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照往例，又是拖到臨時會最後幾天，才匆匆通過執政黨認為重要的法案。本次臨時會中，號稱補社會安全網漏洞，修正「刑事訴訟法」及其施行法、「刑法」、「保安處分執行法」，主要改變有二：一、取消目前「監護處分」最高五年上限。二、增加「暫行安置」，以處置判決確定前（如偵查中、審判中）的精障犯嫌，由檢察官聲請或法官依職權裁定後送至醫療處所。針對前者（取消「監護處分」年限上限），事前已有不少質疑意見，因為取消「監護處分」年限修法，沒有解決根本問題！但蔡政府仍然不尊重專業意見，令人遺憾。
過去，每當精神病患觸犯重大刑案，「監護處分」五年上限就會被提出來檢討，但一直沒有修改成功。原因有二：一、有違憲之虞；二、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但在2020年4月30日，殺警案犯嫌鄭再由初審「無罪，監護處分五年」出爐後，引爆社會爭議，2021年高樹挖眼案，更促使執政黨決定修法，取消五年上限。但這項修法，目標是把病人關起來而不是治療，非現代國家所當為，根本是畫錯重點！
現在「監護處分」的情況
謝孟穎2021年12月18日在貴刊「留美博士思覺失調縱火遭判『無罪』，10年後卻再犯！監委訪視全台精神病院，道出司法大問題」一文中，對「監護處分」的現狀，有很詳盡的描述。謝文引監察委員王幼玲、高涌誠的調查報告指出，「『監護處分』不只要『隔離』也要『治療』，但就本次調查報告監委訪視遍佈全台的、收容監護處分者的精神病院所見，宏恩醫院龍安分院收容以思覺失調症病人最多，卻也有智能障礙者，精神病院是無法治療智能障礙者的；在南光神經精神科醫院，沒有急性病房、只有兩個醫生、也沒有物理治療或作業治療，病友做的事跟監獄差不多，就是摺蓮花；有些醫院甚至不能離開病房，自然沒有到外頭進行職能治療的機會」。「雖然監護處分的病人與一般精神病人理應都是『病人』，王幼玲訪視也看到，現在監護處分者的狀況缺乏社區復健與適應機制，甚至有些醫院限制監護處分病人不可以外出、治療模式大大受限，更不利回歸社會：『一個人在這麼多限制的病房住到期滿、隔天就要回到社區自立生活，那是不可能的』」。「大部份受處分人家庭支持很薄弱，不是離婚就是獨自一人、沒有家人可以依靠，經濟能力也很差、可能因為原本有精神疾病不容易找到工作」。
以上述監委視察的情況，犯嫌在結束「監護處分」後如何回歸社區？如果政府不願投入足夠人力、經費改善目前「監護處分」的治療，繼續用「司法精神病”房”」取代喊了多年的「司法精神病『院』」，而且遇到輿論壓力，斷然把「監護處分」改為無上限，是把犯嫌關起來，不是給予治療，根本是大開民主人權國家的倒車。
監護處分只是「犯案後」的補救措施，根本問題在「犯案前」的預防、治療。
我與相關國家社關員與列管精神病患人力比。（黃天如製）
鄭嫌思覺失調症發病十年，前八年在醫院門診就醫，症狀穩定，可以持續工作（臨床上，這在思覺失調症患者，可說是控制良好，尤其可以持續穩定工作，很不容易）。鄭嫌在犯案前兩年五個月最後一次就醫後，中斷治療（由於鄭嫌未曾嚴重到住院過，也未申請身心障礙手冊，依規定，沒有辦法進入地方政府衛生局的關懷訪視名單，也就是沒有衛生所地段護理師會規則訪視，所以除了家屬，沒人知道他中斷治療。）
犯案前兩天，鄭嫌還能上班，但同事說，「下午四點左右，他心情就不好，很激動大聲地說有人要打他，他說是無形的東西要修理他，胡言亂語的，我聽不懂，我覺得怪怪的有問題，以為他卡到，所以要去廟裡幫他問事、收驚。」（這是民間對精神病常見的看法。）
鄭嫌女兒說，7月2日（犯案前一天）晚上，「我給我父親一些麵包，不過沒幾秒他突然很激動衝來我房間，很用力的敲門，我有點嚇到，他給我看手機的一張不雅照，問這個人是我嗎？我說不是，他說不然我怎麼會有麵包，說這誰給你的，我說是創價學會的。我問他為何這麼激動，他跟我提到某人和某人的整人計劃，某人是主謀，他怕會有人害我跟我母親，很激動給我看他群組的訊息。」（這是明顯發病了，病人出現與現實脫節的被害妄想、關係妄想。但為何女兒、家人，沒有足夠知識、能力，帶去就醫？）
鄭嫌回憶說，「7月2日，某某要帶我去收驚，我感覺不對，而且當天晚上我女兒拿糖果給我吃，我問我女兒為何會有糖果，還有在我手機裡好像有我女兒照片，躺在沙發上，一次多少錢，我看了頭很痛，全部的編劇是某某認識他，說有工作要給我做，原來就是要整我。而且我當天晚上發現我的一張保單有問題，我覺得群組裡面很多朋友傳語音檔及貼圖，都是在針對我。我懷疑有人要害我，取得保險金，我也認為我女兒要害我，要詐領保險金，我女兒應該是被騙了。」「我覺得我的電話被滲透，我也擔心家庭被滲透，所以7月3日我沒有去上班，當天早上我去警察局報案。」（病人對其妄想深信不疑，其情緒跟行為完全被妄想控制。）
7月3日（案發日），鄭嫌上午07:04即前往安南派出所向員警表示要報案，激動地說他有一份保單，有三個朋友要害他，還有人跟蹤他，他喝飲料是被人下毒，女兒也是同夥，手機被定位、被竊聽。警見其情緒激動且語無倫次，乃跟鄭嫌之妻聯絡，稱被告疑似精神發作，請家屬至派出所帶他返家。（這時鄭嫌已經嚴重精神病發作，符合緊急送醫標準。但員警對精神疾病相關之在職教育不足，竟錯失直接聯絡衛生局人員協同送醫，失去一次挽回遺憾的先機）。隨後女兒去派出所帶回鄭嫌，本要帶他去看醫生，他突然情緒起來，大聲說「為什麼要吃藥？遇到事情就是要去處理」，女兒自己也嚇到，他說要騎車到大伯家，過程中連紅燈都闖，口中直說「要去處理事情」，並重複說遇到問題一定要處理，有事要去公開。（第二次，家屬沒能、也沒人幫助、也不知找誰幫忙送醫，又失去一次挽回遺憾的機會）。
鄭嫌離開派出所後，怕會無緣無故的死，所以不敢回家。後來想如果解除保險契約，可能會安全，但卻跑去台南市政府7樓社會局，向人員詢問有關保險問題，人員協助他查詢三商美邦公司電話及地址。鄭嫌在社會局外待了三、四個小時，一直撥打電話，重複講說有人要害他。鄭嫌自己說他是打電話給幾個朋友，確定電話沒有被監聽後，才敢下樓去。（鄭嫌的行為都是在被害妄想下運作，且私人保險問題卻去社會局問，顯示其認知、判斷力錯誤，這也是思覺失調症的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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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鄭嫌去三商美邦公司辦理退保（私人保險）事宜。解除保單後，自覺沒有人會追殺，比較放鬆，於是跑去吃飯。但後來又覺得氣氛不對，因為他不曉得別人加投保多少，「對方沒有放手的意圖，全部都沒有辦法解決，可能當天就會把我怎樣」。因為怕危險，於是去小北百貨買嫁接刀、水果刀、護肘，防止別人欺負。
買完刀子後，因為感覺危機沒有解除，有被監控，所以又去找市議員。進服務處，慌張地說要找議員，服務處人員請他到泡茶去坐。他說他有一張保單，一直重複說有人要找他，領他的保險單，而且她女兒被人騙了，回家會被殺，感覺很擔心有人要害他。我覺得無法理解，也不符合現實，於是不敢跟他多談，因為當天晚上服務處有律師諮詢，所以請他把保單帶來，再給律師看。但他說不能回家，怕回家有人會殺他。就請他坐著等，後來他就自己離開了。（議員服務處人員看得出鄭嫌說話不符合現實，卻不知這是精神病發作。這是精神衛生教育待加強的地方。）
離開市議員服務處後，鄭嫌很無助，乃於下午五點多又前往另一個派出所（和緯）求助。當時鄭嫌情緒很激動，滔滔不絕向員警陳述，但越說越激動，員警根本無法聽清楚所為何事？經多次安撫後，約略拼湊出，他與合夥人有貨款糾紛及保險的問題，有人要加害自己，進而領取巨額理賠，也懷疑女兒疑似串通。員警安撫其情緒後，說要現行犯才可以幫忙，現在沒有事情無法幫忙。鄭嫌便離開派出所。（這是第二個錯失緊急送醫機會的派出所了。這顯示，政府給予員警的精神疾病相關之在職教育真的不足。）
鄭嫌事後說，（案發）當天他去找警察，市政府，議員服務處，想要公布整人計劃，結果都找不到幫助，所以才想直接搭火車去台北召開記者會公開所有一切。鄭嫌想從台南上台北，但只買台南到新營莒光號車票，在台南車站卻又因認為有人幫他的手機定位，為了閃躲跟蹤，乃先搭火車至新左營，在新左營再搭自強號北上。後來就在嘉義站因為查票、被要求下車，鄭嫌認為列車長、員警、旅客都針對他，最後發生不幸。
由以上過程可知，鄭嫌在犯下殺警案前，其實我們有很多次機會可以避免後來的憾事。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等團體召開「反對無效監護處分修法」記者會。(柯承惠攝)
真正避免殺警案再現的處方在：強化精神醫療網
一、讓所有需要精神醫療的人，都能進入醫療系統：(1)從學校、社會、媒體教育，增進民眾精神心理衛生知識，去除大眾對精神疾病污名化。(2)給予精神病人家屬足夠的支持，當病人惡化時，家屬知道如何求助，並確保此求助系統隨時順暢運作。(3)加強政府第一線人員（主要是警消、衛政、社政人員）精神醫學在職教育的持續訓練，讓他們都能辨識精神病症狀、評估自殺與暴力風險，了解緊急送醫流程，並建立緊急諮詢專線。
二、對於在社區治療的精神病人予以有效的追蹤關懷：(1)擴大目前健保署「思覺失調症病人醫療品質改善方案」，針對曾進入醫療系統的思覺失調症病人，由政府要提供誘因，醫療院所聘請個管師負責追蹤，確保病人持續就醫。(2)醫院追蹤困難、或無法追蹤者，再通報給衛生單位處理，降低地方衛生單位的負荷。(3)增加衛生單位追蹤關懷人員，提供足夠專業督導人力，並跟醫療院所個管師建立暢通的雙向聯繫。
三、修改精神衛生法，完善「強制社區治療」的法條：目前的強制社區治療落實有困難，因為一組人（醫師、護理師、護佐）外出家訪成本過高，政府給予的點數不足，醫療院所不願意申請；即使已核准「強制社區治療」的個案，在醫護家訪去打長效針劑時，如果病人不開門或刻意不在家，即使有員警協助，也不能違法破門而入，根本無法達到強制治療的效果。政府應修精神衛生法，落實「強制社區治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