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四年四月十六日，這一天在韓國歷史中將永不會被遺忘。這天發生的世越號沉船事件重創韓國社會，而至今人們仍在追尋事件的真相。
事件發生當時，我在韓國某大學任教。上午課程結束後，我打開電腦，隨意瀏覽著郵件與新聞，看到一則不起眼的新聞快訊標題寫著：「仁川海域附近客輪發生船難，乘客全數獲救」，我慶幸著沒有釀成大災難，也暗自稱許韓國救難系統的迅速有效率。
誰知入夜以後傳來更多消息，載有四百七十六人的世越號於全羅南道珍島郡海域發生沉船事故，生還者根本只有一百七十二人。乘客中包括三百二十五名前往濟州島旅行的檀園高中學生和十四名教師，他們當中僅有數十人獲救，絕大多數的孩子還困在船艙裡。韓國的四月天春寒料峭，晚上睡覺必須打開暖房設備才能入睡，想到那些孩子受困在冰冷的海水裡生死未卜，心裡起了一陣寒顫。
當天夜裡，我跟眾多韓國人民一樣，夜不成眠，睡睡醒醒，不時上網看最新的救援狀況，默默祈禱那些孩子們能撐過夜裡海水的低溫，等待黎明時更大規模的救援行動。
跟大多數韓國人民一樣，我相信媒體上宣稱的：政府正派出五百多名專業搜救人員進行大規模搜救。但隨著時間流逝，人們感到越來越不安，整個社會停頓了下來。螢幕上的數字彷彿凍結，獲救人數始終沒增加，失蹤人數仍居高不下。
事件發生至今三年多，韓國社會所受到的極大創傷仍未完全復原，這麼大的災難，卻仍不清楚真正原因與責任該指向何方。整個救援過程有太多匪夷所思的疑點，像是沉船最初的黃金救援時間竟未採取任何救援行動，導致那麼多生命白白犧牲；船長與船員命令學生留在船艙裡等候，自己卻率先逃跑；船公司的俞姓老闆一家人，面對此一悲劇的方式竟是變裝潛逃，軍警動員出動大規模人力搜山仍找不到人，不久後卻戲劇性的在偏僻山區找到一具屍體，宣稱就是船公司老闆俞炳彥，就此迅速結案。
這個事故突顯出韓國政府沒有效能、企業主缺乏道德良知以及毫無公共安全救援的因應體系。然而，這些現象並非韓國所獨有，在其他國家甚至臺灣也一樣看得到。從整起事件發展的過程裡，我們該如何理解韓國文化與社會結構的特殊性？
權力的文化脈絡
首先感到極度困惑不解的，是船長竟能不顧被要求在船艙裡等候的學生，自己先棄船逃亡。握有權力的人，不是應該負起對等的責任嗎？在韓國歷史上的其他重大公安事件也有類似情況。一九九五年，三豐百貨公司倒塌，在建築物倒塌前，早已知情的社長跟其他主管率先平安逃出，五百多名未被通知的民眾死亡；二○○三年，韓國大邱市的地鐵列車遭到縱火，並波及另一輛列車，最終導致超過三百人死傷，事故發生當時，列車長也棄乘客不顧，率先逃出列車。 （相關報導： 同樣被日本殖民，為何韓國人比台灣人仇日？從《軍艦島》看朝鮮民族心中最深層的痛 ｜ 更多文章 ）
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這件事：權力在不同文化脈絡裡的意義，以及傳統與當代社會價值之間的衝突。權力越大、責任越大，是我們在當代民主社會裡的普遍認知。韓國雖然是現代化民主國家，卻仍保留許多傳統社會的結構與價值，那就是建立於儒家文化長幼尊卑傳統之上的社會階序，以及集體行動的原則。「權力」在這樣的社會文化脈絡裡，上對下有絕對的權力，下對上有服從的義務。世越號裡多數罹難的師生順從指示在船艙中等待，喪失寶貴的救命時間，並非是沒有思考判斷能力，而是長期處於這樣的社會階序裡，在緊急時刻很難跳脫傳統思維模式。導致上位者往往沒有負起責任的觀念，讓權力演變成為特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