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去年（2022）8-9月，新聞上就有數則12-18歲跳樓輕生的報導，總共造成四死一重傷。但是就在今年3月底4月初的新聞報導裡，又密集的發生了好幾則青少年與年輕人的輕生。
台北市一名17歲高中的女學生，上午還正常到校上課，但後來以身體不適理由請假回家。在家中因為結交網友問題與父母爭執，離家後竟在中正橋墜落河中，送醫急救後不治。
事實是—青少年族群自殺死亡率連續20年攀升，2019年15至24歲更有高達257人輕生
2021年監察院范巽綠、林郁容、紀惠容、蘇麗瓊委員調查案指出，根據衛生福利部2020年統計，青少年族群自殺死亡率連續20年攀升，2019年更有高達257位輕生。臺灣自殺防治中心2020年9月6日公布… 2019年15至24歲的青少年自殺身亡人數較2018年增加47人，增幅為22.4%，已經持續6年呈現升高趨勢，而自殺通報個案也以15至24歲的22.6%占比最多。
委員們認為「自殺目前在青少年十大死因中占第二位，僅次於意外，顯示青少年自殺問題已不容忽視，學校輔導諮商機制是否確實發揮效能？近9至11月發生學生自殺案例之學校，有關檢討改進之作為為何？對目前教育部三級輔導機制有何建議？….實有深入查明之必要。」
讓我們看看下述的報導，連一個校長都極度缺乏對青少年心理的瞭解，對學生的處理極度荒腔走板：
高雄市某明星國小3月20日爆發300多位小五生校外露營，遭委外輔導員命令集體下跪，學生受此屈辱，當時校方竟沒老師在場，校長為此自請處分。
請問教育部，在2021年的監察院報告後，做了甚麼？在看到上述這些怵目驚心的新聞報導之後，反應是甚麼？立法委員們知道社會的現況嗎？會對教育部、衛服部嚴加質詢嗎？教育部除了把校長調職、處罰相關人員外，平常都在做些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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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國人自殺死亡率逐年攀升，且自殺連續八年列國人十大死因之一，行政院衛生署特委託台灣憂鬱症防治協會辦理自殺防治業務，並於2005年12月9日揭牌成立國家級自殺防治中心，正式啟動全國自殺防治的工作。為建立更完善的自殺防治網絡，自殺防治中心主任李明濱教授特於2008年籌組「台灣自殺防治學會」。這十幾年來，透過台灣自殺防治學會不間斷的努力，自殺防治確實卓有成效，例如像疫情期間，日韓的自殺率上升，而這並不見於台灣。
據全國自殺防治中心統計，若以各年齡層自殺粗死亡率來看，25歲以上的族群皆有下降趨勢，唯12至17歲及15至24歲年齡層的自殺粗死亡率逐年上升。連14歲以下學童自殺的人數在近年都有明顯成長，2005至2017年皆只有個位數，但在2018年突破十位數，更在2020年翻倍至21人。
據全國自殺防治中心統計，若以各年齡層自殺粗死亡率來看，25歲以上的族群皆有下降趨勢，唯12至17歲及15至24歲年齡層的自殺粗死亡率逐年上升。（作者提供）
為了少子化太嚴重，政府極力鼓勵生育，但青少年輕生或不想活下去的「人數」卻翻倍上升，甚至年紀有越來越小的傾向。
除了自殺人數之外，15至24歲的自殺通報率從2016至2020年分別為4365、4905、6352、7991及1萬659人次，2020年已占所有通報人口群中的26.4%；各級學校通報學生自傷人次更呈現倍數增加。國中與國小自殺通報率分別為8.1與10.1倍，這不得不令人心驚。
筆者曾經忝為台灣自殺防治學會秘書長，深知自殺防治的不易，還有這群為國家自殺防治守門人的熱忱與辛苦。但是時代在改變，從離婚率上升造成的單親家庭、少子化與隔代教養所造成教養的問題、社會價值在金錢至上觀念造成的侵蝕，到網路化讓年輕一代注意力跟思辨力的下降。這已經不是靠台灣自殺防治學會，或者精神醫學相關人員的努力所能應付，教育部如何改變自身及其下屬的觀念，完善整個架構與制度尤其重要。
- 教育體系對於「憂鬱症及其他精神疾病」缺乏正確認知跟專業
- 青少年及家長對於「憂鬱症及其他精神疾病」嚴重缺乏知識與資訊管道
- 青少年精神科（兒童心智科）醫師的處理量能與能力不足
- 學校諮商輔導體系的封閉與自行其是
這些問題是國家級、跨部會的，需要的不僅是熱忱，更是需要切實落行的制度與充實的資源。在這裡要先引用一篇文章，並特別感謝作者，一位大學讀政治學和社會學，研究所半路出家學新聞，未來想繼續做寫字的陳德倫先生。
作者一開始就提出：「近年大學生自殺事件頻傳，校內的專業輔導人員被賦予重任，要防止遺憾再度發生。但走進心理師們的工作現場，卻發現困難重重──不合理的薪資待遇、身分定位不清、行政業務龐大、學生狀況複雜⋯⋯像一支投資匱乏又頻繁換人的球隊，卻期待選手能燃燒熱情，神通廣大守下每個出局數。」
曾在前段私立大學服務的心理師佩珊（化名），回想剛到學校時的光景：「我進去，先是兩個人走，之後又陸陸續續走，剩下我一個，就變成我最資深了。」她說，當時的同事都待了5、6年左右，看似穩定，但這年資也正好是大專心理師離職的高峰期。留下來的，工作包山包海，諮商量能被行政庶務擠壓大家都離開，佩珊只能接下諮商中心主管的任務。去年，她自己也轉換跑道成為行動心理師。
高流動率背後：受限於非正規聘僱，薪資天花板低於行情，大專校院心理師的流動率高，在圈子裡已不是新聞。絕大多數的大學專任心理師，都是一年一簽的約聘僱人員。… 約聘的問題還在於年資帶不走，假如心理師想從A校換到B校，年資得歸零重算，意味著薪資和休假又回到菜鳥狀態，很難吸引資深心理師，「要是這樣，我就乾脆跳出去了，反正都要重來了，我幹嘛還去你那邊？我就去累積一個新的市場（指行動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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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的量能不足，導致多數學校都設下6～8次的諮商次數限制。雖視個案狀況可提前結束或延長，但當學生展現的議題日趨複雜，需要長期諮商的比例也愈來愈高。即使是醫院，在健保體系之下，心理諮商跟治療人員也嚴重不足，長達數個月的等待期，甚至也有6～8次的諮商次數限制。
當資深心理師留不住，而青少年精神科（兒童心智科）醫師的處理量能與能力卻也嚴重不足。
處理青少年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往往需要諮商跟治療的不只是青少年本身，還有父母、家庭，甚至學校。現有醫療體系中，兒童心智科的醫師都很努力，對每一個病人都很盡心，他們確實是很有心的好醫師。但是面對日益增多的青少年輕生，單是自殺通報，我必須不客氣的說，他們缺乏效率的觀念，更無法得到組織運作的奧援。
按照他們現在的看診速度， 一個病人平均最少要花到20分鐘，就算從早上8點到下午5點，最多也看不到30個病人，甚至被醫院視為賠錢貨。他們不擅長新的網路管道，也不具備足夠的運作能力，利用組織來提供最大化的幫助，雖然都是極具熱忱的醫師。至於基層的精神科診所，單單是只收個幾百塊的特別心理治療，健保署竟然也可以特別審查，一次核刪數以十萬計。
最大的問題叫政府
觀念落後，行政蹣跚—學校諮商輔導體系有待系統性的檢驗與更改，如上篇文章所述，資深人才會被制度跟收入逼走，還要承受官僚體系加諸他們身上過重的行政業務跟不尊重。在我跟學校打交道的經驗中，甚至很多長官跟老師把重責大任交給對精神疾病態度偏頗、知識跟技能不足的教官。我曾經對著一群要輔導學生網路成癮的國中老師們演講，最後發現划手機的划手機，改作業的繼續改，諮商中心主任只做了介紹就走人。最荒謬的是，這群企圖幫助網路成癮的老師，沒有心理專業或經驗，絕大多數都是數學跟理化老師，因為主任認為他們比較懂電腦。
要基本改進，政府先從願意付錢做起—當自殺防治中心做出功效，就我所知，經費就被減少了。當要上課、參加工作坊，落跑的，最不專心的是長官跟主管們。我去上過課，一班幾十人，演講費還被打折挪去它用，即使我不在意錢，為了上兩個小時的課，開了3個小時的車到山上的學校。面對那群殷殷期望、滿懷熱忱的諮商師與學生，我卻在休息時聽得清清楚楚隔壁諮商室的每一句對談，而諮商師除了放任學生埋怨、抒發發情之外，好像甚麼都沒有做，當下心也都冷了。
制度的建立、切實地執行，跟人才的培育都需耗時數年，請及早開始
國健署日前公布110年度的「青少年健康行為調查報告」也發現，曾認真考慮自殺的國中生有25.3%、高中生有25.0%，曾嘗試自殺的國中生有10.4％、高中生有9.4%。但是我們卻有罰300個學生下跪的校長；視學生為問題份子，集體霸凌的師長、主任與教官。他們是特例嗎？絕對不，看看政府辦的反毒音樂會，憂鬱症協會也辦過的音樂會，整個社會的觀念還停留在教育式的訓導跟宣傳。
就在今年3月，好不容易，政府總算把心理衛生跟口腔司變成專職的心理衛生司。而首任司長長陳亮妤上任時宣布，自殺防治未來會是心理健康司、甚至衛福部，以及整個政府的重要工作。她也宣布將持續在社區布建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每個社區心理衛生中心都將設置2名臨床心理師、2名諮商心理師，增加心理衛生資源的可親近性，讓學生回到社區仍能使用相關資源。
但是，請司長不要只是一廂情願，認為增加量能、開幾個會可以解決問題。事實上最難處理的是那些根深盤據，觀念落伍的教育部官員、學校校長；還有沒有辦法看到一級防治，跟效率有問題的精神科醫師與心理師們。請借重跟發揮自殺防治中心過往的經驗，召開會議處理好教育跟醫療體系，建立心理師良好的制度與升遷管道。也要處理一下那些不瞭解精神疾病，卻把錢看得比人命重的健保體制吧！還有，與其辦理反毒、憂鬱症音樂會，更需要號召社會參與，大家把錢找出來，把整個系統連貫在一起；讓我們不僅要多生小孩，還要給他們快樂與有希望的生活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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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不能解決問題，勇敢求救並非弱者，生命一定可以找到出路。透過守門123步驟-1問2應3轉介，你我都可以成為自殺防治守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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