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1936年生，1956年開始寫作及編輯生涯。1970年創辦《七十年代》（後改名《九十年代》）月刊，任總編輯28年，至1998年終刊。1984年起在香港《信報》及1995年起在香港《蘋果日報》寫政治評論專欄，直至2021年6月24日香港《蘋果日報》終刊。六十多年的編輯和寫作均秉持忠於自己、質疑權貴、就事論事、不怕獨持異見的原則。
近年出版物有《香港思潮》《最壞的時代，最好的時代》《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世道人生之八十自述》《香港覺醒》等。
作者所述《失敗者的回憶錄》，將在風傳媒媒陸續刊出。
緣起
2019年三月底，我在報章的專欄表示，我將會在接下來的專欄中，就我一生中值得記憶的一些經歷，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寫下來。
我的人生經歷，是微不足道的。不過，既可說幸運又可說不幸的是，我生活的時代是中國、台灣和香港都經歷極為重大變遷的時代，我又置身在觀察、報導、評論這三地大變遷的敏感傳媒中。我目睹香港傳播界的淪落：從三地中最能夠自由看到海峽兩岸看不到的時事和政治，能自由評論，急速因自我審查、廣告和採訪受壓、事事要政治正確，而社會公信力不斷下跌；我經歷台灣人從正面期待「香港的今天，台灣的明天」，而急速地變成負面警惕「香港的今天，台灣的明天」。在這個大變動中，我的社會角色、出身、工作、家庭和在交叉路口的糾結，也許有些特殊。我想在有生之年，為自己留下這片雪泥鴻爪。
十多年前已經有這心願，只是在讀過黑澤明的《蝦蟆的油》和一些人的自傳後，深覺人類很難擺脫自我美化的怪圈，不想自己也陷入這怪圈中，因此蹉跎了好久，直到2019年已高齡八十三，覺得有些事情不寫，可能後世就無人知道了，於是下決心去實現人生的最後心願。
《回憶錄》在香港《蘋果日報》刊登了十來篇。一日，我接到黎智英電話，他說當時在台灣，有人對他說，希望看到我對當時香港特區政府提出的「送中」條例發表評論。他問我能否暫時擱下回憶錄幾天，在專欄講講反送中。我在《蘋果》寫評論二十多年，黎老闆從未對我的寫作提出要求。我回答他說我可以寫，但不會有什麼作用，港府和立法會都鐵定會一意孤行。他說，還是盡點力吧。我應承了他。
想不到的是，一寫就不可收拾。不是寫幾天，而是寫了一年多。我被香港一場反送中運動牽動心緒，使我再也無法有心情去懷想過去。每一天，我都被社會發生的事情吸引着關注，都不能不寫自己對當前時勢的感受和評論，也無時無刻不因時局變化而產生對自己既有觀念的審視。這一年我在許多認知上有所覺醒。我放下一年前的最後心願，因為我覺得自己過去的漫長經歷，即使對我自己，都已經不那麼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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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說：「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我的一生也經歷過多次解剖自己，對社會主義的覺醒，對共產黨的覺醒，對愛國主義的覺醒，對中國的覺醒，這些都是不同層次的覺醒，一次次在解剖自己的思想認知，並貫徹在編輯寫作的實踐中。到八十多歲高齡，以為思想已經定型了，以為對生活了七十多年的香港社會已有相當穩定的認知了，不料整年反送中運動，卻醍醐灌頂般讓我又有了很大醒悟。
那時，年輕作家盧斯達訪問我，問我會不會覺得不夠時間？我想他大概是想問我寫回憶的事。我說：「會，但我現在覺得要順其自然。我本來想寫回憶錄，但我現在覺得，做得到就做，做不到就算。」因為儘管寫政治文章多數要講理性，但一個人做甚麼事、走哪條路，是受感情支配，不由理性支配的。
但接著香港粗暴通過「國安法」，我仍然無懼紅線的模糊而繼續在香港寫時評。直到今年三月，我感到六十多年寫作生涯從未遇到過的實實在在的壓力，感到政治荒謬程度到了普通市民都人人可以看到、人人都會講，已不需要評論家去分析，而政治環境則是使「人人都不可以講」。於是，我就在3月31日告別我的時評專欄。
在4月19日，我在《蘋果日報》開始了《失敗者回憶錄》的專欄。香港《蘋果日報》被迫終結後，我沒有擱筆。2019年的事會寫在最終章。有人說，我寫的是「非一般」的回憶錄。這不是意味「好」，而只是「非一般」，因為我在敘述個人往事中，一直帶著對個人思想、心路歷程，對社會和家國大事的思索和剖析。鑑往而思今，是我寫回憶錄的目的。
《失敗者回憶錄》題記
我一生所主張所推動的事情，社會總是向相反趨向發展的，無論是閱讀，獨立思考，或民主自由，都如是。這就是我所指的失敗的人生。
從來只有成功人士會寫回憶錄，失敗者的回憶錄誰要看？
我在《世道人生》專欄的告別篇最後表示「將會向愛護我的讀友，細說我一路走來的失敗的人生」，有不少讀友留言說不接受「失敗的人生」的說法，他們認為我的人生是成功而不是失敗的。
就個人、家庭和事業這三方面來說，我的人生成績單當然絕非失敗。有點成績的原因主要決定於我生活的時代和環境，就像美國股神巴菲特說他的致富是因為他中了卵巢獎券一樣，我因為成長和志業開展期是在殖民地的香港，而且處於海峽兩岸和香港經歷大轉折的時代，「國家不幸詩家幸」，劇變刺激寫作者的思緒，而港英時代的法治及在97後一段時期的延伸，為自由的編輯和寫作生涯提供了保護傘，這是我人生之所以稍有成績的幸運因素。現在香港的年輕作家，才學在我之上，也沒有這樣的好運氣，要以寫作來維持生計都困難，真為他們惋惜。
但回顧我一生的追求，卻是不斷的感受理想破滅、價值敗壞的悲哀。
多年前，香港電台舉行「香港書獎」的頒獎禮，邀我參加，主持人問我，在港台主持「一分鐘閱讀」節目多年，是否覺得香港的讀書風氣有了改善，我回答說，我一生所主張所推動的事情，社會總是向相反趨向發展的，無論是閱讀，獨立思考，或民主自由，都如是。
理想破滅在幾十年前就發生，當一個希望升起又接著破滅之後，我就對馬克吐溫的話深信不疑，他說，悲觀者與樂觀者的區別，是悲觀者掌握的資訊較多。對人類社會了解越多，對人性知道得越多，就越是不能樂觀。但悲觀不等於要消極。以寫作為終身志業的人，必須忠實於自己心中所想、所信奉的價值觀，我手寫我心，才對得起自己從事的工作。當然，所信奉的思想價值觀會經不起現實考驗而改變，那就仍然要忠實於這種改變，繼續我手寫我心。悲觀而積極，明知推動的價值難以實現仍然要推動，既是職責所在，也是為了實現自己，為了無愧於自己的一生。
在事實敵不過謊言、真理敵不過強權的世界，在權錢色騎劫所有價值體系的世界，作為一個忠於自己的寫作人，很難避免不停地產生挫敗感。尤其是我寫作的時間如此長，面對的中國、台灣和香港的轉變如此大，回想我一生推動的不同時期的目標來說，我想到的無疑就是一個個挫折，是實實在在的「失敗的人生」。
在以後的文字中，我會盡可能憑記憶講一個失敗者的故事。警惕我寫作的只有一點，就是避免陷入羅生門故事的美化自己的怪圈。
而我在不斷挫敗之後仍然願意與讀友、特別是年輕讀友分享失敗人生的原因，是我常想起邱吉爾的名句：
「成功不是終結，失敗不是終結，唯有勇氣才是永恆。」
一個人的失敗人生或許是一個人的終結，但不是後來者的終結。一個人的勇氣是他的永恆，也是後來者的永恆。
邱吉爾的話推動我寫這個失敗者的故事，也是一直都是小有勇氣的故事。（文章發佈於2021年4月19日，原刊於香港蘋果日報）
失敗者回憶錄01：闖關
1970年3月22日，星期天，我忐忑不安地坐在深圳離境大堂上，邊防人員拿了我的「回鄉介紹書」到裡面去批核，已經一個多小時了。會讓我回香港呢，還是會被迫留下來，經歷不可知的未來？命運在待決中。
「回鄉介紹書」是每個香港人到大陸的必辦手續。在入境時，中國邊檢人員為每個拿香港身份證的旅客寫一張「回鄉介紹書」，填寫包括要去的地方、原籍、在香港的職業等資料，到了目的地後，就要到附近的公安局蓋一個印作為報到，而離開前也要去蓋一個離去的印，到邊防離境大堂，把蓋有兩個印章的介紹書給邊防人員查看，介紹書被收回就可以出境回香港了。中共建政以來一直這樣運行。那時妻子在深圳教書，我一兩個星期就回去一次探望妻女，已經十多年了。
但在前一天我如常入境後，在深圳公安局報到卻遇到刁難，辦事人對我說，要我回原籍新會去報到。我說我原籍沒有親人也沒有住址，他說新規定就是這樣，然後在介紹書上簽注「須回原籍報戶口」，並說不會給我蓋離去的印章，要回原籍蓋章。我一再解釋和分辯，他都不理。而且他不是新人，以前都一直是他辦的，都沒有問題。很顯然這是一個新規定，沒有人知道會有、也沒有事先通報的規定。跟他說什麼，都無望了。
怎麼回原籍呢？原籍是什麼鄉村？住哪裡？去哪裡的公安局蓋印章？無親無故的，會不會跟我蓋呢？我想了整晚；決定還是第二天先去深圳離境處闖一下，看能不能給我離境。於是，就來到了這裡。邊防人員看到我的介紹書時，立即說，是要你去原籍報到和註銷呀！我說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多次來往，這邊防人員已認得我了。他想了一下，就說，你先坐著，我進去查問一下。就這樣，他進去已一個多小時，我乾等著，想著會發生的各種情況：會拒絕讓我離境？會把我帶到什麼地方審查？會逮捕和送去監獄？還是會更糟？
前一晚，妻子等我回家，就告訴我，學校的革命委員會要對她隔離審查，並說前兩天一個香港人在那裡被槍斃了，原因是他用香港的反動報紙包了一些東西帶回來，被指為進行反革命宣傳。聽說他是一個小販。妻子神色凝重。不久就有紅衛兵來把她帶走。我眼睜睜過了一夜，決定第二天闖關。
在離境大堂坐著，一個多小時後我整理自己的思緒，覺得乾着急，為無法掌握的未來遭遇困擾沒有用，只有看事情怎麼發展才知道自己的命運和應變。我開始想，我今年34歲，大約14歲左右，就被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的理想所帶引，我一直認為自己應該做一個有理想的人，而不應該做一個我看不起的渾渾噩噩、碌碌無為的人。所信奉的理想，在過去20年，也不是沒有受過現實的質疑和考驗，但我總找到理由去為中國發生的事情辯解，說服自己不要放棄堅持。而現實是，我已經在左派文化圈中成長，十多年的編輯和寫作，有被認可的成績和地位；尤其是，剛創刊不久的《七十年代》月刊也廣受香港和海外傾向中國的華人歡迎，正是事業的起步階段。我雖還不是中共組織中人，但也非常接近中共在香港的領導者。我如果可以回到香港，我仍然無法擺脫在左派文化圈中工作和寫作。而倘若妻子被囚禁，甚至被判罪，甚而喪生呢？我兩個幼小的女兒怎麼辦？
1956年進入社會工作後，與父親於香港。（李怡提供）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本文原發表於香港蘋果日報，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