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裡，這些建造費用高昂的新城牆遍布歐洲各地。新城牆的外觀有如海星，四周建有突出的半月堡（ravelin）、稜堡（bastion）和角堡（hornwork）。隨著戰敗的軍隊再次能夠撤回堅不可摧的堡壘，戰場對抗頓時失去了吸引力。一五三四至一六三一年之間，西歐人鮮少冒險與敵人正面衝突，即使發生戰事也通常是因為其中一方試圖解除圍城封鎖。一位英格蘭軍人說：「我們打仗更像狐狸，而非獅子。」「你會為了一場戰爭圍城二十次之多。」
這聽起來像第二章提過的紅皇后效應，歐洲人之間的競爭越演越烈，到頭來依舊原地踏步，在越發可怖但最終毫無意義的戰爭中傾盡鮮血與黃金。然而，正如同我們在第二章看到的防禦工事、金屬武器及盔甲，還有其他古代軍事事務革命一樣，沒有什麼情況比這更真實了。西歐人雖然無法超越彼此，但他們確實領先了全世界。
幾個世紀以來，歐洲人一直在抵禦蒙古、突厥及其他民族的入侵。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震驚全歐；一五二九年，一支土耳其軍隊更直抵維也納城門。一個世代過後，歐洲的前景更加黑暗。歐洲駐君士坦丁堡的主要談判代表臉色陰沉地自問：「我們能夠懷疑眼前的結果嗎？」比起基督宗教世界「國庫空虛、奢侈成性、資源耗盡及精神頹敗」，土耳其人卻擁有「未受損耗的資源、熟練使用武器的能力、豐富經驗的老兵，和不曾間斷的凱旋勝利。」
令多數人驚訝的是，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不過，就在這位大使提出這些疑問的當下，雙方的軍事力量開始失衡，歐洲逐漸獲得優勢。到了一六○○年，土耳其駐匈牙利的指揮官用憂鬱的語氣在報告中寫道：「這些受詛咒的民族（即基督徒）大部分部隊都是步兵與火槍手，而多數伊斯蘭部隊都是騎兵，不僅缺乏步兵，懂得使用火繩槍的專家更是少之又少。這會讓我們在戰鬥和圍城時陷入苦戰。」
一個世紀以來，歐洲人一直穩定增加軍隊中的火槍手數量。這一趨勢在一五五○年代後加速發展，當時西班牙人引進一種名為滑膛槍的新式手槍，能夠射出兩盎司的鉛彈，威力足以貫穿一百步外的鋼製盔甲。在一五二○年代，使用長矛、劍、戟等利刃武器的步兵數量是火槍手的三倍，但一個世紀過後，兩邊的比例已經反轉了。騎兵在中世紀的統治地位宣告結束，其職責降為偵查、前哨戰和側翼護衛。在十七世紀的軍隊裡，騎兵數量的占比鮮少超過十分之一。
在此我們又觀察到一個非常弔詭的情況。一四一五年左右，蒙古人和明朝還擁有世上最強大的軍隊，亨利五世和歐洲各國國王則遠遠落後。然而，到了一六一五年，或甚至最早能追溯至一五一五年，這樣的國際態勢正在翻轉，歐洲的軍事威力已經強大到世上幾乎沒有軍隊能抵禦。到頭來，歐洲人取得了頂級火力，而發明火器的亞洲人卻沒有。
圖為海馬斯多管火箭系統裝載MGM-140 ATACMS戰術飛彈。（資料照，美聯社）
根據目前最盛行的理論，我們在前面的章節也看到過，歐洲人的崛起可能是受益於西方獨特的戰爭之道。他們從希臘繼承了這種戰爭方式，進而促成火藥革命的發生。專治軍事史的史家漢森認為「武器與炸藥的關鍵之處，並不在於幫助歐洲軍隊迅速取得霸權地位，而是比起其他國家，歐洲人更致力於大量生產高品質的武器，這是立基於西方長期以來對理性主義、自由探索以及知識傳播等文化立場的影響，而這種文化立場能追溯至古典時代。」最後他總結，歐洲的飛躍式發展實屬「合情合理，追本溯源，是因為歐洲文明的濫觴在希臘」。
閱讀本書至此，你一定可以想像我並沒有被說服。我在第二章試圖向各位說明，古代並沒有什麼「西方的戰爭之道」，因為希臘和羅馬人的戰爭方式並非西方特有的。整個歐亞大陸幸運緯度帶上，都維持著一種具有建設性的戰爭方式，希臘羅馬只是其中一個地中海的版本而已。我在第三章繼續論證，西元一千年後，這種具有建設性的古老戰爭方式早已在騎兵的崛起下分崩離析。如果這些說法屬實，那麼漢森透過西方戰爭之道的連續性來解釋歐洲火藥革命的論點，就是謬論。當我們仔細觀察十六世紀歐洲發生的事，有太多情況無法用漢森的理論來解釋。
其他史家已經詳細討論過漢森的理論，所以我在這裡只會聚焦在幾個議題上。根據漢森的敘述，「正是因為西方人渴求步兵壯烈地衝鋒陷陣，在戰場上自由人之間以利刃武器殘酷互殺，過去兩千五百多年以來，才會讓非西方國家倍感頓挫與恐懼。」若真如漢森所言，為什麼歐洲新式戰爭風格都是站在遠處開槍，而非近距離利刃相向？如果西方的戰爭方式一直秉持漢森所謂「在戰場上殲滅敵人部隊」、「給敵人致命一擊的同時，忍受任何反擊而不為所動」的精神，為何歐洲人在一五三四至一六三一年這一百年間少有戰事發生？依照漢森的說法，「過去兩千五百年裡，西方人作戰時具有某種特殊的風格，軍隊持續共享相同理念，這讓歐洲人成為人類文明史上最令人生畏的士兵」，那麼為何在西元五百年左右至一五○○年的一千年間，歐洲人在抵禦亞洲、北非的掠奪者和入侵者時，卻總以敗北撤退收場？
一些歷史學家對上述問題的解答相當簡單直白。他們認為，歐洲的火器革新與文化傳統無關，歐洲人擅長火器純粹只是因為經常打仗。該理論認為，歐洲過去多國並立，各國常有戰事發生。相對地，中國在一三六八至一九一一年間大部分時候都是大一統的帝制時代。因此，中國人很少打仗，也沒必要投資在火器改良上。然而，對互相爭鬥的歐洲人而言，投資火器革新是攸關生死的大事。因此，最終讓火器更臻完美的是歐洲人，而非中國人。
但這個說法仍有無法解釋之處。雖然中國大體維持統一，但中國軍隊在一三六八至一九一一年之間打了不少仗，其規模往往使歐洲的小規模戰役相形見絀。中國皇帝分別在一四一一年和一四四九年派出五十萬大軍征討蒙古，十六世紀多數時候則與海盜對抗，一五九○年代與日本的一場可怕戰爭席捲了朝鮮半島，一六○○年則動員了二十五萬部隊入四川平定叛亂。為何這些戰役沒有在中國造成如歐洲般的火器革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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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轉行當律師的史學家肯尼斯．卻斯（Kenneth Chase）在其歷史巨作《火器：西元一七○○年前的世界史》（Firearms: A Global History to 1700）提出解釋：「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歐洲與亞洲發動多少場戰爭，而是兩方戰爭型態的差異。最初發明的火器使用起來笨拙且緩慢，當時的發射速度還是以每發所需時間估算，與現今大大相反。那時的火器只對同樣笨拙緩慢的目標起作用，城牆就是一例，因此第一次火器革新就是針對攻城炮的改良。」
最初的火器革新熱潮出現在華南地區。十四世紀中葉，中國起義軍與元朝軍隊在長江流域對戰，勝利關鍵取決於攻打敵方堡壘，並擊沉狹窄水道上的大型敵艦。早期的火器能夠完美勝任上述兩項任務，但隨著戰爭於一三六八年結束，主要戰場也轉移到中國北方的大草原上。那裡沒有堡壘需要轟炸，而且發射緩慢的火器對快速移動的騎兵毫無用處。精明的中國將軍知道他們該投注在擴增騎兵、興建長城，而非對火器進行逐步改良上。
至少在火器方面，歐洲與華南（而非華北）有許多共同之處。舉例而言，這兩地皆充斥著軍事堡壘，破碎地形也限制軍隊的行進。另外，兩地皆與草原地形相隔遙遠，因此軍隊多數由行進緩慢的步兵組成，騎兵則成了奢侈品。在這種環境下，一步步改造火器便具有重大意義，這些微小的革新逐漸積累下，也使得歐洲軍隊在一六○○年搖身一變成為世上最精良的軍隊。
假如當時明朝皇帝能透過水晶球，親眼目睹火器是如何在十七世紀成功擊退遊牧民族騎兵，他們肯定會用更長遠的目光看待火器革新的優勢，進而在往後發明出顆粒火藥、滑膛槍和鍛鐵炮。但在現實世界中，沒有人能預見未來，各種嘗試都是徒勞，我們所能做的只有應對迎面而來的挑戰。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歐洲人基於合理的理由投資火器改良，而中國人之所以放棄火器改良，也很合理。由於這樣的時空脈絡，使得歐洲在往後幾乎稱霸了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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