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今（8月1日）是台灣的原住民族日。數十年來，原住民族與全體民眾的平均餘命之間，一直存在難以忽視的差距：根據內政部調查，2020年，台灣原住民族平均餘命，比整體台灣民眾平均餘命少7.3歲。2019年，原住民族嬰兒死亡率，為全國兩倍。
此刻，《原住民族健康法》仍躺在立法院，該法關係到族群健康平等議題，包括經費挹注、培育具文化敏感度的醫事人員、建置健康資料庫等細節，亟需重視。不過，近年來，「部落文化健康站」逐漸普及，讓具備文化敏感度的族人可以「自己人照顧自己人」，也使族群間的健康不平等有了初步改善。
原住民日這天，世界走走想帶讀者來認識《原住民族健康法》與文化健康站背後，為原住民醫療奔走多年的一名女性。
怡懋．蘇米（Yi-Maun Subeq）是一名太魯閣族人、一位醫療工作者，也是催生文化健康站和《原住民健康法》的重要推手。
在很少人研究原住民健康的年代，她一路從原住民健康研究所進修到醫學科學研究所，成為太魯閣族第一位醫學哲學博士，隨後積極投入原住民族醫療政策改革。於怡懋而言，這將近20年的努力，都是為了解開臨床無法回答的疑惑。
「那年，我在臨床服務，聽到一位族人在病床上喊痛，我問他沒打止痛藥嗎？他跟我說：『醫護人員覺得原住民愛喝酒，打止痛藥也沒用』。」
這是怡懋擔任護理師時，在醫療現場所見到的景象。而這並不是她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話。
怡懋的父親是漢人，母親是太魯閣族人。從小，他們一家人住在撒奇萊雅族與漢人混居的花蓮縣國福里。
怡懋．蘇米身為太魯閣族，自小便能感受身為原民所揹負的污名。（受訪者提供）
她記得，小時候和鄰居的孩子玩在一起時，常看到大人眼裡流露嫌棄，有的甚至直接把她趕走，叫她不要跟自己的孩子往來。她也記得，母親小時候還會教她講族語，但在不友善的鄰里氛圍裡，母親也漸漸不教了，甚至開始講起台語。此外，學校當時也禁說族語，一說就要罰錢。
「小時候面對歧視的聲音，很不服氣，因為不想輸，就覺得自己要更加努力。」
為了不想讓鄰里看扁，怡懋認真讀書，成績愈來愈好，國中時也開始對醫學萌生興趣。當時，她父母的身體健康雙雙出問題，在陪家人住院的過程中，她感受到護理工作的偉大，決定入讀護理專科學校，並在畢業後進入醫院擔任護理師。
當時她想，若能以此為職業是不錯的選擇，卻沒有料到，這會成為一份「志業」。
醫療體系「族群盲」，治不好傷病
「在醫院，每當看到族人的臉孔，我們大概都會知道彼此是原住民。他們會問我：『你是哪裡的孩子？』我們的關係會變得比較親近，我也比較懂得怎麼跟對方溝通。」
「常有醫護人員會對回診的個案說：『你怎麼又回來了？又喝酒了嗎？』或暗諷他的職業是不是酒鬼？很多污名化的行為充斥在互動之中。」
由於族人與醫護人員之間存在知識與教育程度的落差，族人經常不知如何反映需求或主動詢問自己的病情，而許多醫師又覺得解釋太多病人也聽不懂，造成許多原住民病患返家後不知如何照顧自己。
她舉例，有些換人工髖關節的病人，非常需要完整的衛教資訊，包括：返家後有哪些動作禁忌？如何盥洗？多久後能開始工作及使用交通工具？如何避免發生關節滑脫？何時返回醫院？
若缺乏這方面的完整認知，許多原民男性會逞英勇，以為只要不痛就可以開始工作，因此經常導致人工關節滑脫，得再回來住院，重返職場的日子遙遙無期。加上傳統原住民社會較無儲蓄理財觀念，男性又多是家庭的經濟支柱，一旦無法工作，許多家庭的生計會瞬間崩潰。
醫院裡，只有極少數族人有能力在住院時住單人房，大多數人普遍選擇健保給付的免費病床，五、六個族人擠住一間。
過去數百年的殖民歷史，使原住民族無論在社經地位、教育程度或語言文化上都較為弱勢。多年來，在「國人十大死因」排行榜裡，原住民罹患癌症、肝炎、糖尿病、心臟病等等的比例都高於其他族群。
這背後牽涉許多原因：舉例而言，處於社經及教育弱勢的原民族群，勞工階級相對較多、健康識能卻相對不足。在多數從事高風險、高強度勞力工作的情況下，更容易發生勞損和職災；如果健康政策又不具文化合適性，就會環環相扣，導致原民罹病比例偏高。
怡懋感慨，若醫療體系無法意識到原住民的健康也受經濟、教育、性別等社會因素影響，並持續缺乏對原住民族文化及照護的認知，縮短原漢平均餘命差距，將遙遙無期。
她也表示，自己在醫院已經看過太多案例，但能改變的卻有限。20年前，護理師的位階並不高：在診所，護理師要打掃環境；在醫學中心，面對醫生開的醫囑，護理師沒有質疑的資格，他們的醫囑像聖旨，是最終決定。
看見了醫療體系的漏洞，她認知到：唯有透過教育，有系統地培養專業工作者具備足夠的文化敏感度，才能解決原住民族在醫療及健康照護體系中遇到的問題。
從教育到政策都需要的「文化照顧」意識
2013年，台灣原住民族委員會首次舉辦「原住民族國政會議」。在這場會議中，怡懋首度提出將「文化照顧」的概念融入政策。
文化照顧，指的是專業照顧人員需具備理解不同族群背景文化的能力，如飲食、社經狀況、語言、習俗等，並在此知識能力脈絡下，給予個案「量身訂作」最適切的照護。
「在主流教育裡，很少把『文化照顧』的概念納入，造成很多政策缺乏認知。有了這個概念，我們能夠根據不同族群、提供不同的照顧知識、態度和行為。」
「例如跟高山原民族群講預防痛風的方式，不是要叫他不要吃海鮮，因為那本來就不是他的主食，而是該跟他談不要吃哪些動物的內臟（如狩獵季捕獲的珍貴飛鼠或山豬的內臟等）、重的鹽巴⋯⋯這才是是文化照顧最重要的內涵。」
除了教育之外，怡懋認為，唯有落實政策才能從源頭開始產生改變。
「醫院的執行層面很欠缺文化照護的具體措施。一方面大家意識不高，沒有強制醫事人員更換執照前，需接受此主題的繼續教育；即便有些政策的目標在培養原鄉醫事人員或公費生，但課程規劃上卻沒有強制將原民健康與文化照護列入主修科目，形同掛羊頭賣狗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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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懋進文健站輔導，原民會評估報告中，發現有參與健康站的老人家，幸福感相對較高。（受訪者提供）
2014年，在怡懋的建議下，原民會將「原住民部落老人日間關懷站」，更名為「文化健康站」。2015年起，她接受原民會委託案，親自跑遍全台灣80多個部落、承接109個文化健康站的教育訓練工作，培育原鄉照顧服務員的文化照顧能力。
以往，關懷站主要的功能是老人送餐、電話問安等；改名為文化健康站後，她鼓勵各地將傳統飲食、技藝、語言、服飾等文化元素融入照護模式。
怡懋舉例，飲食上，她鼓勵各地將傳統野菜及在地食材入餐，為長者補充營養。課程設計上，一改過往使用國外教材或跳健康操，她讓每個族群回歸自身文化，像是以傳統歌謠設計一套動作，或讓長者憑記憶在紙上畫出傳統家屋及部落地圖，作為延緩失能的心智鍛鍊。甚至，文化健康站也引導長輩活用傳統智慧，使用部落農產品製作精油。
如今，「文化健康站」建置十年了，它早已不只是一個宣傳衛教的站點，更默默促進了傳統文化復興。在針對文化健康站的評估報告中，原民會發現，有參與健康站的老人家，幸福感相對較高。
這六年來，怡懋也持續從事原住民健康的學術研究，並擔任原民會「人體研究計畫諮詢取得原住民族同意與約定商業利益及其應用辦法」專管中心計畫主持人。
在與不同學術團隊、原住民族社群對話的過程中，她發覺，許多學術團隊無法意識到研究過程及結果，可能對族群帶來文化上的風險與威脅。例如，某些言論指稱原住民繳不起健保費、原民女性性態度開放等等，這些未加證實的刻板印象及偏見，經常是受到多年前的學術文章影響。
隨著人體研究倫理的意識提高、相關立法漸趨完備，往後這些資料庫的建立及使用，都必須在公開透明、納入原民自決權的狀況下，才能進行。
抵抗與堅持
小時候，甚至有泰雅族的親戚這麼問她：「你們太魯閣族的女人怎麼那麼順從？連被家暴都不會離開，要是我們泰雅族老早就跑了。」
怡懋從小到大被期待成為順從勤勞、顧全大局的角色。她的父母認為，女生長大後就是要結婚生子，不必念得太高。因此，在學術追求的過程中，她不只得面對父親的質疑，也遭遇兼顧家庭和個人理想的矛盾。
但是一反父母期望，她一路在學術的路上追尋自我實現，推動改善台灣原住民族的醫療照顧權利。只因曾在醫院工作的她，看見族人所遭遇的種種歧視，有感於自己揹負的使命。
2015年，怡懋承接全國109個文健站的專管中心與教育訓練工作，跑遍全臺灣八十多個部落，培育原鄉文化照顧的能力。（受訪者提供）
怡懋說，自己在大學時接觸到台灣史，看見原住民在殖民歷史中被掠奪的種種過往，內心產生了族群意識；而在醫院的工作經驗，讓她強烈感受到醫護體系對原住民族文化缺乏認知，這些都成為她在醫學這條路上不斷前進的動力。
「只要另一半有足夠的理解與支持，一個原民女性要兼顧家庭和自我實現，絕對是可能的，」她說，「女性溫和堅定的特質，讓我多年來在政策溝通上擁有不同的優勢。」
「我也希望原民女性都能在自己熱愛的事物上勇於追求，因為，我們要跳脫的框架，比起漢人有更多的不容易，但，自己一定要有足夠的堅持，因為，沒有平順的人生，把挫折當成理所當然，然後永遠鼓起勇氣面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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