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改大戲近來在媒體不斷上演，關乎人民對司法正義實現情感的死刑議題竟未納入討論，反倒是普羅大眾不知所以的檢察官定位爭論不停，而且被害人得否參與刑事程序這個人人都能懂的重要議題，亦遭司法院質疑是否需要法院更多的職權介入，影響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的架構。
話說穿了，背後的想法就是某些人士熱衷的當事人主義理念，他們多年來的司改重點，或作為反對某些改革的說帖，大體上都不脫離這個價值思維。因此，檢察官必須是行政官的理由就是其乃當事人，自不能與法官合稱司法官；法官必須消極聽訟，不能主動調查，最好再配合採取起訴狀一本制度，讓法院在審判前不能接觸卷宗證物，才更能符合在當事人主義的審判中立形象，而不管案件是否需要好好準備，始能作出適當判決。
問題只在於，當事人主義的法官形象果真符合蔡總統所宣稱的「屬於人民的司法」嗎？我們是否誤解原本效法的德國法制，搞出個變相的台版職權主義？倘若找出病灶後，是否該回到繼受母國的德國法制來尋求解藥，而非尋求異種移植？法律是一個極為精密的複雜設計，牽一髮動全身，先進法治國家各自有其完整配套，法學研究上仍排不上前段的我國可否有能力自行拼裝？
根據司法院的網頁說明，大力推動刑事訴訟改行「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的背景在於檢察官因人力調度問題不能切實地到法庭實行公訴，加上未盡偵查能事，濫行起訴，以致負有調查義務的法院必須像檢察官一樣地主導調查與質問被告，混淆審檢的權責分際。然而，檢察官必須到庭與履行偵查職責始能起訴，原本就是法律規定的職務義務，根本無需修法強調，該增修的應只是防止其違反職務的設計。
就此問題，2002年的修法引入德國起訴審查精神（刑訴第一六一條第二項），暫且不論是否嚴謹完善，基本上算是對症下藥。然而，同年的其他修法，則將原本的法院因發現真實必要之調查證據義務，改為只適用在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之事項（刑訴第一六三條第二項但書），而宣稱此係考量我國的國情及歷史文化背景的「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話語上聽起來，彷彿已採當事人主義，只是保留部分職權主義作為對當事人主義的改良。只是文字上新法「公平正義之維護，應依職權調查」和舊法「因發現真實之必要，應依職權調查」究竟有何不同，讓人疑惑。幾年前，最高法院101年度第2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扭曲文義地把法條中所謂的「公平正義之維護」限縮在有利益被告之事項為限，而引發主要來自留德背景的學界與檢察實務界的強力反彈。此一看似限制法院調查義務的典範變更，是否符合人民對法院的正義期許？又是否具有實務的可行性？著實令人懷疑。 （相關報導： 吳忻穎觀點：一封來自醫院的信─他們的犯罪人生不是沒有原因 ｜ 更多文章 ）
「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宣稱賦與當事人聲請調查證據與詢問權利（刑訴第一六三條第一項），原本就是強制法院履行調查義務的重要手段，此在德國法上亦是如此，實在看不出有任何當事人主義或改良的意義。反倒是在立法水準上，對於當事人聲請調查的駁回基準規定得太粗略（刑訴第一六三條之二），導致法院容易忽略當事人的聲請權利。並且，法院不是偵查機關，其調查義務範圍本來就不可能、且不應如同檢警一般，從沒有證據蒐集到有充分證據，更何況依法只有檢察官在偵查中蒐集的證據，已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時（刑訴第二五一條），法院才能受理訴訟，並進行補充性的調查；但在審理中若發現當事人顯然遺漏的證據，縱使未經當事人聲請，法院可否閉著眼睛錯失發現真實的機會，而不進行補充調查，則涉及我們對法官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