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立德突襲80周年
1942年4月18日，為了替珍珠港事件中遭日軍偷襲而死的2335名官兵與68名百姓復仇，16架B-25B轟炸機在美國陸軍杜立德（James H. Doolittle）中校領導下，由海軍航空母艦大黃蜂號（USS Hornet, CV-8）上起飛，對日本本土實施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的首次空襲。在這場史稱「杜立德突襲」（Doolittle Raid）的行動中，東京、橫濱、名古屋與神戶都被B-25B投下了炸彈。
按照美軍的計劃，16架B-25B在轟炸完日本本土後，將飛往中國浙江省的衢州機場加油。接著再飛往重慶，把飛機通通交給陳納德（Claire L. Chennault）以後，機組人員經由駝峰航線離開中國。不過因為大黃蜂號的行蹤提早為日本間諜船發現，迫使16架B-25B必須提早起飛，最後除了一架B-25降落到蘇聯濱海地區外，其餘都因為燃料耗盡而在中國沿海墜毀或者迫降。
幸運的是，15架B-25B的75名機組人員當中，除了3人沒能在迫降的過程中生還下來，另外有8人被俘之外，其餘64人都得到第3戰區、或者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副局長戴笠將軍指揮的忠義救國軍游擊隊救助，平安撤退到了大後方。換言之，「杜立德突襲」也拉開了中國軍民營救美國飛行員故事的序幕，到日本1945年8月15日投降為止，總共有735名美軍飛行人員為中國人所營救。
不過為了報復杜立德還有營救美國飛行員的中國人，日軍也在1942年5月15日發起浙贛會戰，以優勢兵力摧毀衢州機場，並沿路屠殺了近25萬中國人。為此有許多人，包括當時參與營救行動的浙江省民政廳廳長阮毅成之子阮大仁都認為此次行動毫無價值，甚至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有些得不償失。過了80年回顧這場空襲行動，是否真的那麼毫無意義呢？
與中國有深厚淵源
回顧「杜立德突襲」以前，首先我們要回顧的是杜立德這號人物。因為他與中華民國的淵源並不始自於「杜立德突襲」。讓我們把時空拉回到20世紀之初，論當時美國最傑出的特技飛行員，如果杜立德自稱是第2，恐怕沒有人敢聲稱自己是第1。而像杜立德這樣優秀的美國飛行員，正是30年代積極建設現代化空軍的蔣中正，所渴望爭取為己所用的人才。
於是到了當年年底，就有裘偉德（John H. Jouett）上校領導的美國顧問團來到筧橋，致力於將中央航空學校打造成中國的蘭道夫基地（Randolph Field）。杜立德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於1933年4月13日來到上海進行首次飛行表演，在孔祥熙面前進行寇蒂斯－萊特（Curtis-Wright）Hawk II驅逐機的性能展示。杜立德以他優異的飛行技術，將Hawk II的靈活性能充分展現出來。
4月15日，在中華民國空軍飛行員的簇擁下，杜立德又駕駛Hawk II升空進行第2輪的表演。他猛烈的低空翻滾特技令現場所有空軍飛行員折服，於是又有了4月16日的第3場飛行表演，這次來欣賞演出的嘉賓是宋子文。考量到當時上海氣候不佳，如此不要命的飛行技術讓孔祥熙、宋子文還有上海市長吳鐵城都驚訝不已，最終國民政府做出了採購Hawk II的決定。
後來Hawk II不只在中國獲得授權生產，還成為中華民國空軍抗戰初期抵禦日軍的空中主力，知名度不會輸給同一家公司的產品Hawk III。過去我們提到來華協助抗日的美國飛行員，首先想到的都是陳納德，卻很少有人知道其實早在陳納德抵達中國以前，就已經有好多美國航空先驅在中國服務或者冒險了，其中就包括杜立德。
1974年杜立德夫婦造訪台灣，獲得蔣夫人接見。（國史館）
「杜立德突襲」到底有無意義？
接下來就要問一個問題，到底「杜立德突襲」有沒有意義？這就要從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了，首先是從中國人的角度出發，這場空襲可能確實有得不償失之處。首先根據陳納德的論述，美軍基於保密原則，沒有事先透露這場空襲行動的確切發起時間，否則他可以運用「飛虎隊」（Flying Tigers）的警報網，盡可能將飛入中國領空的15架B-25導引到衢州機場降落，最起碼能避免飛機的不必要損失。
不過站在美方立場，似乎保密也非完全沒有理由，因為國民政府內部有大量與汪精衛政權相勾結的人士存在。如果美軍提前將消息告知重慶，恐怕「杜立德突襲」的消息還未發起就已經為日本人所掌握，所以選擇保密並不是讓人無法理解。但是從中華民國的立場出發，終究還是對盟國的一種不尊重，也是陳納德以及後來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等美軍將領所極度希望避免重演的情況。
此外日軍報復給中國人帶來的慘重傷害，確實讓杜立德本人都頗為難過，因此他非常積極支持重建中華民國空軍的計劃，希望能以此報答中國人對自己的救助。向中華民國空軍提供B-24解放者式轟炸機，用於重建以遠程轟炸為目標的第8轟炸機大隊，據說就是在杜立德的建議下成真的。後來參加第8大隊的其中一個飛行員朱震教官，還是曾經參與營救美國飛行員的浙江孩童。
在這場致命的海戰中，帝國海軍失去了4艘參與偷襲珍珠港的航空母艦，真正讓美國海軍一雪前恥。而且這場戰役失敗後，日軍再也沒有機會在太平洋戰場上發起攻勢，盟軍就此進入轉守為攻的狀態。所以從打擊日本軍國主義的角度來看，「杜立德突襲」還是有相當影響力的。或許中華民國為此付出了許多看似不必要的損失，但或許正因為如此，我們更不該遺忘這個日子。
馬區基地航空博物館外為杜立德與第15航空軍設置的紀念碑和紀念牆。（作者提供）
轟炸3大軸心國首都的杜立德
當然除了是與中國頗有淵源的特技飛行員出身之外，杜立德其實還有一個其他人比較沒有的特色，那就是他可能是唯一一個對日本、義大利以及德國3大軸心國首都執行過轟炸任務的主官。完成對日本的空襲後，本來美軍是要就近派遣杜立德擔任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將軍的航空作戰指揮官，不過這個位置麥克阿瑟將軍已經屬意由肯尼（George Kenny）將軍擔任。
於是杜立德被調往阿爾及利亞，擔任第12航空軍司令官，接著再升任北非戰略航空軍司令，指揮所有北非戰場上的美國陸軍、航空軍，還有英國皇家空軍飛行部隊。在北非待了1年後，他又前往義大利巴里機場（Bari Field）擔任第15航空軍司令官，負責地中海戰場上的軍事行動。從1944年1月到1945年9月，他又擔任第8航空軍司令官，這次的空襲目標轉為納粹德國的心臟地帶。
杜立德曾親自參加了對東京還有羅馬的首次空襲行動，可是當他當上了第8航空軍司令官，並且在1944年3月4日執行對柏林的首次空襲行動時，杜立德卻因為身上官階太高被禁止隨機出擊。這樣的結局，當然讓杜立德感到非常的失望，不過他雖然無法親自執行任務，卻還是柏林空襲任務的幕後規劃者與指揮者，此一偉大貢獻是絕對跑不掉的。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角度來看，第8航空軍絕對是美國陸軍航空軍嫡系中的嫡系，其規模為中國戰場第14航空軍的16倍大。今年同樣是第8航空軍成立80周年，是一個非常值得紀念的日子，但是杜立德當上第8航空軍司令後，卻給這支以轟炸機為主體的龐大航空軍帶來了根本性的改變，那就是增加護航戰鬥機的自由度。
過去護航戰鬥機被要求緊跟在B-17轟炸機的旁邊，不能夠有太自由的行動以防止轟炸機遭擊落，這大大降低了戰鬥機飛行員的行動自由，對維持軍心士氣毫無幫助。杜立德上任後，讓戰鬥機飛行員看到敵機來襲時可離開轟炸機前往應戰，提升了戰鬥機飛行員的士氣。此一改變並不是因為杜立德跳脫了他轟炸機飛行員的本位主義，而是因為他始終都是特技飛行員出身，不是轟炸機飛行員。
杜立德早年飛的特技蓋比機（Gee Bee），直到今天還是航空史上的傳奇。（作者提供）
杜立德的傳奇與我們同在
雖然「杜立德突襲」行動已經過了80年，而且杜立德將軍也已經在1993年離開了我們，但是他的傳奇仍然與我們同在。比如當年負責執行「杜立德突襲」的第17轟炸機大隊，其麾下的第34與37兩個中隊，至今仍存在於美國空軍第28轟炸機聯隊的編制之中，如今以B-1轟炸機為主力。如果未來中共在印太地區蠢蠢欲動，就極有可能遭受第28轟炸機聯隊的空中威嚇。
此外美國用於取代B-2隱形轟炸機、還可能在未來指揮無人機同時作戰的次世代戰略轟炸機B-21，也被美國空軍取了一個「突襲者」（Raider）的外號，目的就是要傳承「杜立德突襲者」（Doolittle Raiders）的精神。當然這款新的轟炸機，同樣可能會在未來印太地區的衝突中用於對抗中共的作戰。怎麼曾經作為中美友好象徵的「杜立德突襲」，如今卻成了雙方對立的符號？
答案其實再簡單不過，那就是今天的「中國」已非80年前的中華民國，反倒在很多情況下更像80年前的日本帝國，自然成為美國針對的目標。這個問題其實也從另外一個方面，敲打著中共如何看待自己的態度，那就是到底還要不要延續1979年以來鄧小平開創的對美友好政策。唯有傳承對美友好政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才能自視為當年中華民國的繼承者去推動抗戰相關主題的紀念。
而且比起陳納德，杜立德與中華民國的關係雖然同樣友好，也曾在1974年訪問過台灣，但是他沒有什麼強烈的反共立場，晚年也曾經為了感謝中國人對自己的救助而與北京方面恢復了聯繫。中共紀念「杜立德突襲」，其實應該是比紀念「飛虎隊」更順利成章的，畢竟絕大多數救助過「杜立德突襲者」的中國人都沒有辦法像朱震教官那樣在1949年逃到台灣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