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安，世界走走今天帶各位到已出現四波疫情、目前正處於三次緊急事態宣言的日本，聽聽幾位旅日台灣人的緊急事態日常：
·25歲的小新去年在京都待了10個月，緊急事態對留學生的她有何影響？
·42歲的呱在東京養育兩個小毛頭，疫情對他們家最大的衝擊是什麼？
·旅日超過十年的Jack跟Claire，對日本DIY木材缺貨、寵物意外漲價有何分析？
小新（張同學）／女，25歲／曾在京都留學一年／京都大學、海德堡大學雙聯碩士
成大外文系畢業的小新，原本在德國海德堡大學從事跨文化研究，2019年轉赴京都大學攻讀雙聯碩士學位，也準備在台灣進行移民政策論文的田野調查。孰料回到東亞不過兩個月，新冠病毒便從中國武漢迅速蔓延，日本也在2020年1月出現首例確診後，疫情快速升溫。小新從此「被困」日本，論文題目也被迫更改，直到完成學業才能脫身。
小新當時其實可以自由返回台灣，但因日本緊縮邊境防疫對策，僅有「持日本護照者」方能入境。拿學生簽證的小新一旦回台灣做田野，等於無法回到京都大學上課。無奈之下，小新也只能更換論文題目，改成不需返台的機器人學研究。
去年10月完成學業返國的小新強調，日本的「緊急事態」常被外界誤解為「封城」，其實跟「封城」差的非常遠。若從留學生的感受來說，除了學校改為遠距教學，生活上幾乎沒有實質影響。因為政府並未管制人民行動，只是要求國民「自肅」、餐廳提早打烊，但她在京都上超市採購日用品，在宿舍的獨居生活一切如常。
小新說，京都的鬧區在緊急事態期間確實人變的很少，京都大學也不鼓勵學生到校，研究生想進實驗室則由主持教授管制。由於安倍晉三去年宣布緊急事態時，小新正在緊鑼密鼓地趕論文進度，學校只修了一門不算學分的日語課，即便遠距上課跟同學的互動品質大為降低，對她的碩士學業影響不大。
京都四條通一帶。（inunami@flickr／CC BY 2.0）
對小新來說，緊急事態對她最大的挑戰就是「寫論文」。因為所有圖書館在緊急事態期間長期休館、學校也不希望學生到校，因此她只能一個人在家孤單地敲鍵盤。小新坦言，少了外在制約讓她很難專注。後來是跟同學一起溜進研究室努力，論文寫作的狀況才見好轉。
談到留學期間的日本觀察，小新表示在疫情爆發之初，日本社會整體來說不像台灣那麼緊張，新冠肺炎的相關訊息也不像台灣那麼常見。倒是唐鳳在台灣的傑出表現紅到日本，小新在京都剪個頭髮都可以聽到髮型設計師稱讚她。
不過隨著疫情惡化，日本社會也開始感受到新冠病毒的恐怖，並且對日本政府防疫措施的反覆（一會兒緊急事態、一會兒國內旅遊補助）非常不滿，安倍政府發放尺寸過小的布口罩也飽受批評。倒是幾乎大部分店家都有準備消毒酒精供客人使用，甚至比台灣更為常見，這一點值得台灣學習。
移居日本十多年的呱，目前是日本大型IT公司的4G、5G通訊系統研發主任，與太太、兩個小孩一同住在東京都心的18坪公寓。談到日本的「緊急事態」經驗，呱同樣強調這「從來就不是封城」，一切都是仰賴民眾自主配合。他的公司雖然也啟動了在家上班的機制，但也沒有強制員工執行。
一直到其他部門有同事確診染病，公司才立即清空大樓消毒、全面清空辦公室兩周，期間所有人都必須在家辦公。至於緊急事態期間的最大不方便，對呱來說就是在家上班，因為兩個寶貝（一個才4歲、另一個更是剛出生沒幾個月）也待在家裡，讓呱跟也在上班的太太最感苦手。
在緊急事態下，日本政府雖然沒有禁止家長送托，但托育所仍委婉對家長表示「盡量不要送托」？加上呱跟太太也擔心孩子在群體生活中感染，因此只能邊上班邊帶。雖曾嘗試兩人輪流到便宜旅館工作、另一人在家上班帶孩子，但每晚3000日圓的支出也不是辦法，最後兩人心一橫、一同請了育嬰假，才算暫時從困境中解脫。
邊上班邊育兒的難題雖然解決了，但兩人也付出了半薪的代價（日本育嬰假期間公司停薪，改由僱用保險給付薪資的5到7成），也讓家庭開銷一度陷入緊張（呱背了30年的房貸）。至於日本的父母會不會把小孩送給阿公阿嬤帶？呱說許多東京上班族的老家都離的很遠，根本無法在上班前、下班後來得及接送，他自己的家人則都在台灣，更不可能請長輩幫忙。
等到呱跟太太差不多請完了育嬰假，托育所也恢復了正常收托，呱也才重回在家上班的行列。回想緊急事態期間的生活改變，呱說除了外出人潮明顯變少，下班後的應酬與聚餐也幾乎消失，因為居酒屋最晚8點就要關門，根本連平時9點前的第一攤都沒辦法喝完。如果想到公園給孩子放電，包括溜滑梯等遊戲器材卻都被封條圍住，還會有正義魔人指指點點、甚至通報警察來趕人；自己常去的音樂會、畫展、圖書館也全部暫停，一切娛樂都只能回歸家庭。
此外，由於東京疫情嚴重，呱去年12月到長野學開車時，就嚐到了「疫情歧視」的滋味。駕駛教練一聽到他是東京人，就變得非常緊張；後來跟老友碰面，也被對方的家人要求先做PCR篩檢再赴約；兵庫縣知事去年甚至在防疫會議中宣稱「東京是諸惡的根源」。呱自己的親友雖然沒有人確診（公司確診的同事在其他部門），但他也做了兩次PCR篩檢，自費約3千日幣，基本上6小時後就可知道結果。
談到給台灣的建議，呱說日本確實在第一次緊急事態宣言結束後，許多人以為疫情「就這樣過去了」。但日本的確診病例仍反覆升高，並且一再宣布緊急事態，社會上不免出現「自肅疲勞」的心態，認為這些措施根本等於沒做，在公園聚集喝酒（因為店裡沒得喝）的現象也越來越常見。因此台灣必須認知到，一但進入社區感染就是長期戰，必須維持身心健全的步調之外，也要仔細評估自己的收支、善用政府補助，並且趁機重新思考自己人生的順序是什麼。
43歲的Jack曾在大阪留學，畢業後再度回到日本長住則是因為工作，並且在銀座的東京事務所擔任所長至今。他與太太Claire婚後住在東京都調布市，兩人沒有小孩，Claire則是全職的家庭主婦。日本發生新冠疫情後，兩人的生活並未受到太大影響，但安倍去年發布緊急事態後，習慣外食的這個小家庭也開始感受到變化。
Jack說，日本的三波緊急事態讓許多店家被迫提早打烊，東京人晚上也不再上街，因此他跟太太如果稍微晚一點出去用餐，即便走到車站附近也沒有東西可吃，甚至7點半就已經是last order。就算不想出門，他所居住的調布在疫情後也常因為「外送員不足」叫不到外送，所以Jack跟太太不是提早到六點之前吃晚飯，就是只好自己做。
除了外食不便，Claire說疫情爆發後，家裡幾乎9成購物都是在網路上完成，她與先生在緊急事態期間的出門次數也減少了許多，不敢真的跑很遠。Jack說，倒不是因為擔心疫情，而是「疫情歧視」的情況十分嚴重。去年甚至有東京人到其他地方，當地居民對他們的車子丟石頭、甚至痛罵「你是病毒不要過來」，所以他跟太太原本有計畫出門走走，但是後來全部取消。
不過隨著疫情發展，日本對東京人的歧視已沒有去年那麼嚴重，反倒是感染數飆高的關西一帶，今年同樣感受到了被排擠的滋味。Jack在大阪有一位長輩帶家人想到和歌山泡溫泉，車子才剛開進停車場，溫泉旅館的工作人員看到車牌就阻止他們進入，並說「不好意思，我們不接待大阪的客人」。但日本政府到今天為止，對於不戴口罩上街的行為都沒有任何宣導或罰則，不過靠著從眾的國民性以及畏懼他人眼光，至少在緊急事態期間，日本社會普遍來說還是能自動自發。
Claire則說，去年宣佈緊急事態後，由於民眾出門的頻率大幅減少，對於購買服裝、整理頭髮的需求都受到衝擊；女性也因為戴口罩、少出門，化妝品與保養品也嚴重滯銷。以服飾業來說，除了折扣時機從換季轉為經常性的打折，許多服飾品牌也出了以棉質家居服為主的副牌，日本的髮廊則在這段時間倒了很多。不過在疫情爆發一年多以後，Claire也認為除了「出門不方便」之外，網路電商已經解決了原來的購物需求，一般店家對於政府的營業管制則是抱怨連連。
Jack跟Claire還提到，日本有兩項特殊的商品漲價—寵物與木材。他跟太太今年去逛調布的寵物店時，意外發現所有寵物的價格都至少上漲了三分之一（黃金獵犬的價格甚至從40萬日幣左右大漲到70幾萬），而且店裡滿滿的都是帶著小孩買寵物的家長。園藝的DIY木材，從去年疫情爆發後，也持續處於缺貨狀態，Jack去年訂了一個架子的DIY材料，等了三四個月才終於到貨。他認為疫情後的生活型態改變，大家在家裡的時間變長，因此包括DIY材料、能夠陪伴人們的寵物都變成稀缺物品。
談到日本疫情的起落反覆，Jack表示日本社會（包括他自己）最緊張的其實是去年的第一波，因為當時大家不清楚這個病的病程與治療方法，疫苗也還沒有問世，Claire說當時日本社會也出現搶購潮，網路購物的到貨時間也幾乎加倍。如今日本社會大致恢復如常，但回頭看當時每天僅僅新增數百人的確診數字，Jack說會覺得（與後來的7、8千人相比）「好像在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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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對新冠病毒的更加了解、加上疫苗問世，日本今年的每日確診數經常在數千人打轉，但許多人對數字已經疲倦，認為不過就是一個數字的變化。Jack說，即便變種病毒的感染力確實更強，日本社會許多人已不再把疫情看得如此恐怖，甚至出現「自己就是不會得這個病」的「倖存者迷思」。不過Jack身邊的親友同事確實沒人確診，他與太太因為沒有症狀，也不曾接受篩檢。
針對疫情期間的家庭生活，Claire說由於先生不用出門上班，家中成員彼此獨立的空間與時間都受到擠壓，許多雞毛蒜皮的小事都有可能成為爭吵的點。東京的台灣太太們有一個私密臉書社團，去年最多人分享的抱怨，就是還要出門上班的日本先生死都不戴口罩、肺炎只是小感冒、我不會這麼倒霉，台灣太太生氣另一半「不顧我也不顧小孩」。有人因此染疫，甚至「疫情離婚」也時有所聞。
Jack稱讚日本遠距上班的部署速度很快，去年的緊急事態宣言後，能讓員工在家工作的企業幾乎都改在家裡工作，Jack在疫情發生後每週頂多只會進一次公司，也都是在家處理公務。他的鄰居甚至判斷「今後這種狀況將會持續下去」，因此跟老婆兩人乾脆決定從調布搬到離東京更遠的長野。但日本企業的機動調度，也讓東京許多依靠上班族中午外食、下班應酬的店家倒了很多。
談到日本防疫一年多來的「自肅疲勞」、「疫情疲勞」，Jack說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東京的新宿車站口。因為這個地方一週七天都非常熱鬧，直到深夜都是滿滿人潮，甚至總是嚴重塞車。但他去年開車上班經過這裡，非但一路順暢，街上行人也只剩下原來的百分之一。不過最近幾個月街上人潮已見回流，經過這裡時也恢復塞車，日本今年黃金週的出遊人數也大幅回升。
不過在疫情爆發後，日本的零售業確實受到很大衝擊。Jack說除了日本民眾的消費集中的幾家大型電商，物流業員工甚至因為過勞，去年以來已經發動多次抗議。在疫情期間的消費變化，Jack跟Claire說最明顯的就是「上網買菜」。因為網路買菜價格更貴、而且也沒辦法挑選好壞，過去這種行為會被判定「主婦失格」。但在新聞報導超市商品可能也會沾染病毒後，連網路買菜都意外興盛起來。
東京的疫苗接種會場，65歲以上的老人在收到「接種券」後可免費施打。（美聯社）
聊到日本疫苗的施打狀況，Jack說目前日本主要針對醫護人員與所有65歲以上的老年人，因此調布也蓋了一個很大的接種會場，收到接種券的民眾就可以按照券上的指示時間地點免費接種疫苗。不過日本社會對於政府施打疫苗進度過慢民怨很大，Jack認為這也是菅義偉民調持續低落的主因。畢竟日本自己就是疫苗大國，卻拖到今年4月才開始為民眾施打疫苗，速度也很不理想。
許多人猜測日本政府想要保護本土疫苗的研發，才會遲遲不對國外的主流疫苗核發許可。即便日本目前已經開始為老年人施打輝瑞與莫德納疫苗，但政府「7月前施打完畢」的政策目標仍讓許多人懷疑，65歲以下民眾究竟何時可以接種疫苗，菅義偉政府也一直沒有說清楚，至到最近才傳出可能6月會開始寄送接種券。但Jack也說，即便這次處理疫情失分、菅義偉民調慘淡，自民黨的政權還是相當穩固，因為在野黨的支持度更差、完全無力挑戰執政黨，他也不認為自民黨會因此下台。
除了政府應變不力，中央與地方的聯繫紊亂、不同地方執行力的落差，也讓日本的防疫腳步受到拖累。Jack說，除了緊急事態宣言的權限抓在中央手裡，因此即便地方認為狀況緊急，中央也不一定許可；也有中央想要宣布，但地方不願意配合的情形。因為發布緊急事態後，地方政府必須補助提早打烊或禁止營業的店家，但不是每個地方政府都付的起這筆錢。即便日本現在已對老人全面施打疫苗，各都道府縣的施打進度也有明顯落差，因為有些地方政府就是沒錢沒人。
回頭談自己的家鄉時，Claire提醒做生意的朋友，必須做好長期抗戰的心理準備，因為即便日本政府很快公布了補助措施，他們的零售業與服務業過去一年都撐的非常辛苦。 Jack跟Claire想跟台灣人說，新冠疫情爆發後，世界已經變得不一樣了，台灣必須認清現在是「非常時刻」。Jack笑稱「台灣過去一年多基本上與世隔絕，就像加拉巴戈群島一樣，完全沒有跟上世界的腳步」。
比方說全世界在過去一年，早就將Work From Home的相關作業建置完成，日本許多企業的新人從去年起就是網路面試、線上辦公，到現在沒有進過公司、也沒有真的見過主管與同事，但台灣直到現在才開始面對現實、著手這方面的準備與投資，公司或員工還在期待何時可以回到辦公室。台灣社會也應該及早思考，後疫情時代需要的人才、作業型態與經營成本已與過去不同，這當然是挑戰、但也未嘗不是一個轉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