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文翊  

1986年5月《當代》終於在學術界、文化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創刊。志同道合、擁有共同理想的朋友，大家出錢出力共襄盛舉，我們兩人則全力投入。一開始我們就認定《當代》不是私物，是集體共有，所以沒設總編緝，以「編輯委員」掛名；事實上「編輯委員」非常鬆散。我正式掛名總編緝，要到10年後的1997年7月「復刊」後，是應出資的哈佛燕京社的要求；此是後話。《當代》排出一列顧問名單，目的在「挾權威以自重」，使當道略有顧忌而不敢隨便扣人帽子；這也是多年與國民黨周旋所得出的經驗。創刊號的專輯原擬做「60年代」的回顧，同樣基於政治敏感，改做當時紅遍歐美的思想家傅柯（MichelFoucault）。這是台灣第一次比較全面評介傅柯的專輯；從而可知戒嚴法下思想封閉之威力。

當初我們之所以敢辦雜誌，當然有自己的理念，以我們所積累的知識、專業、經歷和人脈，有把握編出獨樹一幟的雜誌；尤其拜副刊3年之賜，有龐大的作者群以及無數的金頭腦支援。我們深入了解全球思潮，也深悉台灣學術、文化生態，知道國內國外什麼人在從事什麼研究及書寫。《當代》透過知識、文學、學術思潮的評介，不只能打破僵斃的黨國文化，同時打開國人的視野，與全球對話。

我常被稱作爭議性人物，我得病成為爭議性新聞也不足奇。怪的是，我得的腫瘤明明在胰臟，《聯合報》新聞版上報導的標題赫然卻作「金恒煒頭出問題了」，當然是有意捏造事實。那麼潛台詞是什麼？ChristopherHitchens有「這個世紀最偉大演說家」之譽，患了喉癌，因一貫反宗教，寫過《上帝沒啥了不起：宗教如何毒害一切》（GodIsNotGreat:HowReligionPoisionsEverything）等書，同不同意他的宗教觀是一回事，他成為教徒們的眼中釘、目中刺是當然的了。

這是我們的「死亡之書」，或著說我們撐過了胰臟癌的劫難而倖存的歷程紀錄；我們與死亡貼身而過的劫數，我稱之為「死記」，這部分請讀文翊書寫的《有情世界渡死劫》。沒有這個「死劫」，文翊會不會寫下這些回憶文章？固然難說，可以確定的是，沒有文翊的回憶錄，不會逼出我的《是「死記」也是「史記」》。

剛上政大，有一次從校園附近走台階上指南宮，一邊登山一邊唱歌。桃樂絲黛在「擒兇記」裡的「QueSeráSerá」，歌詞說「小女孩時，我問媽媽：將來會怎樣？我會漂亮嗎？我會富有嗎？……媽媽這麼說，「QueSeráSerá,Whateverwillbe,willbe（未來不是我們可以預見的），QueSeráSerá……」。朝著雲霧中的空山，大聲的唱，其實對於未來，我的疑懼遠超過嚮往。美國反越戰的風潮正盛，戴花的嬉皮說，不要相信超過三十歲的「老人」，三十歲就是生命最遙遠的邊界了。歌聲散出重重清冷的山嵐消失，沒有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