導與追蹤機制；如學生仍持續未到課，導師應主動聯絡家長共同關懷、輔導與持續追蹤。以上關懷機制之執行，並配合留下書面輔導與追蹤記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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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之初，有不少老師和學生都持反對立場，都說大學教育講的就是自主學習的獨立精神，如今在課堂上強制點名，豈不是與大學教育的基本精神違背嗎？針對很多老師故意不配合學校的這項點名政策，該校再加碼修訂點名制度的內容規章：「對未依規定進行課堂點名與上網登錄之教師，請教學單位二級主管逕行約談、輔導與追蹤，其記錄資料轉呈教學單位一級主管了解與彙整，再影印一份送教務處備查與追蹤。」後來更乾脆把點名事宜列入教師評鑑的計分項目，不配合點名的老師，每年的評鑑考績都會被扣分；在學生部份更祭出大學學則的最高罰則：「凡未經准假或假期已滿未經續假而缺課者，以曠課論。凡一學期曠課達四十五節課者，視為學習不完整，應令退學，教務處於退學處分前應告知各相關學生。」
不過話雖如此，學校裡的師生還是找到了因應的反制之道：一是老師依規定每節課上傳點名記錄「全到」，只不過未必真的點名；二是學生開始編造種請假理由，大量註銷曠課的時數，雖然全校師生與行政人員，每個人都知道這些請假理由未必是真，但只要學生願意請假，也都沒有不批淮的。因此，歷年來真正因為點名曠課四十五節而被退學的學生可說是少之又少。於是，一套「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點名系統，成了該校校長對外宣稱的優良政績。
台大學生至今都感念傅斯年的真知灼見，而台師大那塊劉真題字的匾額，每年到了4月6日這天，都會被不知名的人士潑漆。（資料照，BBC中文網）
走筆至此，不禁再想起台灣高等教育史上曾經發生的「四六事件」。1949年的4月6日，台灣大學與省立師範學院（就是現在的台灣師範大學）兩校學生串聯成立「台北市學生聯合會」，以「救苦、救難、救饑荒」、「爭取生存權利」、「反對飢餓和迫害」、「要求民主自由」等訴求，號召全省學生團結。當時派任台灣的省主席兼警備總司令陳誠，卻以學生受共產黨思想毒害為由，對學生運動進行鎮壓面對這樣的威權鎮壓行動。
鎮壓行動的展開，卻引發了台灣大學與台灣師範大學兩校校長兩種截然不同的因應作法。當時擔任台大校長的是傅斯年，他強烈表達不滿，嚴詞警告當時負責逮捕行動的臺灣警備總部司令彭孟緝，他說：「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因此台大在整起四六事件中在傅校長的保護下受創較輕。反觀台灣師範大學，當時擔任師院校長的是謝東閔，他高度配合政府並協同軍警一同前往學校宿舍逮捕學生，甚至成立「整頓學風委員會」，由劉真（後來因這件事有功而被拔擢為師院校長）擔任主任委員，把當時支持學生的師院老師謝似顏、林本、王德昭、黃肅秋等多位教授解聘。後來統計院師被逮捕的學生近百名，其中更有7名學生遭到槍決。
六、七十年過去了，台灣大學的學生到現在都感念傅斯年校長那時的真知灼見與道德勇氣，而台灣師範大學那塊劉真題字的匾額，每年到了4月6日這天，都會被不知名的人士潑漆。台灣的大學校長們啊，你們知道嗎？今天你在校長任內的所有決定，都將成為未來歷史的評價。你們真的還要繼續這樣過一天算一天地耗掉大學資源，只求年復一年的招生率平安過關而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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