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們要回顧這篇報導1989年6月4日，全副武裝的中國解放軍部隊進到了北京城，坦克和槍砲子彈的目標不是中共指控已久的萬惡美帝，而是為了讓中國更好、走出家門高聲抗議的民眾與學生。
在改革開放政策推行後，北京政府為了吸引外資進入中國，連帶的也讓訊息的傳遞比起毛澤東時代的「鎖國」要開放不少。然而這只是表象的開放，在六四血腥屠殺爆發之時，所有的訊息傳遞再度回到停滯、阻斷，各種媒體都是滿口黨宣傳。
當時任職於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的李金銓教授，在這篇刊登於1989年6月12日118期《新新聞》的文章，描述這種傳播媒介受到嚴格控制的情狀，甚至導致天安門屠殺事件發生以後數日，上海還被蒙在鼓裡，即使偶有風聞也不了解慘况的情形。甚至住在北京的人也未必比外界更全面了解北京的情況，他們必須靠「出口轉內銷」，才能了解身邊事。
為了突破政府的消息封鎖，民眾關注到當時的科技產物傳真機──《人民日報》海外版登過一些政府和外商機構的傳真號碼，為的是吸引外資，現在正好派上用場。一位大學生說：「我們希望他們讀給工廠、公司的人聽。」CNN報導，上海某大學學生集合在操場，聽一位學生念傳真回來的英文報導，旁邊有人口譯，台下群情激憤。
只是30多年過去，北京政權仍用網路綠牆和長城，牢牢地控制著中國國內的訊息傳播管道。（新新聞編輯部）
一位現場目擊的明尼蘇達大學美國學生在燭光追思晚會報告：6月4日清晨兩點半，軍隊開進天安門廣場附近，學生和市民用身體去擋，軍隊開火，多人中彈，一人腦髓爆裂流在地上。群眾要我趕快拍照：「把真相告訴全世界！」……軍隊繼續向前，並濫射無辜，人們紛紛爬到樹上，趴在地上，躲在障礙物後面，軍隊用機關槍盲目掃射，啪、啪、啪，40多人喪命……。
控制媒體真相迷離
6月4日，北京電台英語廣播：「請記住6月3日：中國首都北京發生最悲慘的事件，數千無辜百姓被全副武裝的軍隊屠殺了。」語畢，播音員立遭撤換，接下去則是滿口黨宣傳。6月6日，北京電台引述官員宣稱，軍隊已占領天安門，沒有學生死亡。先前，國務院發言人袁木說，事件中有300人死亡，包括23名學生，其餘皆為軍警公安人員。電視連續播放受傷軍警在病榻接受訪問。
支持《新新聞》打造獨立自主的優質媒體，需要您做後盾！
點此支持《新新聞》，與我們攜手檢視公共政策、監督政府，守護台灣民主自由進步價值。
李潔明（左）在六四天安門慘案發生時任美國駐中國大使，欲針對解放軍射撃外國使區向中國外交部提出嚴正抗議，卻只見到次長級官員。（新新聞資料照）
據報導，中南海的大官們乘坐40輛轎車離去，在西郊某軍事基地進行你死我活的灌力鬥爭。外國記者拍照被發現可能擊斃，他們只能躲在旅館裡。學生說被軍隊屠殺身亡者計7000名群眾，美國官方數字為5000人，中共當局說只有300人。駐守北京的38軍（好人）與內蒙調來的27軍（劊子手）的衝突如箭在弦，一觸即發。這些一點一滴的消息，彷彿瞎子摸象，不知何年何月何日才能把鼻、頭、耳、腳拼凑成一幅真實的圔案。但在此同時，中共當局已經開始在改寫歷史了。
槍桿政權一手遮天
中共當局正在進行困獸之鬥，所以不惜冒天下之大不諱。它之所以一手遮天，沒有別的，就靠瞞天過海的說謊。反正我說沒有學生死亡，你要說有，你就是反革命。萬一另一派占上風，學生烈士又成為奪權的工具了。這個流氓技倆一貫使用，今天的「革命分子」一夜之間可以變成「反革命分子」，「愛國」學生旦夕之間成為「反黨」，台上的白瞼可能就是明天台下的黑臉。
這不是孰是孰非的問題，只要誰抓住槍桿子，誰就可以壟斷是非。傳播媒介是共產黨穩固政權的一大法寶，也是一具如響斯應的傳聲筒。縱然一個別有良心的記者，也只能學唐吉訶德對風車作戰，以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在封鎖線上開個小口袋，穿插一兩句真話（如前引北京電台的廣播）。個人壯烈犧牲，於國事大體無補。
六四天安門事件前夕，民眾張掛各式抗議標語聲援學運學生。（新新聞資料照）
媒介不止被動地反映官方的路線，也間接地介入權力的鬥爭。天安門事件4月初以追悼胡耀邦為始，學生提出7項改革要求（如新聞自由、平反胡耀邦、否定「反精神污染」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公布領導人及其子女財產），一路上只要政府出面對話，事情大有轉圜的餘地。但領導人置之不理，導致示威升級。4月25日鄧小平接受李鵬、楊尚昆的匯報後說：「制止動亂，行動要快，要爭取時間，不要怕人罵娘，也不要怕什麼國際反應。」
人民日報社論擴大學運
果不其然，次日在胡啓立指揮的宣傳班子起革下《人民日報》登出一篇聲疾色厲的社論，嚴譴學生在「搞動亂」。學生不服，示威擴大，要求肯定學生示威為民主愛國行動，並要求領導人在電視轉播下公開對話。5月中旬，3000學生宣布絕食，決定以身殉道。許多工人市民也許不明白民主自由，卻心疼學生身心遭受摧殘，痛恨法西斯領導的鐵石心腸，加上「官倒」橫行，通貨膨脹，民怨己深，才會爆發百萬人上街頭的空前場面。
那管學生死活，但顧自己保權。中共最高當局的權力鬥爭居然圍繞著《人民日報》4月26日的社論進行，這可於5月24日楊尚昆的談話概見端倪。
楊尚昆（右三）在1989年5月24日，對黨政軍擴大會議講話時，批判「黨內有兩種聲音、兩個司令部」。（方仰忠攝）
楊尚昆當天對黨政軍擴大會議說：「我們每退一步，他們（學生）就進一步。」因為「黨內有兩種聲音、兩個司令部。」楊尚昆說，趙紫陽反對那篇社論把學生愛國連動定性為動亂，他又在外面放空氣說不幹了，「學生覺得黨內有人支持他們，因此愈鬧愈厲害」。楊尚昆又說：「小平、陳雲、彭真、鄧大姊、王（震）老都覺得無路可退，退就是我們垮台，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垮台」。《人民日報》426社論成為權力鬥爭的焦點，趙紫陽成為它的祭品。5月中旬，坦克車還沒開進城時，《人民日報》記者編輯集體走向街頭，走向天安門，走向群眾，他們高呼：
（相關報導：
歷史新新聞．六四》1989年北京現場直擊：天安門屠殺前的學運，在胡耀邦喪禮時來到高潮
｜
更多文章
）
我們要講真話！
不要逼我們造謠！
新聞屬於人民！
426社論不是我們寫的！
後來，鄧小平、楊尚昆勢力調不動保定的38軍入城鎮壓學生，終於從內蒙調進27軍當劊子手，這些簡單的農民子弟在消息真空的環境下，成天只讀《人民日報》那篇426社論，徹底洗腦，以為「反革命分子」要推翻祖國，推翻社會主義。他們殺人如宰羊，可見共產黨只有勒死資訊的管道，才能欺壓百姓，殘殺人民。
獨夫難逃歷史仲裁
學生運動是隨著5月15日，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訪華而升級的，2000名外國記者匯集北京採訪中蘇的解凍，學生正是要「表演」給戈巴契夫看，希望加壓力給鄧小平。他們手無寸鐵，有的只是理想、熱情和無比的決心，他們的和平、友善、組織嚴密、合理要求，加上動人的口號標語和嘉年華會的氣氛，最符合「電視劇」的要求。
美國電視的罪惡在社會危機中被救贖了。平常30秒鐘的電視晝面一幌而過，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給觀眾提供反教育。但面臨重大危機，則電視便可揚眉吐氣，英雄有用武之地。甘迺迪總統遇刺損命，全國人民跟著電視馬拉松式轉播共同哀殤，竟有療傷止痛的社會功能。登陸月球也把人類的潛能、自然的奧妙，盡呈眼底。
戈巴契夫在1989年5月15日訪問北京，也讓天安門廣場上的學運升級，學生正是要「表演」給戈巴契夫看，希望加壓力給鄧小平。（新新聞資料照）
這次在天安門事件中，我們從電視上看到生與死、悲與歡、笑與泣、受傷的工人、歡呼的群眾，不長眼睛的坦克車，頭破血流的學生，遍體轔傷的人躺在三輪車躲著機關槍就醫，黑夜裏騎脚踏車逃命的人，以身體性命擋住坦克車進路的人，血流滿面而直士兵鋼盔控訴暴行的學生。這些活生生、淋淋的鏡頭，一張照片勝過一萬個字，直接打人世人的心坎，任憑獨裁者用謊話清洗也抹之不去。
當然，文字以分析見長，圖片以感情取勝，兩者相吸互補。從電視上，我們看到馬克仕的坦克在修女們的排陣前戛然而止，鄧小平的坦克一壓而過。劊子手還收屍成山，淋上汽油，付之一焚，以湮滅證據。南京大屠殺是日寇對華的侵略，天安門大屠殺則是中國昏君獨夫自作孽的暴行；日本想塗改歷史行不通，有了這些血淋淋的鏡頭，鄧小平寫下了歷史上最醜陋的新頁，盡管獨裁者如何篡改也是徒然。南韓的光州屠殺事件，台灣的二二八事件，這些統治者對人民的暴行是世世代代的夢靨，社會上要花多少個40年才能抹平心頭的情結。一個以人民為名的政府與人民作對，一個以人民為名的軍隊屠殺人民，歷史必有公平的評價，雖然獨裁者只看眼前，不看未來。
齊將真相公諸於世
以前，中國封建思想只叫人民「內外有別」，什麽「家醜不可外揚」，直到數年前外國人在大陸是接觸不到當地居民的。中共又有一毒計，即是罵異議分子「告洋狀」，這點其實海峽兩岸皆然。問題是向自己人告狀只有侮辱的回報，手無寸鐵的書生不告洋狀，生命何保，因此只好以外國記者為「安全網」，否則那天失蹤也沒人知道。中共當局醜化這次自發性民主運動為「告洋狀」，先說是「告洋狀」的方勵之所煽動的，後來李鵬又說要注意「長鬍子」的，因為老美不高興戈巴契夫訪華，楊尚昆則又怪到「黨內兩個司令部」頭上去。
（相關報導：
歷史新新聞．六四》1989年北京現場直擊：天安門屠殺前的學運，在胡耀邦喪禮時來到高潮
｜
更多文章
）
儘管經過40年的封閉，一般外國人卻說中國人熱情，蘇聯人冷漠。近年來外國人幾乎可以相當自由地與中國居民聊天，中國人講句話也不必左顧右盼。這次學生群眾再也不顧什麼「內外有別」，巴不得向外國人（尤其是記者）吐露心聲。1968年，美國反戰分子在芝加哥抗議全國民主黨大會，被警察殘暴毆打時，他們一致高呼：「全世界都在看著！」這次中國學生不斷要求外國記者「把真相告訴全世界！」
「把真相告訴全世界！」
「把真相告訴全世界！」
「把真相告訴全世界！」
說到外國記者報導中國，文革時期由於毛澤東的鎖國政策，外國人在霧裏看花，根據動人的口號編織多采的假象，特別是動盪中的美國知識分子似乎在中國找到了答案。當時的中國研究往往是抱著《人民日報》猜謎，所以才有毛澤東這個家那個家的言論，連若干華裔學者也不能免。
由於「鎖國」，不少外國學者和知識份子，對於毛澤東治理下的中國存有浪漫過頭的想像。（資料照，美聯社）
文革之後假幕揭開，許多大陸的移民主動提供消息給香港報刊、真假莫辨，必須由有常識有經驗的老手從事過濾。後來，權力鬥爭輸掉的高幹子弟不斷抖出小道消息，讓中央當局慌了手脚，最後甚至和《爭鳴》和《九十年代》反目成仇。
這10年的經濟開放政策，外國記者進入大陸採訪，報導比較實事求是；即使在5月20日戒嚴後，外國記者還是堅守崗位，在外國使館區的陽台架設長距離鏡頭，雖然對外通訊時斷時續，一點一滴的消息還是漏到外面的世界來。
港台記者的角色是配合統戰需要的，要的時候捧為天上之驕子，提供各種方便，不要的時候可以國人的身分入罪。台灣派去大陸採訪的記者日多，但在從恐共到自我膨脹的政治文化薰陶下，普遍暴露對大陸長期的無知和缺乏關懷。這是普遍現象，個別好的當然有。郭婉容去大陸開會，連對記者恭維兩句也上報；知名民主人士當然值得訪問，但很快便成千篇一律；台灣記者的視野始終不及於一般知識分子，工農學生。下焉者，根本就戴著有色眼鏡，先有結論，再找證據，彼此一窩蜂地搞一下。
嚴控大傳小媒盛行
正因為傳播媒介受到嚴格控制，天安門屠殺事件發生以後數日，上海還被蒙在鼓裡，即使偶有風聞也不了解慘况。作家白樺在上海接到海外的報告，泣不成聲；記者戴晴也不太明白整個事件的過程。北京居民有的只聞槍聲，不知傷亡，他們接到海外電話的質問，先是吃驚，再是不可置信，最後是悲憤轉成沉默。住在北京的人未必比外界更全面了解北京的情況，他們必須靠「出口轉內銷」，才能了解身邊事。
中國的訊息封鎖，讓1989年天安門廣場的抗議聲和槍聲，居然傳不到上海人的耳裡。（新新聞資料照）
大媒介被掐死，小媒介必盛行。伊朗國王巴勒維（Mohammad Reza Pahlavi）手裡握著最精銳尖端的傳播機器，卻抵不住何梅尼（Ruhollah Khomeini）的錄音帶和傳單。馬克仕的官方宣傳屈服於柯拉蓉「黄色革命」的浪潮下。兩年前台灣電視報紙對桃園機場事件製造的謊言，也被錄影帶無情地揭穿。這次大陸學生高舉「V」（勝利）手勢，頭绑白帶，宣布：「民主和自由是全人類共同的願望！」他們的一顰一笑，令人難忘。以「人民」為名的軍隊屠殺人民，而又矢口否認，海外只能把已出口的消息再內銷回去，才能揭穿宣傳機器一貫的造謠栽贓。
傳真革命暴行公開
這是一次波瀾壯闊的「傳真機革命」。傳真機簡單輕便，可以顛覆官方的封鎖。美國各地大陸學生不分晝夜，把《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刊登的軍隊屠殺暴行圖片傳回去。
《人民日報》海外版登過一些政府和外商機構的傳真號碼，為的是吸引外資，現在正好派上用場。一位大學生說：「我們希望他們讀給工廠、公司的人聽。」CNN報導，上海某大學學生集合在操場，聽一位學生念傳真回來的英文報導，旁邊有人口譯，台下群情激憤：此外，學生們各方搜集名單住址，把中文信、華文報導複印裝封，整箱整箱運往香港，再由香港分寄全國一個角落。獨裁者再狡猾，也想不到傳播科技的洶湧澎湃。他們除非再次把國家鎖起來，全面斷絕對外通訊，把外資外商統統嚇跑，否則他們能夠一手遮天嗎？
（本文原刊登於1989年6月12日出版的118期《新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