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小椒專欄：從「收容烏克蘭美女」到「俄羅斯前妻」：女性在父權國族敘事中作為本體和喻體

只要把他們比喻成女人就可以了（有時候也比喻成孩子）。因為女性是物品，是沒有自主意識的資源，所以問題繼續變成了俄羅斯和西方勢力（兩個男人）抑或中國和西方勢力（兩個男人）的問題。

在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戰爭剛剛打響的頭幾天，簡體中文世界最大的其中一則新聞，是中國男性網民大量「收容烏克蘭美女」的調侃，引發不少爭議，甚至被翻譯至海外網路，有烏克蘭留學生指相關言論引起了烏克蘭的反華情緒。

哪怕在中國網路民間普遍支持俄羅斯、支持戰爭、大量親俄假消息盛行的輿論背景下，這樣的熱梗流行都已經超出了簡體中文那條特別低的人道底線。這股風潮在連番熱炒和爭論之後，甚至引來中國官媒下場批評，指戰爭殘酷，應當謹言，網民才逐漸消弭。然而這個話題並沒有完全結束，外界對於議題關注的熱度過去之後，輿論場內事實上仍然存在大量反駁和爭執，倍感委屈的支持者認為這種調侃只是「口high」，將批評者稱為「女拳」、「聖母」和「反思怪」。

直觀地感受「接收烏克蘭女學生」這類言論，我們自然能感到對於女性的不尊重和對戰爭、生命的兒戲。但倘若仔細分析這種想法的脈絡，便會發現其中不僅是對女性的不尊重那麼簡單。

在一個國家面臨亡國之危的時刻，首先想到接收該國女性，這種思路，背後包含至少三種元素——國族主義、戰爭成敗、女性作為性資源。

搶奪女人、保護女人——戰爭中的性資源

在一個國族主義的父權本位思考者看來，女人不是獨立的個體，而是國家、政體的性資源，一個集體能否掌握、維護這些性資源不遭到別國的「搶奪」，關乎國力和尊嚴；而具體在戰爭或政權交替中，女性作為資源，也在男性的戰爭中被再分配。

這種將女性作為集體、政權的資源互相爭奪的思維，於世界各國的政權交替歷史中都有跡可循。戰爭時代，女性要麼作為需要被守護的財富，要麼作為一種財富獎勵，用來激勵以男性為主的參與個體。而在華語世界，它離我們其實很近。戰爭宣傳中，這種對男性個體喊話的論述無處不在：就在1949年以前，共產黨激勵陝北農民參軍的民歌就在當地廣泛流傳：「四月的麥子抽穗穗，誰說當兵的沒婆姨，只要革命成了功（嘿兒喲），一人一個女學生。」這首民謠後來被榆林文化文物局收錄在其出版的《陝北民歌大全》和《綏德文庫民歌卷》中。相關歌謠的曲調後來被譜寫上新的歌詞，演化成後來大名鼎鼎的紅歌《東方紅》。

在二戰中的日本慰安婦，是一個巨大的戰爭受害者群體，然而卻在女性作為國族資源的這種思想脈絡下，一方面作為仇日教育的素材得到關注，另一方面也遭遇了歧視、被羞於提及。美國藝術家李昌珍走訪各地慰安婦後，曾表示她發現各國是以「恥辱」的心態來面對慰安婦的議題，對倖存者儘管心懷歉意，卻又亟著遺忘這段羞恥的歷史。中國官方媒體和民間，甚至一直將慰安婦事件稱為「民族的恥辱」，直到近年慰安婦相關紀錄片上映期間，才有聲音呼籲不應再把慰安婦視為「恥辱」。 （相關報導： 孫小椒專欄：從宋智雅到谷愛凌，以女性成功學代替女權主義的中國模式 ｜ 更多文章 ）

本族女性被他族佔有的「恥辱」，與其說是對同胞遭遇傷害的同情共感，不如說更多是男性本位視角下，對於女性資源被他族搶奪，一種集體主義「綠帽」的恥辱感。「保護我們的女人」，這種經常在政權相互敵對的語境下出現的宣傳話術，將女性資源與男人的尊嚴、羞恥感掛鉤，這句話事實上在說的，是「保護我們的性資源，如果保護不了，那就是我們的恥辱」。

賣身賣國、賣國賣身——對女性的國族主義物化

而來到貼近我們生活的現當代，這一思想幽靈也從未遠離。敵我意識掛帥的冷戰思維下，對女性的國族主義物化就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如今戲言要收容烏克蘭女性的中國男人，是早年辱罵「嫁洋人」女性的中國男人的一體兩面。女性「出賣肉體」與「賣國」這兩個意象的相通之處，我曾在討論演員白靈的文章中涉及。而在簡體中文的網路世界上，中國女性要是和外國男人交往，常常遭遇仇視，被指「崇洋媚外」，「髒」，「賤」，女人選擇了外來配偶、尤其是「敵對」地域的配偶時，其個人擇偶就被解讀成一種對集體的「背叛」，因為她作為一份性資源，竟然膽敢不選擇中國男性，反而主動外流；反之，若有中國男性獲得了一個外來的異性配偶，他就成了揚眉吐氣的民族英雄。

而在烏克蘭戰爭的語境之中，這一幽靈顯得具體起來。

在簡體中文民間網路，烏克蘭於意識形態領域，近年來一直是因被西方勢力蠱惑、發動顏色革命而「亡國」的國家形象——而論證烏克蘭「亡國」最重要的表現，就是當地性產業和代孕產業的發達，當地的女性需要「賣身」。諸如《從「歐洲糧倉」淪為「歐洲子宮」，烏克蘭是如何墮落的？》等大量文章在華文網路上盛行，烏克蘭、烏克蘭人民、特別是烏克蘭年輕女性，作為聽信了西方勢力教唆、背叛祖國的反面例子存在，曾經他們賣國，如今他們自作自受，他們的女性需要出賣肉體。這類文章列舉出烏克蘭政府諂媚歐美男性的「惡政」，包括將賣淫者的處罰從坐牢改為罰款，這一項性工作者非罪化的舉措被簡體中文網路視為是出售本國女性；而儘管烏克蘭確實存在代孕產業風行等爭議現象，將烏克蘭女性說成「歐洲子宮」這一刺耳稱呼，則在其他語言中幾乎不可見，屬於中文世界獨家編造，正中父權的國族主義者下懷。

這說法大為國族主義男性受用：烏克蘭戰爭爆發後，2019年香港運動期間一名年輕女性在採訪中泣訴「希望我們能像烏克蘭一樣」的影片截圖於網上流傳。討論者無視脈絡與背景，譏諷該受訪者或將淪為與烏克蘭女性一樣出賣肉體。這種蕩婦羞辱、出賣身體的指責在批評社會變革中的女性時經常被使用，香港運動期間就有大量謠言稱有女孩自願當「天使」供抗爭者洩慾——在這種謠言思路下，抗爭者同樣是男性為主體。

通過賣身來賣國、賣國最終導致你賣身——女性的身體就這樣作為一種資源，在國族論述下個祖國僅僅地綁在一起，並且成為一種道德和貞操的枷鎖。

性幻想中的「無主之物」

華文網路論述烏克蘭女人「淪陷」的另外一面，是對烏克蘭乃至東歐女性的普遍的性幻想。

如何迎娶一個美麗的烏克蘭女性，在中國互聯網上素來是一種流行的都市傳說。早在約20年前，就有中國男子將自己「如何娶到烏克蘭美女」的故事放在BBS上分享，一時走紅整個華文網路，後來更延伸為中烏婚介、代孕生意，目前不少在中國社交平台上的「中夫烏妻」搭配網紅，很多都是為了經營這類生意，而這類婚介、代孕中介的誕生，原本也是迎合了該都市傳說的需要。 （相關報導： 孫小椒專欄：從宋智雅到谷愛凌，以女性成功學代替女權主義的中國模式 ｜ 更多文章 ）

因而如今，在他們看來，烏克蘭國家要亡了，這個國家的女性便作為一種貨物沒有了「主人」，這時候去佔個便宜，撿一件「無主之物」，也是無可厚非。這樣的玩笑，在父權思維的國族主義者看來，自然覺得有趣又應景。

「你其實只能向祖國的懷抱撒撒嬌！」

而我們明確了當女性作為本體，在國族主義論述中是這種樣子的之後，就不難理解女性在國際關係中作為喻體，為什麼會是這幅模樣。

在收容烏克蘭女性的風波消停後不久，網上開始流行另一種說法，試圖以此解釋烏俄衝突：這種說法稱烏克蘭是俄羅斯的前妻，離婚後，與歐美勢力「打情罵俏眉來眼去」，又對幾個「孩子」不好，頗有義氣的前夫才忍無可忍出手。

這套說辭自簡體中文網路而起，在香港台灣也蔓延開來，但卻沒有在中國那麼受歡迎了——港台節目主持車淑梅在轉載說法之後，遭到不少批評，最後刪文道歉。

有大量批評集中在用家庭關係比喻國際關係時，對脈絡粗暴抽離。烏克蘭饑荒等人道災難隱身了，克里米亞複雜的問題被簡化為家長裡短，大量公民的基本人權不在討論範圍之內——這是顯而易見的。

然而，當我們哪怕暫且順著這種粗暴邏輯，單純審視這個比喻的喻體，也會發現一個清晰的問題。認同這套邏輯的人，首先在認同兩件事：首先，女人離了婚之後尋覓新伴侶，是不檢點，是勾三搭四的；其次，只要男人給出了自認為「充分」的理由，忍無可忍，別無出路，就是可以毆打前妻，家法伺候的。

將國際關係的問題比喻為親密關係或者親子關係，這種話術對中文世界的網民來說並不陌生。在中國與台灣、中國與香港等問題的討論上，這種比喻也常常出現。

早年在社交平台上流傳一種說法，稱台獨對中國大陸的要求，就是一個鬧脾氣的女朋友；中國新聞網早年的一篇評論稱，台灣政壇「女人味十足」，指責台灣向日本、美國等國到處「撒嬌」，「高攀」男人，警告台灣在他們那無法登堂入室，「你其實只能向祖國的懷抱撒撒嬌！」

與此同時，在中文網路世界中，國家主義者在早幾年就已經完成了性別形象的改朝換代。一篇2016年的評論分析，「祖國母親」這個二十世紀以降中國民族主義經營許久的形象已被徹底拋棄，「爸爸」身份橫空出世並取而代之。「父親一出現，感召的策略便不再必要了。在臉書上，凡是需要使用辱罵的地方，中國網民便毫不避諱以『你的中國爸爸』自居。相比母親形象的苦情和體諒，父親不再需要強調温情，而是直接展示肌肉和強力。」

源自俄羅斯的迷因：烏克蘭的出軌女性形象

而烏俄的親密關係比喻，事實上源自俄羅斯的網路資訊。2019年何桂藍在端傳媒撰寫的文章中，就政治學者雅各列夫的研究，指兩國爆發衝突以來，俄羅斯網路流行的謎因（meme）等總愛將烏克蘭比作受歐盟色誘而「出軌」、背叛丈夫俄羅斯的女人。

「烏克蘭總是倚賴他國、無法自主、被西方誘惑／侵犯的女性形象，」文章引述雅各列夫解釋，「俄網喜歡嘲笑去歐洲工作的烏克蘭人都是妓女，與歐盟簽證互免也是為了送更多妓女去布魯塞爾。……在父權世界觀中，妻子／女性比子女的地位更低 ── 女性不會有自主的行為，一定是有人主使或教唆。」

文章寫道，正因為女性形象被認為是附屬的、是物化的、是沒有獨立思考和決定的能力的，所以烏克蘭的革命，都是西方國家（勾搭的野男人）幕後主使的。

無論是烏俄問題還是其他問題，這類比喻都能簡單地把反抗者的自主意願消解：只要把他們比喻成女人就可以了（有時候也比喻成孩子）。因為女性是物品，是沒有自主意識的資源，所以問題繼續變成了俄羅斯和西方勢力（兩個男人）抑或中國和西方勢力（兩個男人）的問題，人民的自主意願，就像現實的女人自主選擇嫁給外國男人的權利一樣，是不存在的。而一旦一個國家或政體被視作一個女人，它就只能是國族主義者眼中女人的樣子：是資源，是需要爭奪的財富，是象徵著尊嚴的物品，而倘若它膽敢有個人意志，膽敢長出自己的腳選擇跑往自己不認同的方向，那便是賣身賣國，是拋棄了貞操和道德的，下賤的背叛。

解構劣質比喻之必要，解構父權國族主義之必要

將國際關係比喻成親密關係，是父權思維在國族主義思想上寄生而出現的一種延伸狀態。正是因為有了前文中將現實的女性當作國族性資源這種想法，才有解構這種思維方式之必要。除了破除極端民族主義感召對普通人的迷惑之外，也是為了將其中對女性的物化和壓迫釐清，破除當下簡體中文網路某一派別的女權主義者，認為中國女權運動有可能與極權體制並行，甚至依附在體制上共生的幻想。

戰爭焦灼逾月之後，目前這種敘事因過於引人反感而逐漸被摒棄，然而這種思維方式卻仍藏在許多思想角落中隨時準備死灰復燃。 （相關報導： 孫小椒專欄：從宋智雅到谷愛凌，以女性成功學代替女權主義的中國模式 ｜ 更多文章 ）

如果說簡體中文網路就烏克蘭戰爭的性別元素討論中，能夠給人什麼警示，那大概就是這個了：只要極權、民族主義、法西斯作為結構化的力量依然存在，父權的幽靈就永遠能夠寄生在這個系統之上繼續存活，它們內在邏輯一致、互相滋養不可分割。所有因為華文世界政治現實「生態特殊」而選擇將女權議題去政治化、甚至試圖綏靖生存的女權主義者，都應當充分認識到這一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