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是阿波羅11號（Apollo 11）登陸月球52周年紀念日，筆者永遠不會忘記小時候從課本上，讀到太空人阿姆斯壯（Neil Armstrong）的那句「這是一個人的一小步，卻是人類的一大步。」（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man,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話。最近有機會重聽美國總統甘迺迪（John F. Kennedy）「我們選擇登月」（英語：We choose to go to the Moon）的發言，同樣感到心情振奮。
阿姆斯壯登陸月球，本來就不只是美國，而是全人類的大事。近年來，隨著中國大陸積極展開太空探索，冷戰時代的太空競賽（Space Race）似乎又回到了我們的眼前。目前在太空的10個人當中，僅有美國與中共派出了3人，俄羅斯派出2人，法國與日本則只各派出1人。可見到目前為止，唯一有實力與美國爭奪太空霸主地位的國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當自己國家的大事慶祝
不過這只是目前的情況，整體來看的話，俄羅斯仍是僅次於美國，往太空派出第2多人的國家。從蘇聯時代開始算起，總計有121名俄國人進入太空，中共的數據到目前為止只有12人。所以到底誰是第2大的太空霸權，從目前來看或許還有爭議。不過到底是俄羅斯強還是中共強，並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畢竟台灣人的認同問題，才是筆者長年來真正關注的核心。
從今年是中共建黨百年的角度來看，1979年改革開放以前，似乎中共唯一能拿出來炫耀的歷史就是發展「兩彈一星」了。所謂的「兩彈一星」，指得是核子彈、彈道飛彈以及人造衛星。1970年4月24日東方紅衛星的發射，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此成為太空競賽的一員。為中共締造「兩彈一星」成就的錢學森，在大陸享有「民族英雄」的待遇。
許多台灣的深藍人士，也頗以今天中國大陸在太空競賽中取得的成就深感自豪。不過在深藍人士與大陸同胞們一起讚揚對岸探索「星辰大海」的同時，我們還是要先探討深藍最崇拜的前總統蔣中正，對於當年美國、蘇聯還有中共的太空競賽是什麼看法。儘管深藍攻擊蔡英文是「美日走狗」，可52年前的蔣中正究竟又是站在誰的那一邊呢？
根據國史館典藏文獻，蔣中正在1969年7月21日就代表全體中國人，就登月成功一事向美國總統尼克森表達祝賀。（國史館）
對於在尼克森時代完成的登月計畫，蔣中正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並不是將其視為全人類的大事，而是「自己國家」的大事慶祝。
創辦《兵器戰術圖解》雜誌的軍事媒體前輩劉文孝先生有以下的回憶：「阿波羅11號首次登月那天，記得學校還提早放學讓小朋友都回家看電視轉播，等同是自己國家的大事， 還發行郵票，舉辦月球岩石展覽……讓當時許多人都會背誦各節火箭。」
希望地球人能與外星人和平相處
過去筆者參觀中正紀念堂的時候，也曾經看到過蔣中正的祝賀詞跟著全球72個國家領袖一起被阿姆斯壯帶上月球的消息。蔣中正的賀詞內容為「茲於太空人首次登陸月球之日，謹申吾人誠摯之願望，從此以循世界大同之旨，共登宇宙太平之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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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見到，一輩子都在跟日軍還有共軍作戰的蔣中正，內心最渴望的是地球人能與外星人和平相處，不要引發星際大戰。
1969年的美國，仍承認中華民國是唯一的中國合法政府，所以蔣中正也是以中國總統的身份提出以上賀詞。或許未來哪天真的有外星人來地球訪問，還認為中國的國旗是青天白日滿地紅都說不定。
而根據國史館典藏的史料，美國對蔣中正的祝福給予了熱情回應。除了向蔣中正贈送阿姆斯壯、艾德林（Buzz Aldrin）以及柯林斯（Michael Collins）三人的簽名照，更由阿姆斯壯本人在1969年12月28日，也就是登月的半年後親自造訪台北拜會蔣中正。
對美國海軍F9F噴射戰鬥機飛行員出身，參加過韓戰的阿姆斯壯而言，領導中國與美國合作戰勝日本侵略者，又防止台灣遭到共產主義赤化的蔣中正不只是友邦元首，還是英雄人物。阿姆斯壯雖然比蔣中正年輕了兩個世代，能成為人類歷史上登月的第一人，相信也獲得了蔣中正的尊重。兩人的會面，肯定是英雄惜英雄的。
隔年1月2日，參加過阿波羅10號，又即將參加阿波羅17號計畫的太空人賽南（Eugene Cernan）隨美國前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的副手安格紐（Spiro Agnew）造訪台灣，將阿姆斯壯從月球帶回地球的岩石贈送給蔣中正。
到了3月，蔣中正又在總統府接見了1969年11月完成第2趟月球之旅的阿波羅12號組員，他對美國太空計劃的關注程度之高，絲毫不輸今天的科幻迷，實屬後人所無法想像。
如何看待蘇聯的太空成就？
蔣中正是純粹站在人類的角度，受阿波羅計劃的成功而感動嗎？如果沒有蘇聯與中共的存在，或許是。然而一旦扯到了冷戰與反共這兩個議題，蔣中正可就不像甘迺迪或者尼克森一般遮掩了。甘迺迪「我們選擇登月」的發言，之所以令人感動，就是因為他還邀請了蘇聯一起合作，共同完成人類的普世創舉，無論他的發言有幾分是真心的。
而如果對太空競賽的歷史有所瞭解，大家就知道美國並不是從一開始就占據領先地位的。人類歷史上的第一顆人造衛星史普尼克（Sputnik），是由蘇聯在1957年所發射，第一個太空人也同樣是來自蘇聯的尤里·亞歷克賽耶維奇·加加林（Yuri Alekseyevich Gagarin）。可見曾經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美國在太空競賽中是被蘇聯壓著打的。
蘇聯史普尼克衛星，雖然是人類壯舉，但因為政治不正確，遭到蔣中正的否定。（圖／美國空軍）
那麼蔣中正在美蘇的太空競賽中，是否有保持中立？是否有站在人類的角度給蘇聯的人造衛星還有太空人同等的表揚？對此，中正文教基金會網站上倒是有詳細的紀載，可以看到蔣公對待史普尼克衛星的態度。1958年3月1日，蔣中正接受黎巴嫩記者訪問時，被問及了以下這個問題：「俄帝之人造衛星是否將改變現時世界之力量平衡？」
從「俄帝」這兩個字的出現，就可以看到蔣中正對蘇聯的太空成就已經有了先入為主的成見。他如此回答：「俄帝犧牲人民的麵包和自由，爭先放出兩顆人造衛星，就能在宣傳上收到效果，也就是基於自由世界心理上的這一個弱點。所以我認為自由世界應該受到教訓，積極團結起來，認清敵人，主動地打擊共產侵略集團，澈底消除危害世界和平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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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對蘇聯在太空競賽中取得的成就，蔣中正給予了的態度是全面否定，甚至認為是赫魯雪夫餓死大量平民百姓後取得的成就。蔣中正身為自由世界的亞洲領袖，在太空競賽中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線，對蘇聯採取比美國還要強硬的姿態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同樣的態度，也被彰顯於蔣中正面對中共發射東方紅衛星的時候。
對東方紅的恐懼與否定
1970年4月24日，也就是在蔣中正接見阿波羅12號組員訪台後不久，中共成功向太空發射了東方紅衛星，向世人宣告太空不再只是美蘇爭霸的戰場。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代表中華民族，還有全世界的有色人種參與太空競賽，不讓美蘇兩個西方強權專美於前，因此將衛星取名為東方紅。毛澤東的這個成就，對包括日本在內的亞洲還有非洲等非白人國家而言，其實是相當振奮人心的。
按照今日深藍的邏輯，中共與中華民國同為中國人，台北的兩位蔣總統應該要拋開國共的恩怨，為大陸取得的成就感到與有榮焉。
可實際上，兩蔣對東方紅的發射的回應是先感到恐懼，接著下來則是徹底否定。能向太空發射衛星，首先意味著中共的彈道飛彈技術將大幅提升。不只是台灣本島處於攻擊範圍之內，就連美國西岸都將被壟罩在共軍飛彈的打擊範圍，對中華民國的國家安全不樂觀。
1970年3月23日，蔣中正總統欣賞阿波羅12號組員帶回來的月球照片，這張照片拍攝的一個月後，東方紅衛星升空。（國史館）
駐美大使周書楷，曾在1970年5月13日，將美國專家學者對東方紅的分析報告翻譯成中文後轉交給蔣經國。內容指出，中共雖然將在五年內具有攻擊美國西岸的洲際彈道飛彈，並在接下來兩年內進行有限度量產，但是其質量仍落後美國20年。中共距離美國的科技差距，其實是增大而不是縮小。相信這樣的研析報告，對蔣家父子多少取得了安定作用。
在蔣中正父子統治下的台灣，對東方紅衛星是不可能有任何正面報導的。除了不願意面對中共把衛星送上太空外，最讓蔣家父子感到難過的，應該是這樣的成就為什麼沒有在自己手中完成。
所以對於中共將東方紅衛星送上太空，戒嚴時代的台灣媒體只會採取全面否定的態度。甚至還有報導指出，中共是經由1964年與之建交的法國幫助，取得美國的電子計算技術才能讓人造衛星升空。
整體而言，兩蔣對中共發射人造衛星成功的立場，先是感受到中華民國遭受到了威脅，後來則是必須要對此一成就採取否定姿態。畢竟從中華民族主義的角度出發，中共發射人造衛星成功確實顛覆了中國人19世紀以來「東亞病夫」的形象，有「揚眉吐氣」的效果。不只是對大陸人民，就算是對海外華僑與台灣百姓都能產生巨大的民族向心力。
錢思亮對「兩彈一星」的讚譽
為中共錢學森帶來「兩彈一星」成就的錢學森，本身是獲得庚子賠款支持到美國進修航太的中國留學生。
錢學森在赴美進修前，曾經到南京的航空工廠和南昌的航空學院進行為期一年的實地考察，並在抵達美國之後受益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靠著中美兩國的同盟關係獲取美國陸軍航空軍的上校軍階。憑藉著同盟國軍人的身份，他還於1945年獲邀到德國調查納粹的火箭科技。
甚至今天南加州帕沙迪那（Pasadena）噴射推進實驗室（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的成立，也有錢學森的親身參與，顯見他就算不是蔣中正的黃埔子弟，也是當年國民政府細心培養的民國知識精英。錢學森在50年代選擇「回歸」中國大陸，而不是到台灣來效忠栽培他的中華民國政府，相信對蔣中正父子已經構成巨大的心理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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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氏父子對中共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採取敵視與否定的立場，卻不代表跟著他們來台灣的所有外省精英都採取這樣的態度。時任中央研究院數理組院士的錢思亮，便於1965年發表的〈用科學與民族的視角看問題〉一文中指出：「那邊進行了熱核爆破，按理說，漢賊不兩立，我們應該沮喪和憤恨。但是，我想，和我一樣，情不自禁欣喜的，恐怕為數不少。」
1970年擔任中研院院長的錢思亮，雖然是文人卻堅決反共，只是當大陸成功試爆原子彈的消息傳到台灣時，他還是無法控制住自己的民族情緒。（國史館）
為了避免踩到政治地雷，錢思亮接著強調：「這算不算媚匪通共？算不算侍領袖不誠？算不算置忠孝節義不顧？我告訴大家，不算！熱核武器是沒有政治屬性的，它既可以用來捍衛自由世界，也能被赤共用來奴役世界。現在，那邊搞出了這個，這是政治上的悲劇，卻是民族的壯舉。有朝一日，我們光復故土，悲劇就不存在了。那時，就只剩下民族壯舉，讓我們驕傲，讓我們爭雄于寰宇！」
憑藉著自己中研院院士的身份，還有在後面追加了「光復大陸」以及「消滅共匪」的內容，最終錢思亮平安下了莊。
沒有錯，對於許多追隨蔣氏父子來台灣的國民黨與外省人而言，核子科技就如太空科技一樣，本身是沒有政治或者好惡意識的。如果哪一天共產黨被推翻了，由中共發展的核子武器、彈道飛彈或者人造衛星同樣可以為中華民國所用，為大陸的成就祝賀應該並不為過。
為「兩彈一星」而叛逃的潘君密
然而並不是每個國民黨員或者外省人，都有如錢思亮般的中研院院士光環。也不是每個國民黨員或者外省人，都如錢思亮般精明，懂得該如何在不踩政府底線的情況下讚美中共取得的成就。主張兩岸合作，共同對抗美國、日本以及蘇聯等「帝國主義」、「軍國主義」還有「霸權主義」的深藍人士，並不只存在於今天的台灣或者海外，兩蔣時代便已經所在多有。
1964年7月15日，中共成功試爆第一顆原子彈後，時任中華民國駐達荷美大使館三等秘書的潘君密便產生如下想法：「我當時感覺很複雜，但簡要概括起來就是6個字，驚恐、驕傲、困惑。驚恐者，蔣介石的反攻大陸從此絕望，不但此生再也難回大陸，而且還可能遭到大陸使用原子彈摧毀台灣。驕傲者，中國人終於也有了世界上最尖端的武器，帝國主義再也不敢欺辱中國了。」
1979年叛逃大陸的外交官潘君密，坦言他就是受到「兩彈一星」的影響而對中華民國政府產生質疑的。他就讀台大時，是連戰的同學，從這個脈絡也不難理解連戰今年給中共百年黨慶祝賀的原因了。（作者許劍虹提供）
困惑的原因，潘君密則強調：「困惑者，有兩端，一是個人前途，今後到底該怎麼辦？另一是宋美齡公開要求美國用原子彈炸毀中共原子工業基地，並指責大陸是世界動亂的禍源。這種把反共演變為反華的言論，是有違民族大義的，不是一個中國人應該說的話，蔣介石為何允許宋美齡說這樣不倫不類的話？他們究竟是為了家族利益？還是美國人的利益？我困惑之餘，也只能『不敢言而敢怒』。」
在那個漢賊不兩立的年代，不只有中研院院士稱中共的原子試爆為「民族壯舉」，還有外交官暗中質疑自己的上司是把家族利益置於民族利益上的「美帝走狗」。他們的言論放到今天的台灣，其實與深藍人士對李登輝、陳水扁、蔡英文甚至馬英九的指控毫無二致。顯見在思想上，深藍人士與兩蔣父子早就離心離德了。
只是因為深藍大多數受九年國教長大，先人又是由蔣中正帶來台灣，再加上「白色恐怖」的陰影，讓他們不敢或者不願意把矛頭指向蔣氏父子而已。
在台灣讚揚「兩彈一星」的下場
錢思亮是中研院院士，且發言還算有所克制，沒有直接攻擊兩蔣父子。潘君密雖然直接與蔣家決裂，卻能靠著自己人在海外的地利之便投共，躲避了政府的制裁。那麼人在台灣的一般小老百姓，如果對「兩彈一星」發表正面肯定的言論會有什麼下場？來自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網站上的資料，還真的提供了我們一個很有代表性的參考個案。
1977年5月26日，在台中地方法院檢查處擔任臨時雇員，祖籍江蘇省的蔡秀章遭到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判處七年有期徒刑，並且被褫奪公權3年。這位1916年出生的外省第一代，之所以要坐牢的原因，不過是因為他在公共場所讚揚了「兩彈一星」：「共匪現有飛彈、原子彈及人造衛星，是世界強國之一，連蘇俄、美國都怕它。」
這還是台灣言論尺度已經稍微寬鬆的70年代，如果是回到兩岸肅殺氣氛最嚴重的1950年代，發表這類言論的下場恐怕不是被送到綠島，就是直接送到馬場町。
當然蔡秀章被判處7年徒刑的原因，是他除了肯定大陸外還否定了台灣：「大陸十幾年前即有核子彈、原子彈，蘇俄、美國都怕它，更不把台灣放在眼裡，現在的大陸以入正軌，且比台灣進步多了。」
中共試爆原子彈與發射彈道飛彈、人造衛星，都對海外華人與不少思念大陸鄉土的台灣外省人士帶來精神上的鼓舞，比如在1977年入獄的老深藍葉秀章。（作者許劍虹提供）
換言之，今天所有讚揚中共，批判蔡英文為「美日走狗」的統派深藍人士回到戒嚴時代，通通至少都要先被關7年。
從這個角度來看，統派深藍還能繼續無底線的美化跟神化兩蔣父子嗎？能夠不肯定解嚴後的歷屆政府，包括馬英九總統對白色恐怖冤案的平反跟道歉嗎？這些痛批馬英九不該尋求與二二八還有白色恐怖家屬和解的深藍，早生個40年不過就是另外的一群蔡秀章而已。
只是為什麼平反蔡秀章這種大中國主義者的工作，是由主張抗中保台的民進黨政府推動，而不是由主張兩岸合作「反日抗美」的深藍推動？光是如何解讀太空競賽的歷史，就足以體現當前台灣藍綠兩大陣營的認同錯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