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許澤天  

這兩天，高雄市將多名高中與國中學生用巴士載入集中檢疫所居家隔離，引發人心惶惶，自是難免。

如果這個時候，專業法律人再不為三級警戒法律工具把脈，細查法律和政府文件，提起具體爭訟救濟，而轉移焦點到民主v.s專制、防疫v.s人權之類的清談高論，台灣就真的要陷入有戒嚴之實，無戒嚴之名的法治地獄了。

7月13日是再延長全國疫情警戒第三級的第1天，其中「微解封」不包括幼兒園，引發許多家長反彈。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8)日表示，延長全國疫情警戒第三級至7月26日止，並自7月13日起適度鬆綁部分措施。暫且不論鬆綁是否足夠，而有過度限制人民權利的違反比例原則疑慮，也不論為何鬆綁這些措施，而未放鬆那些措施的是否符合平等原則的問題。猶如指揮中心一開始制定四級警戒標準的理由，已是無從考證，再繼續延長全國疫情警戒第三級的理由為何，亦只留下「在國人共同努力配合下，國內疫情已在控制中，惟仍有部分感染事件發生，參酌世界各國管制作為及經驗，防疫措施鬆綁須逐步執行，才可穩定掌握疫情狀況，為確保國人健康，指揮中心經評估後決定」的寥寥數語。

新冠肺炎疫情在5月爆發以來，各界關切如何取得更多疫苗，幾個民間企業與慈善團體不約而同地想從德國購買BNT疫苗。但在疫苗之外，向來在法治上作為典範的德國，已經為如何在防疫與生活間取得平衡進行一年多的經驗蒐集與思考論證，以使人民在疫情結束前過著新的規範生活。這對於台灣在7月12日解除3級警戒與否，以及如何訂出合理的防疫規範，具有高度參考價值。

新冠肺炎在世界蔓延1年多後，終於在今年5月對台灣產生較大的衝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自5月15日宣告全國三級警戒以來，近日又宣告繼續延長至7月12日，未來不知何時能夠結束。防疫的相關措施，影響人民社會與經濟生活及自由權利甚鉅，實屬重要的法治規範議題，自不能僅用流行病學等相關科學知識作為防疫規範的基礎。亦即只有在符合科學與法治原則的考量下，才能獲得人民在理智思考下的認同，進而促進團結共同長期抗疫。否則，只會讓人民產生超出應有謹慎的過度恐懼，不斷地使難以繼續順從的人民挺而違紀成為「刁民」，並造成彼此監控與獵巫的社會亂象。

司法不受信任必須受到檢討，儼然已為全民共識，問題只在於不受信任的原因與比重為何，就不見有系統的分析，更遑論如何對症下藥的提出辦法。目前有共識的是，現行職業法官的審判方式必須改變，人民必須參與審判，始能提升司法的透明度與信任。此對熱衷美國式當事人主義的人士來說，陪審制自是解決一切疑難的良方，倘若成功引入我國，則我們就可從目前所宣稱的改良式當事人主義，轉變為真正的當事人主義。姑且不論陪審制是否與歐陸法系的法院職權調查相衝突，作為歐陸代表的德國，曾在歷史上採用過陪審制，而在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威瑪時期宣告廢止。

當事人主義在過去二十多年成為司改的主流，甫上任的大法官黃瑞明先生在其履歷上還特別強調擔任台北律師公會理事長期間，參與並推動刑事訴訟制度改採當事人進行主義，納入正面的業績表現，享有保障被告人權的美名。

司改大戲近來在媒體不斷上演，關乎人民對司法正義實現情感的死刑議題竟未納入討論，反倒是普羅大眾不知所以的檢察官定位爭論不停，而且被害人得否參與刑事程序這個人人都能懂的重要議題，亦遭司法院質疑是否需要法院更多的職權介入，影響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的架構。

法國大革命所帶來的歐陸刑事訴訟變革，在於破除法官獨攬一切的糾問制度，把原本法官擁有的偵查與控訴權交給當時新創設的檢察官，形成「法官審判取決於檢察官起訴，法官判決確定取決於檢察官是否上訴，如無起訴或審判，即無有罪判決」的制衡關係，以保障法治程序與人權。循此脈絡，檢察官是從避免法官濫權的觀點，具有原本法官所擁有的權限，自與法官具有相同的司法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