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過這場戰爭的人，都糾結於一些看似簡單的問題。本書關注的就是這些問題：該如何解釋那些看似無法言喻的、災難性的、甚或是千年不遇的事件？戰爭如何改變了日常生活？那麼多的屍骸該如何處置？死亡人數如此眾多，該如何消化這樣的事實？如何找到失去的親人？怎樣處理他們的遺骸，才算合適？又該以什麼儀式來紀念他們？該如何接受物質上及個人的巨大損失？如何處理戰後那些從各方勢力退伍後繼續騷擾平民社會的士兵？在一個被戰爭粉碎的世界中，還剩下些什麼？各個社群要如何在物質上和想像中獲得重建？
倖存者直接或間接地提出這些迫切的問題，而蘇南、浙北及徽東南等重災區的人們對這些問題尤感焦慮。即便太平天國運動已催生出大量的歷史研究（特別是在華語地區），但中外學者尚未提出或考慮過以上這些問題。在倖存者如何書寫這場戰爭，以及後人如何書寫和記憶這場戰爭之間，有著一道鴻溝。戰時的苦難被深烙在長江下游地區的記憶中；而那些把焦點放在民族主義、基督教影響以及現代化失敗的歷史著作，這些苦難被忽略了。
在二十世紀中國，太平天國幾乎一直都是現代中國史領域最受關注的研究主題之一。這一被稱為「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戰爭，催生了眾多博物館、編纂項目、口述史、學術期刊，以及相關研究機構。學者們致力於蒐集代表清帝國及外國人觀點的材料，並尋找、核實、編輯、出版太平天國史料—這些誕生於太平天國治下的資料，是在經歷了戰後清帝國為根除所有太平異端痕跡而進行的「大清洗」後，倖存下來的。他們的學術熱情參雜著政治因素。從二十世紀初開始，中國的愛國主義政治家與學者們便將太平天國視為革命理想的原初民族主義前驅。其中最有名的例子，便是同樣身為革命家和廣東人的孫中山—他把自己說成是洪秀全第二。蔣介石一開始是認同太平天國的；後來，當他開始推動儒家復興計畫時，才轉而強調自己對曾國藩的認可。湖南人毛澤東在年輕時很欽佩曾國藩，後來才培養出對洪秀全的欣賞之意。
在一九四九年中共革命建國後，對太平天國大業的認同成了政治上的主流看法；共產黨將太平天國領袖視為革命前輩，有意拿太平天國中的特定願景和他們自身革命的部分元素畫上等號。羅爾綱等多產且富有影響力的學者傾其學術生涯，論證太平天國具有進步、愛國、反封建、反帝國主義以及革命等特性。太平天國被賦予重大的解釋性意涵，被視為革命道路的起點，而這條路最終通向了一九四九年共產黨的勝利，並繼續向未來推進。因此，太平天國幾乎無可避免地被描繪成了一場解放婦女、重新分配土地的真正農民運動。在大躍進、文革等政治局勢緊張的年代（後者又以批林批孔時期尤然），太平天國研究作為一種評論時事與抨擊（當下）特定政治人物的管道，而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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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八九○年代開始，譴責為清盡忠的「漢奸」就成為一種慣例；例如戰勝太平天國的湘軍將領曾國藩，便曾受過這樣的指責。一個世紀後的一九九○年代，官方對現有體制效忠的強調壓過了漢民族主義；在這種情況下，官方才開始為自己的合法性尋找新的依據。在這樣的語境中，曾國藩和孔子都被拿來當作「民族價值觀」的典範，而被模棱兩可地平了反。然而，即使在今天，將太平革命運動說成是一場內戰，仍多多少少踩到了紅線。專注於戰爭造成的傷害與破壞的做法，挑戰了學術及政治上的既得利益；過去十年左右，有一些中國學者已開始這樣做，但那通常代表著對是、非、「好」、「壞」觀點的逆轉，以及對於當下學術與政治正統的否定。許多政治資本、學術資本都被投注來給予太平天國運動正面評價。關注戰時的破壞，被視為否定太平天國運動的革命性及進步性，以及批評一九四九年後的政治秩序。
這些學術傾向有一部分被英語世界的太平天國研究吸收，特別是早期的學者。他們的研究十分關注太平天國的理想願景及其主要發想人。戰時的傷害以及地方經驗在太平天國研究中不受重視，反而是在對特定區域的研究中受到較多關注。冷戰時期，出於反共需要，中國對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敘述被借用、挪用，但其結論被顛倒，由正面轉向負面。在這種敘述中，太平天國不再具有革命性和進步性，而被說成是在追隨一種「狂熱的宗教信仰」，其意識型態是非中國的，其體制很「原始」，其領導者「無情」且「縱逸」，洪秀全「顯然有心理疾病」，而其他領袖則「用粗糙的宗教騙術來維持威權」。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女性主義學者將太平天國視為女性主義先驅；他們利用中國的研究成果，將那群從廣西出發北征的天足女戰士當作女性主義烏托邦的例子。此外，由於太平天國是從基督教獲得靈感與啟發，所以早期那些被太平天國強烈吸引的西方學者，最初是對中國能否信奉基督教有興趣，後來則對「西方衝擊」與「中國回應」模式有興趣。「太平天國的宗教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基督教？」這個問題在拜訪過太平天國的傳教士、外交官以及其他觀察者的心中縈繞不去，而且在後來對於那個時代的研究中，一直都備受關注。這個問題持續主宰與這時期相關的教學內容，並時不時地在歷史書寫中重新浮現。為了另闢蹊徑，或者可能是受到了柯文（Paul Cohen）關於中國史研究應該採取「以中國為中心的方法」（一九八四）的呼籲所影響，也有學者認為太平天國的宗教實踐源於盛行於華南的民間宗教。這類研究結合了（不同程度的）文本解讀及民族學分析方法。儘管這些研究對太平天國的宗教思想究竟是源自中國還是源自基督教有不同的結論，但不少著作的焦點都是這場運動的主要領袖洪秀全及其宗教洞見，或意識型態的性質與內容。
本書不再以中國現代史背景來考量太平天國，也不再用中國革命史來衡量它的意義；我的做法是，把經歷過那個時代、那些事件的人們的疑問與顧慮，帶進我們對那個時代的理解之中。本書將那些領袖與將軍擺在一邊，把焦點放在日常經驗上，從而調整我們對於這些事件的視角。倖存者記下種種恐怖傳聞，其中一些被證實是真的。他們描繪了讓感官應接不暇的慘烈：熟悉的世界被粉碎、鬼哭鄰嚎之聲、屍臭，以及蚊蟲叮咬之苦。在那樣一個充滿道德錯亂與喪失之痛的世界裡，人們努力重獲確定感、銘記忠行、修補破碎的信心，想要再度相信這個世界能被修復，並一如既往。透過展現個人的痛苦、喪失感、宗教熱誠，以及各種情緒，本書希望改變我們對十九世紀中國的認識，將我們對二十世紀中國苦難與喪失感的理解置於不同語境中，並拿來與其他時空的戰爭與政治暴力做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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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使用的材料包括各種文類的出版品及手稿史料，包括方志、日記、殉難名冊、官方檔案、善書、詩集、傳記、寶卷、法律文書、外交報告、旅人記述、傳教士報告、正史及野史，以及回憶錄。本書廣泛地囊括各種不同的聲音，儘管留下作品的人大部分都擁有一定教育程度及社會地位。本書採用這種做法，是為了彰顯個人及地方經驗與道德說教意圖明確的官方記述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不只存在於晚清，也存在於日後的中國。
本書之所以選用特定事物來作為章節的標題，是希望透過它們來強調生活經驗的物質性和存滅無常，強調人們因喪亂而釋放的情緒具有巨大力量。各章內容旨在說明，以維護中央利益為先的官方說辭，以及其無法顧及的私人細節之間，存在著緊張關係。第二章〈文字〉介紹了一位充滿魅力、支持清朝的「布道者」兼作家，余治。他自稱代表大清向百姓發聲。從因果報應的超自然邏輯中，他獲得了啟示，找到了對這個時代的解釋。早先的研究者強調余治這種急公好義的地方精英在戰時動員與戰後重建中所扮演的角色，本章則專注在精英之善行義舉的另一個面向，以闡明一個新的、充滿宗教意味的帝國正統想像，是如何與太平天國的宗教異端相抗衡的。
接下來的三章聚焦於身體：那些活著的、死去的，以及被紀念的身體。第三章〈被標記的身體〉檢視戰時的身分是如何透過刺青、髮型與服飾來表達和理解的。在那段陣營立場極具偶然性的時期，這些記號象徵著絕對的忠誠。可最終它們也被證明是不可靠的：即使是俘虜臉上的黥記，也有可能去除；制服或通行證可以被丟棄或與人交換；而剃頭師傅也會幫人改變髮型以蒙混過關。但對很多人而言，即使讓身體遍布瘡痍的禍根已經被拋開或被覆蓋，戰爭仍留下了難以抹滅的心靈創傷。
第四章〈骨與肉〉探詢的是，江南地區死者的屍體下落如何。屍體擔負沉重的政治象徵意涵—屍骨四散的景觀，表示統治政權的嚴重失敗；而食人的出現（無論是謠言還是事實），更說明支撐社會的社群紐帶已經瓦解。在這樣一個看似喪失道德基礎的世界裡，那些關於屍體如何失蹤，如何被找到，或是被奇蹟般保留下來的故事，被用來證明死者或是那些找到屍體的家人的德行。埋葬死者的做法可以幫助省級和地方的官員（或是那些攜手合力妥善處置屍骨的慈善組織）獲得合法性。
第五章〈木與墨〉聚焦於祠廟與書本對戰爭死難者的紀念。透過紀念之舉，清朝試圖恢復並重獲各個社群被戰爭所耗損的忠心。死者被作為烈士銘記；強調盡忠之死以及王朝勝利的敘事掩蓋了戰時的不確定性及背叛。然而，強烈的情感無法被操弄。紀念的同時，也成了表達不同陣營立場的方式：地方民眾堅持認為，紀念家人和鄰居是他們自己的義務。他們取木築造祠廟，潑墨作書紀念逝者；即使是得勝的湘軍和淮軍，也爭取優先紀念他們自己死去的同袍。戰爭一結束，每個層級的人們都尋求清廷支持自己的做法，即使僅是為了替自己的目的而利用王朝制度而已。
第六章〈失去〉聚焦於一名男子，如何在他特殊的回憶錄裡紀念被害的母親。張光烈，一位我們所知甚少的無名小卒，刻意援用官方紀念的書寫架構，只為了表明這些方式不足以代表或涵括他的記憶與感情。張光烈記錄了自己在面對喪親巨痛時，如何以極為個人化的方式探詢意義與尋求安慰。此外，戰時的苦痛最終透過新式媒體找到了出口：《申報》等報紙讓這些故事得以傳播，並促進了新型社群（community）的構成與動員，即使有時候這是建立在人們的痛苦經驗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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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和紀念重塑了戰後社群，改變了人們對所處的政治與社會世界的理解：無論是死人還是活人的身體，都被戰時經歷打上了標記；太平軍在俘虜臉上刺上「太平天國」字樣，男人們得思量頭髮的政治意涵；如同一切善有善報的故事，悲痛的家屬在神祕指引下尋回了屍體和棺材；食人隱喻著社會的崩壞，但也為重創下的社群提供了食物；死節者的屍體保持不壞；某人摯愛的姊姊的靈魂在死後回來，說她死得其所，好讓家人們安心。上述這些故事都說明了，真摯的情感和所受的創傷會以不同且很可能長久持續的方式，影響著人們，影響著他們與家人，與國家，以及與彼此之間的關係。在此，本書要用最接近底層的眼光來閱讀史料—既低於事後回溯所建立的、宣揚忠於王朝的崇高框架，也低於後世不斷被利用的革命框架。唯有檢視十九世紀中葉中國民眾是如何面對內戰帶來的傷害，我們才能獲得瞭解他們世界的新視角。或許，這個新視角能讓我們更瞭解自己的世界。
當然，留下了情緒，包括對清廷及其地方代理人失信的憤怒，特別是對它們沒能實現保護承諾而產生的憤怒，以及中央未能協助物資而延緩重建所產生的挫折。
留下了紀念景物，包括集體墳塚和紀念湘軍死者、地方死者和盡忠殉節者的祠廟；這些景物帶著利益衝突的烙印，以不同方式建成，由相互競爭的不同群體打理著。
留下了哀痛，對所愛之人死於戰時饑饉、暴力和疾病的哀痛。
留下了家的畫面，那是許多人再也無法返回的安全港灣。即使有人得以返回，也只會突然意識到，屬於那兒的一切都已不復存在。
留下了夢魘般的記憶，關於道路和運河滿是難民和俘虜、水道為屍體擁塞的記憶；市場上售賣人肉的記憶。
留下了擾人的回憶，關於流浪、乞討和被俘者頭髮如何被綁在一起的回憶。
留下了刺青的臉、長出頭髮的前顱、砲火的聲響、鄉音的熟悉腔調、飄蕩不去的腐敗氣味。
留下了受挫感，那種尋覓不到生還者的受挫感，以及既找不到人，又找不到遺骸的打擊。
留下了失去感，過往一度真實且確知的事物都失去了，一切都變得不再真確、不再穩定、不再完整。
留下了尋覓，對答案的尋覓，對蘊含在果報或後來的革命中、新的可靠性的尋覓。
《躁動的亡魂：太平天國戰爭的暴力、失序與死亡》（衛城）
＊作者梅爾清（Tobie Meyer-Fong），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東亞研究所主任。主要研究清朝歷史，研究方向包括城市史、文化史、社會史和女性史。曾於2007-2018年擔任《清史問題》（Late Imperial China）期刊主編。曾著有《清初揚州文化》一書。本文選自作者新著《躁動的亡魂：太平天國戰爭的暴力、失序與死亡》（衛城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