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如同胡耀邦，在文革後掌權儘管顯得比較開放，但在1985年接受陸鏗訪問時說，中國的經濟強大了，國防力量強了，台灣若還不願意統一，「那就要帶點強制性了」。
失敗者回憶錄169：愛國民主派的錯念
九七主權轉移後，香港的抗共運動就一直由「愛國民主派」主導，直至2010年之後，本土派在香港興起，並在年輕人中逐漸成為主流。我在2013年出版《香港思潮》一書，引言是「從無到有的香港本土意識的興起」。有關本土意識，容後再談。
這裡先談談2010年之前愛國民主派主導的社會意識。
自從1980年「九七」問題浮現以來，香港人一直在抗共的社會思潮中掙扎。開始時，香港人寄望在中英談判中，達致九七後英國以某種形式留下來，包括「延後轉移主權的日期」「主權換治權」「九七後繼續留在英聯邦」等等。而當時大專界關心國族命運的學生領袖們，就從概念出發反對殖民主義，嚮往民主和民族主義，支持中國「收回主權，民主治港」。中共總理趙紫陽給港大學生會的覆信說：「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是我國政治生活的根本原則。將來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即你們所說的『民主治港』，是理所當然的。」
一些對中共有幻想的人士，包括天真的學生，就認為中共承諾給香港民主了。他們都忽略了這段話的前半截：「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是我國政治生活的根本原則」。意思就是中國現在已經是「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了。換句話說，將來香港實行的「民主治港」也離不開中國式的民主。所以，我參與的「香港前景研究社」的朋友，和倪匡這些作家，並不相信趙紫陽講的「民主治港」。民調也顯示，大部分香港人不相信中共承諾。移民潮此起彼落，「起」是中英達成協議和六四屠城；「落」是因為香港仍然繁榮，有賺錢謀生機會。
且岔開話題談談趙紫陽。八九民運後，許多人都因為趙紫陽反對鎮壓並為此下台，對他持肯定態度。實際上，根據解密文件，戴卓爾夫人（台灣譯柴契爾夫人）當年訪問北京，主要的談判對手是趙紫陽，見鄧小平只不過是鄧對趙提出的「九七收回主權」作權威確定。也就是說，趙紫陽當年對香港人說「怕什麼」和「民主治港」，是包括他自己在內的中共領導層的共同意向。
就如同胡耀邦，在文革後掌權儘管顯得比較開放，但在1985年接受陸鏗訪問時說，中國的經濟強大了，國防力量強了，台灣若還不願意統一，「那就要帶點強制性了」。
中共的高層領導，無論後來有過怎樣開明的表現，但能夠上到高層，幾乎一定在長期「製造血污海」的鬥爭中，曾經心狠手辣地執行過殘酷政策。許多中共黨員，表面都很開明，甚至本性也可以說不壞，但參加了這個列寧式政黨後，合起來就會做出傷天害理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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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趙紫陽給港大學生會的覆信，鄧小平在1984年談到一國兩制時說，港人治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並解釋「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又說「可以罵共產黨，我們不怕他們罵，共產黨是罵不倒的」。他的意思可以詮釋為香港人可以「反共」，只要不「反中」就是愛國者。
八九民運後期，香港成立了「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香港大部分市民一方面同情中國學生反專政、爭民主，另方面更重要是對九七感到憂慮、對《基本法》的起草絕望，期待中國可以實現民主從而會帶來九七後香港的民主自由人權，於是也參與支聯會的活動。
支聯會擺明「愛國」，亦沒有反對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後來成立與支聯會一體兩面的民主黨，走的是同一路線。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在立法會是民主黨的黨鞭。他們的路線可以概括為「反共不反中」。符合鄧小平的「可以罵共產黨」但「尊重自己民族」的愛國者標準。倡導民主，既符合《基本法》所定最終實現特首和立法會雙普選的目標，亦沒有違反鄧小平的「愛國者標準」，更呼應中國總理曾經在信中支持的「民主治港」。
九七後，支聯會繼續舉行六四燭光晚會，以提升香港市民的中國人意識。2000年，民主黨主席李柱銘訪美遊說國會議員支持中國加入世貿，並給予中國永久最惠國待遇。意見廣受國會議員引用。翌年底中國正式入世。
同年五月，立法會以43票贊成、零票反對、1票棄權通過了「反對台灣獨立」議案。所有民主派議員都投了贊成票，只有吳藹儀投棄權票，理由是這個議題不屬於香港立法會權力範圍。
但在中共眼中，民主派這些「愛國」動作都是不算數的。為爭取香港民意與國際認可，提出「可反共不可反中」的「愛國者標準」也是不算數的。甚至正相反。中共在意的是「共」而不是「中」。「共」意味權力，反共，民主，都是要削減中共的絕對權力，這是絕對不能讓的。至於「愛國」嘛，中共掌權者的觀念就是「愛黨」。若不「愛黨」而「愛國」，比如為中國進入世貿去美國遊說、「反台獨」的表態，對中共來說都可有可無。若「愛國」是愛中國人民，為人民爭取自由、民主，反對專權統治，尤其是提出「還政於民」，那更是大逆不道。
中共嘴裡說的，跟他們的想法正好相反。果真民主、還政於民，那麼還有黨和我個人的特權嗎？
中國文革的宣傳海報：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作者提供）
失敗者回憶錄170：立國全憑一口戈
我的人生下半場從《九十年代》休刊後開始，編輯寫作的主要平台在《蘋果日報》，也在其他報刊寫專欄和在電台主持讀書節目。與上半場相比，下半場沒有經營壓力。即使主持《蘋果》論壇版，也只是負責選稿、決定頭條、文章配置和看大樣而已，另有助手負責具體編務、稿酬結算等等。故下半場可以說是更能集中個人自由思想的時期。又因面向香港讀者，所以主要關注香港的局勢變化，儘管也會涉及兩岸話題。
下半場的編寫工作也持續了四分之一個世紀。雖然已年逾六旬，想不到仍然對人生有重要的考驗。這期間，我出版了十多本書，其中至少有八、九本是政論合集。在這個回憶錄中，我不打算仔細去描述這段時期的香港歷史。我只選一些對我的心路歷程有影響的事情來談談。
中國經濟從衰敝到起飛，並非如中共宣傳所說，只因為它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實際上，中國的改革只限於經濟領域，而且是開放為主，改革不多。政治就完全沒有改革。起飛的關鍵在於美國在2001年給予中國永久最惠國待遇，從而使中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過去美國每年檢討一次這種待遇，使一些國際企業有戒心，不敢在中國作長線投資。2001年的改變，使中國成為可提供廉價勞工、廉價土地，可不顧生態環境的最符合跨國企業利益的國家，並迅速成為世界工廠，每年GDP 增長都是雙位數。
李柱銘在回憶錄中提到，他前往美國遊說讓中國入世，是想藉此使中國懂得和遵守合約精神。我相信美國政府當時的想法也差不多。西方學術界的自由主義者，從一些國家或地區如南韓、台灣的經驗，多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了，平均收入增長快了，富裕階層和中產階層多了，自然就會覺得需要遵守合約，需要有法治與民主制度去保障私有財產、個人自由。
但對於一個有兩千多年專制主義傳統、再加上比蘇共更極端的極權執政黨來說，就不是這樣。我在前文介紹王正方在1986年提出的「王氏定律」，即經濟發展加政治自由等於一個常數，似乎更能說明現實狀況。有網友留言對「王氏定律」提出質疑，說現在中國的經濟不斷下滑，按王氏定律不是應該政治上較為放鬆嗎？為什麼反而更收緊呢？
需知，經濟下滑與否，不是根據客觀數據，而是中共領導人說的才算數。即使文革後期，經濟已到了崩潰邊緣，在毛澤東還沒有死、四人幫還沒有倒的時期，包括周恩來、鄧小平都不敢說經濟衰敝，而且也都在講什麼抓革命促生產、大寨精神、大慶精神之類，直到毛死、四人幫垮台、文革結束，再過一年，鄧小平復出，才講文革後期經濟到了崩潰邊緣，才開放民主牆讓人民貼大字報。
與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長期保持聯絡。這是2018年9月我們與陳日君樞機的合影。（作者提供）
現在，許多海外論者都認為中國有嚴重的經濟危機，但在中國媒體就完全看不到這種報導。網上哪怕上海及一些地方封城兩三個月，經濟衰退，老百姓叫苦連天，但中共掌權者甚至許多普通人還自我感覺良好。至今，中共還沒有感覺到經濟下滑到危及政權的程度，也就是說，還未到「不見棺材不流淚」的時候。
更出乎西方自由主義者想像的，就是中國的高官、特權階層、暴發戶，甚至大部分中產者，都想盡辦法把自己的家人、財產轉移到境外，最好到美歐加澳，否則先轉到香港，再圖謀外轉。而他們自己則繼續留在中國撈錢。這在中國有個名稱，叫「裸官」。中國的說法是：只有把錢轉到境外、家人移居境外，這財產和家人才真正屬於你的。網上流傳一段2017年美國前第一夫人希拉蕊的講話，她說中國90%的高官家屬和80%的富豪已申請移民，或有移民意願。中國知名的反美鬥士網紅司馬南，也把老婆、孩子、財產全送到美國，他說出一句名言：「反美是工作，留美是生活。」
中國的經濟發展，關聯到中國在香港的政策，似乎都在實現「王氏定律」。中國對香港的政策二十多年來越收越緊，是基於中國的經濟在全球化中起飛，而且已伸展到美歐和全球，香港早已不在他們眼中了。對中國來說，中英聯合聲明、《基本法》已完全沒有再遵守的必要。
如何形容一個靠暴力打下江山和以暴力維持的政權呢？我突然想起十多年前在《蘋果》副刊寫專欄時，曾經有一段日子寫中國奇妙精彩的對聯。其中，我提到一些極其難對的所謂「絕對」，徵求讀者來玩這種中國古代流傳的文字遊戲。結果發現原來香港市民中有許多臥虎藏龍，是對聯的高手，居然對出了許多「絕對」。
當時，有一位署名金弓的讀友，提出了一副下聯，他說想了十多年，都想不出上聯。他的下聯是：「立國全憑一口戈」。它的難處是「國」字含一口戈三個字，又體現出全憑暴力革命建立政權和全憑暴力維持政權的事實。單是這個下聯，就出得極為神妙。想不到我在專欄提出後，居然有甚多來件嘗試對上聯，而且大都符合要求。最後，由金弓君選出上聯。這裡賣個關子，容我在下文揭曉，並再談與此有關之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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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