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安．摩里士（Ian Morris）  

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裡，這些建造費用高昂的新城牆遍布歐洲各地。新城牆的外觀有如海星，四周建有突出的半月堡（ravelin）、稜堡（bastion）和角堡（hornwork）。隨著戰敗的軍隊再次能夠撤回堅不可摧的堡壘，戰場對抗頓時失去了吸引力。一五三四至一六三一年之間，西歐人鮮少冒險與敵人正面衝突，即使發生戰事也通常是因為其中一方試圖解除圍城封鎖。一位英格蘭軍人說：「我們打仗更像狐狸，而非獅子。」「你會為了一場戰爭圍城二十次之多。」

讓歐洲人由占領休達進展到據地稱王的關鍵，在於兩項新發明出現後推動了軍事事務革命。然而，這兩項發明皆非源自歐洲。

一八八○年代某個週六夜晚，「那是漆黑的夜晚，是六月你所能感受到最窒息的夜」，據說書人講述，英國人丹尼爾．德拉沃（DanielDravot）和皮奇．卡內罕（PeacheyCarnehan）大步走進印度北部一間報社。兩人對大家說：「你們對我們的職業知道得越少越好。」他們眼下唯一在乎的事只有如何到達卡菲爾斯坦（Kafiristan）。

一七六○年代某幾年，一位名叫雅各．古耶爾（JakobGujer）（通常以暱稱克萊因耶格〔Kleinjogg〕為人所知，意指「小傑克」〔LittleJake〕）曾短暫成為世界上最有名的農夫。發現這名口條清晰且充滿野心的農學家的人，是身兼醫生與社會改革家的J．K．賀索（J.K.Hirtzel），他盛讚古耶爾為「鄉間的蘇格拉底」。盧梭（Rousseau）大力讚揚他，歌德（Goethe）也前往蘇黎世鄉間進行朝聖之旅，克萊因耶格在當地以他的鄉村智慧溫暖了啟蒙時期貴族的心靈。「如果我們各盡其責，對彼此都有好處。」克萊因耶格於一七六五年這樣告訴符騰堡（Württemberg）的路德維格．歐根親王（PrinceLudwigEugen）。「你們貴族得命令我們農民做事，因為你們有時間決定怎樣對國家最好，我們農民則得遵從你們，並以勤奮與忠誠行事。」

英雄狗熊都是時代產物。那能不能說：不是人，而是時代精神決定了歷史走勢？有的時代精神偏能造英雄，有的專造狗熊。有些史家是這麼想。他們認為「西方憑什麼」的解答，就是中國文化在十四世紀轉成內向，不再有外視性，歐洲文化則轉外向，派許多壯士出海，才會發現美洲。

一定會有的問題：人怎可能不重要呢？本書寫到很多英雄，也有幾位狗熊，還有他們的理念與鬥爭。難道到頭來這些都不重要？

加州橘郡出名的幾點是政治傾向保守，棕櫚修剪整齊，還有約翰韋恩住那兒（機場就叫約翰韋恩機場，雖然他最討厭飛機飛過高爾夫球場），很少人會想到當地也出激進學說。九○年代，橘郡卻成為一時碰巧論全球史觀的大本營。加大爾灣分校歷史系的王國斌1997年出版《轉變的中國》，同系的彭慕蘭(KennethPomeranz）2000年出版《大分流》，同校社會系的王丰與加州理工學院人文社科系的李中清1999年共同出版《人類的四分之一》，這些劃時代的著作都主張，不管從哪裡看，不管是生態、家庭結構、科技、工業、金融、制度、生活水平還是消費品味，東西方之間都是同大於異，直到十九世紀為止。

古早決定派一致同意，古早古早就有某個重要因素，造成東西之間龐大且無法改變的差異，並決定了工業革命的發生地在西方。是什麼因素，何時開始運作，卻眾說紛紜，誰也不讓誰。有人強調具體的力量，如氣候、地形、天然資源。有人則認為是無形的東西，如文化、政治、宗教。具體派心目中的「古早」真的很古早，有人追溯到一萬五千年前冰期結束時。有幾位認為還要更久遠。文化派則不認為有那麼久遠，只追溯到一千年前的中世紀，或兩千五百年前的蘇格拉底與孔子。但古早決定派都認定：英國在十九世紀四○年代打到長江口，美國在五○年代強迫日本結束鎖國，兩者都是幾千年前即已啟動運轉的事件連環中的一小環節。這一派可能認為，本書開頭就設想出亞伯特被送到北京的可能，拿來跟北京狗「戰利品」送英宮做對照，純是胡扯。打勝仗的一定是維多利亞女王，這是必然的結果，幾百世代前就決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