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兩週讀了四位台灣資深學者《反戰聲明》的數十條回應文，難免讓人感覺到，石之瑜有關台灣缺乏主體性思考能力的觀點，最後受到了強烈的驗證。根據石教授的判斷，阻礙台灣青年——也就是說，那些站在第一線、將被要求實際參戰的對象——去營造自身反戰立場的因素，主要是主體性這一帶動思考能力關鍵因素的全面缺乏。石教授如此的論斷有多麼諷刺，可想而知。畢竟，「主體性」這個字眼在過去三十年裡的用法相當特殊。在聽起來很「哲學」卻一點都不哲學的條件下（長話短說，「主體性」成為台灣政治詞彙流行語，就是完全刪除了哲學界對「否定性」與「主體的分裂」等傳統命題的結果），該詞扮演了台灣受害國族主義論述當中慾望的對象，成為眾人嚮往並捍衛的價值。然而，石之瑜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戳破了受害國族主義的鄉愿情結，揭穿了「台灣共識」主流底下，公共論述嚴重衰微的暗潮。
《反戰聲明》更新「思想火星塞」
正值此時，四位學者拋出《反戰聲明》，恰好可以視為一次思想火星塞煥然一新的動作，旨在重新發動主體性思考的引擎。
雖然筆者認為《反戰聲明》有許多值得商榷，甚或批評之處，但與四位學者所展現的勇氣、智慧和魄力相比，那些批評實在微不足道。反過來看，能夠讓四位專業知識人以共體時艱為出發點，卻達成與主流「共識」格格不入、深具精湛理性思考的共同觀點，進而不畏懼巨大的社會輿論壓力去加以公布於世，無論在思想實踐上還是在實質內容上，都是一次主體性的示範與突破，叫人五體投地並佩服不已！本著如此欽佩的精神，筆者希望從思想的面向來貢獻一篇短文，以期凸顯《反戰聲明》作為「思想火星塞」的歷史意義。
一言以蔽之，《反戰聲明》在思想上最大的意義便在於它對於未來轉型的重視。
以上這點在第四項訴求中，尤為明確：「4）國家預算用在民生社福與氣候減緩而非投入戰爭軍武。」毫無疑問，這項訴求及其附設的具體說明，就都是一次義不容辭面向未來的典範。舉例來說，將地球暖化程度限制在2015年巴黎協定「遠低於（相比工業化前） 2C」的水準以內，根據科學家的說法，可能僅剩20年的時間，遑論從目前零進度的悲慘狀態來看，連2.5C災難性的門檻以下的機會都很難保證。換言之，就是在未來十幾年內，人類有意無意之間，將會做出一次重大的「集體決定」。就「主體性實踐」而言，我們實在很難想出影響比這更深遠卻落實更難以實現的議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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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瞭解如此的集體決定到底有多困難，只要聽聽德國綠黨領袖兼時任德國政府外長貝爾伯克(Baerbock)2023年2月的發言，即便能掌握：「我們並不想要這場戰爭。我們並沒有選擇這場戰爭。（我們德國政府）更願意把我們的每一滴精力和每一分錢都用在修復我們的學校、對抗氣候危機並加強社會正義上。」以環境保護為創黨第一議的綠黨領袖，竟然可以輕易地將迫在眉睫的環保議題降級並「暫」擺一邊，這種作法與氣候變遷主兇石化工業那樣長期雇用公關公司去改善石化工業公共形象並操縱科學以符合該部門的利益一事，有什麼本質的不同呢？將昨天早就該做的事情推遲到明天，總是可以找到壹萬個「理由」去說服自己。如此這般的「天才」，行銷界也層出不窮。最崇高的理想如果只在陽光燦爛、鼓掌滿堂、一切都順己時才適用，那麼政客連沒有良心的推銷員都不如。一旦氣候危機的現實抵不過其他各種「現實」來得重要的時候，結果注定導致當前最急迫的集體決定，就這樣被全權委託給那些「現實」背後的利益勢利去擅自「處理」。屆時，有什麼「主體性」可言呢？
《反戰聲明》啟動同溫層自動分層的腦殘機制
2023台灣反戰聲明工作小組成員政大教授郭力昕（左起）、中研院歐美所研究員盧倩儀、陽明交大教授傅大為及政大教授馮建三等人20日出席「和平、反軍火、要自主、重氣候」反戰聲明記者會。（資料照，柯承惠攝）
不可諱言，假設當時換我參與《反戰聲明》草擬過程的話，我一定會建議將以上第四項訴求擺在前面第一位，以期凸顯眾多轉型（氣候變遷僅是其中之一）壓倒性的重要性。本人並不擅長於戰略思考與求謀，但確實可以推論，凡是將俄烏戰爭這一注定引起過度情緒化反應的議題擺在開場白位置的聲明，注定隨即成為社會上的引雷針，並連帶啟動同溫層自動分層的腦殘機制。哀哉！然而，即使《反戰聲明》偏偏從最火爆、也是最沒有被充分理解的俄烏議題切入，其他三項訴求——1）烏克蘭和平； 2）停止美國軍事主義與經濟製裁； 3) 不要美中戰爭——其實也都包含著與第四項訴求一樣面向未來，預備過渡轉型工程的關懷。正是這點特別值得《反戰聲明》正反雙方深思並探討。
換言之，此時之所以需要「反戰」，並不是因為什麼不可侵犯的「神聖原則」或「六０鄉愁」，而是因為社會上的「轉型管理」已經出現了史無前例的嚴重危機。畢竟，在眾多處理重大轉型的選項中，以戰爭為處理方針的作法，連「下下策」的等級可能都不如。別說什麼「下策」，戰爭蔓延的結果注定將事在必行的轉變推入深淵，向著最為激烈、最為不堪設想的方向逼近。用《反戰聲明》的原句來說，「當一切（由於核武或氣候災難等原因）歸於寂靜，政客們宣稱戰爭所能夠捍衛的「主權」、「民主」、「自由」…將在哪裡？」
持平而論，美利堅全球帝國七十載，從來沒有一次不依靠諸如戰爭、隱蔽行動、他國內戰與政權暴力更替等手段來「管理」與「引導」各種通向未來的轉變。甚至於，美利堅治世體制過去七十多年從來不惜任何代價去武力滅絕世界各地各式各樣的人民民主、諸眾主權、反資反殖的嘗試。如今，一系列重大且急迫的轉型成為全球無法迴避的課題之際，本能般地以戰爭為「轉型管理」優先選項的趨勢，對於研究冷戰與美利堅治世歷史的人而言，本來就都是預期中的事情。雖然令人感到震撼與悲愴，也並不意外。
嘲諷《反戰聲明》的論者認為，面對慣犯般的惡鄰中國，「備戰即是避戰」才是「理性」與「現實」的必然結論。值得注意的是，抨擊《反戰聲明》的文章和貼文一遍又一遍地重複同樣的話：我們別無選擇。四位學者那樣的主張，純粹是個不成熟的童話故事，白痴到爆。他們因此主張，台灣社會上下最好應該全面動員，做好萬全的準備，將社會資源盡量挪用在備戰上，盡量加強「威攝」的可能作用。對於持有這種觀點的人來說，《反戰聲明》無非是一種荒謬的「綏靖主義」主張。基於此，我們不妨將這一派稱為台灣的「反綏靖」派。（我猜這個名稱他們也不會反對吧。）
四位學者撰寫《反戰聲明》之前，「反綏靖」派的立場與反應都不算是未知數。很明顯，《反戰聲明》的作者們正是為了挑戰反綏靖派的「硬道理」而寫的。畢竟，那種「現實」的主要功能是產生一種對社會與政治動員有用的霸權共識，而不是豎立一些對於刻不容緩的重大轉型有用，抑或對民主社會異識培養有貢獻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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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反戰陣營和反綏靖陣營之間的分歧點又廣又多，而這些分歧歸根究柢可以概括為以下兩點：時間觀與社會關係的模型。
如果說反綏靖陣營想要什麼，那就是安全保障。 怪不得他們經常提及那些已經被認為是不言而喻或眾所周知的事情，連「小學生都知道」。 而在今天被認為是不言而喻的所有事情中，「綏靖政策」佔據了一個獨特的位置，好比提供了現代歷史動盪風雲中的羅盤針或定位器一般。與指北針不同，這具奇妙羅盤針的功能，在於協助人們隨時隨地，以回歸二戰，回歸冷戰等「榮歸美利堅」的故事大綱，定位自己。
縱容右翼跨國勢力才是戰爭浩劫的溫床
然而，台灣有多少人知道「綏靖」當年的真相？早在 1980 年代末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者瓊斯(Mark Jones)指出，「綏靖」作為歷史敘述的意義，主要在於遮掩西方國家曾經助長法西斯勢利的真相。這些國家(當時還是帝國)，特別是英國與法國，還有美國的外交政策，從十九世紀末年起以反左為基軸，它們寧可與極右勢力締結聯盟去對付社會主義的蔓延，卻死不願與左派勢力團結共同打退法西斯的浪潮。1937–1939年間不斷努力在《國際聯盟》架構內湊合反法西斯國際連線的蘇聯，一再受到英、法的阻擋並吃上閉門羹一事，根據瓊斯的判斷才是希特勒順利發動戰爭的主因。換言之，所謂「綏靖」的歷史教訓並不是「姑息威權，後患無窮」，而是「縱容右翼的跨國勢力才是戰爭浩劫的溫床」。反過來看，假設將「綏靖」反而定義為「姑息威權」的代名詞，這就形同將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華爾街的金融勢力，二戰前積極扶持並成全德國與義大利法西斯勢力崛起，二戰後又轉而刻意將曾為納粹的將領、情治人員、科學家、企業家與幫派分子納入美利堅全球治理團隊，共同執行一次又一次左派大屠殺的歷史記憶壓抑並刪除。這個過程中台灣在國際上曾經扮演了什麼角色，今天的台灣人難道都忘光了嗎？或者說，因為那些見不得光的事情大半都發生在台灣以外、邊境另一邊的地方（例如、瓜地馬拉與巴拉圭等國家），所以根本不用納入「轉型正義」的範圍？！
蘇聯末代領導人、冷戰終結者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1990年1月攝於立陶宛（資料照，美聯社）
歷史記憶被如此扭曲的結果就是讓「綏靖」所暗示的榮歸幻覺成為理所當然卻自欺欺人的謊言。更糟糕的是由此產生的冷戰思維往往被轉換為全球製圖學的原理，就好像「自由」自成一個獨屬邊界一邊的「陣營」，或者更準確地說，就好像邊界才是自由的象徵與保障，因此必須將邊界武裝到爆，動員社會上下去對「外」保衛邊界，對「內」制訂口徑一致的「共識」信條並撻伐信條上「脫隊」分子。誠如尼爾森與梅札德拉指出，邊界就是自由主義政治哲學「不對稱性」(asymmetry)的起點，甚至是其眾多雙重標準與自欺欺人的歷史謊言的泉源。孰能忘記，當年蔣介石所做的一切，口頭上都還不就是為了「自由」的理念？儘管今天都認為他當時所謂的「自由」只是個騙局也並不代表「威權主義」的因素已經從我們的「自由」理念與社會實踐中消失了。
事實上，反綏靖陣營對未來沒有任何想法。 就像他們當中秉持受害國族主義論者對台灣國的全部想像是樹立在回歸式的身分政治一般，他們對於未來轉型的願景只有荒腔走板的現代化理論與榮歸美利堅治世的鄉愁罷了。
無論人們對《反戰聲明》的四項要求提出何種批評，我們都必須承認，作者大膽地嘗試撇開以回歸為大綱的歷史謊言，清醒地面對未來一事是一次十分了不起的突破。遑論，在台灣這塊曾經於「自由陣營」受訓數十年的土地上，發出如此格格不入的聲明，十分罕見。
2022年3月27日，黎巴嫩首都貝魯特舉行反戰示威，參與者高舉普京肖像抗議烏克蘭戰爭。（資料照，美聯社）
《反戰聲明》從轉型的願景，而不是從回歸的幻想著手，呼籲我們發展出一套不同的價值優先順序，以不再含糊拖延的堅定立場，在當下立即開始大膽地迎接未來的挑戰與契機。根植於那套價值觀的社會，是不會像現在的社會這樣，以壓制異識的武裝共識與各式各樣的陰謀論，去遮掩以戰爭為「轉型管理」優先選項的思想貧困。
如今連象徵新自由主義債務經濟霸權的麥肯錫公司都承認俄烏戰爭確確實實地打亂了世界能源轉型的近程展望。能否創造嶄新的轉型願景，當然不能將希望寄託於棄守環保理念、擁抱「現實」，棄守主體性、擁抱小跟班角色，棄守未來、擁抱回歸的政客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