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讓我們搭乘時光機，來到西元2100年的東京街頭。你對這個東亞最繁華、最進步都會的第一印象，想必與2021年的今天將會非常不同。因為你極可能在這裡看到很多「非日本人」，他們或許在這裡觀光、或許在這裡工作。無論如何，屆時東京的「日本人」會比2021年少了非常多。甚至很有可能，你會覺得東京「沒什麼人」。
本文重點摘要：
- 日本人口減少的速度有多快？
- 日本政府為什麼不阻止人口減少？
- 日本的「少子化政策」為什麼沒用？
80年後，日本減少1億人！?
根據日本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的推算，2021年還有1億3千萬人口的日本，到了2100年只會剩下3千萬人，這大約是明治維新時期（1868年）的人口水準—亦即日本西化與戰後嬰兒潮所帶來的人口成長，全都化為烏有。2100年的全日本人口，甚至比2021年的日本首都圈還要少了800萬人。
美國中情局日前公布全球227個國家與地區的生育率（育齡婦女一生的生育子女數）預測，台灣以1.07敬陪末座，而且倒數前5名全在東亞。學者們更判定日本未來80年減少1億人的原因，即非戰爭、饑荒與疾病、也不是人口外移，而是國民大多不再生小孩了。那麼日本政府為什麼不想想辦法、做點什麼呢？答案也很簡單，那就是他們有想有做，問題是沒有用。
日本歷年新生兒人數統計與總和生育率。（厚生勞動省）
1.3億人的國家，一年僅80萬新生兒—而且還在繼續減少
戰後出現第一波嬰兒潮後，日本的生育率便快速下降。1971到1974年的第二波嬰兒潮後更一路下探，1989年達到1.57的戰後新低，當時被稱為「1.57衝擊」。日本政府從1994年開始致力改善育嬰育兒環境（像是允許育嬰假、增設保育所）；2003年更創設「少子化大臣」，專門負責少子化對策問題。
直到今天，已有24位政治菁英擔任過少子化特命擔當大臣，包括國人熟知的「台灣女兒」蓮舫、岡田克也、與謝野馨、以及目前擔任內閣官房長官的加藤勝信。日本政治家們努力了十幾年，其結果卻是連續25年出生率不到1.5：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2020年也只有84.8萬名新生兒，而且2021年很可能就會跌破80萬。
人口減少已不能回頭，只能減緩
其實要說日本的生育率從無起色，也不盡然正確。因為日本戰後的最低生育率出現在2005年（1.26），之後雖然略有提升（2019年為1.36），不過始終無法達到2.07的人口替代水準（使人口總數維持不變），甚至日本政府也不敢奢求達到這個目標。近年執政時間最長的安倍晉三內閣，便曾喊出「2025年，生育率回到1.8」的目標，希望日本到了2060年還能維持1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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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安倍到現在的菅義偉政府，雖然在提供育兒支援（「零待機兒童」政策）、強調第三胎以上的補助、允許男性請休育嬰假、致力改善已婚婦女就業環境方面做了許多努力，菅義偉政府甚至計畫補助不孕症治療，不過日本新生兒人數仍在2019年首次跌破90萬（約86萬），連首相安倍都以「國難」相稱。
日本媽媽之怒—待機兒童問題
所謂「待機兒童」是指沒能排到托嬰中心、保育所，只能在家等待入園機會的孩子。這也代表無力負擔托育費用的媽媽們，在用完育嬰假後依舊無法回到職場，只能辭去工作帶孩子。
日本2016年曾在網路上出現一篇匿名文章〈沒排到托兒所，日本去死啦！〉（保育園落ちた日本死ね！！！），作者抱怨政府只會畫個「一億總活躍社會」的大餅，但自己的孩子沒排到托兒所，「這樣我要活躍個什麼東西」？
由於作者用詞辛辣，「要我生、要我養、要我工作、要我納稅，日本還對我有什麼不滿？少子化個大便啦！」「根本排不到托兒所，誰還要生孩子？」「你（政客）要搞婚外情、收黑錢都好，去把托兒所給我蓋出來！」「不然就把搞婚外情收黑錢的國會議員砍掉一半，不就有錢發育兒津貼了？」，當時引發廣大迴響。
時任首相的安倍對該文最初的態度是「作者匿名，誰知道內容真假」，造成輿論大譁、在野黨也緊咬不放，推特甚至出現「#保育園落ちたの私だ」（沒上保育園的就是我）的標籤，國會外也開始出現抱著孩子「無聲示威」的抗議媽媽群聚。
安倍這才改口「感受到媽媽們的焦慮心情」，重申他在2013年提出的「零待機兒童」政策（但2016年時，日本仍有兩萬多名待機兒童），強調絕對會實現目標，日本近年再次調升消費稅，也是為了籌措「幼兒保育無償化」的財源。不過根據厚生勞動省的數據，2020年日本的待機兒童仍有1萬2千多人。
日本的少子化對策哪裡做錯了？是一個攸關經濟發展（勞動人口與消費市場雙雙縮減）、世代正義（越是高齡少子化，勞動人口的社福負擔就更沉重）、甚至民族存亡（已有媒體喊出「日本消滅」）的大哉問。除了部分政策支票（ 如上述的「零待機兒童」）未能兌現之外，有越來越多學者指出，「少子化」絕非給予育兒補助、或者蓋更多保育園就能解決的問題。
非正規工作與社畜大國的悲哀
專研日本社會的杜克大學文化人類學教授安妮‧艾莉森（Anne Allison）指出，日本無法有效提升生育率，關鍵還是在經濟。這並不是說位列已開發國家的日本經濟不行，而是非正規工作與不穩定就業的快速增加，讓過去多數依附在企業底下的正職勞工大幅縮減。
在一個強調由男性肩負經濟重擔的社會，沒有正職工作除了意味著低成就、無穩定收入，更代表他不是一個理想的結婚對象，甚至根本就是一個失敗者、淪為千夫所指。《大西洋月刊》針對「少子化問題」赴日採訪時，東京的年輕人告訴他們：「許多20多歲的日本男性根本不敢想成家或買房，因為他們覺得這太不切實際。」
艾莉森指出，非正規工作不僅對男性造成傷害，對於女性更是如此。工時不穩定讓婦女更難照料孩子（日本社會一般仍將育兒工作丟給女性），如果辭掉工作（7成日本女性生下頭胎後這麼做），她的家庭就只能仰賴丈夫的一份薪水。低薪與長時間的勞動，讓非正規的工作者連應付個人生活所需都成問題，遑論養家育兒。日本的草食男、佛系男越來越多，因為他們沒有力氣與心思談戀愛。
為促進男性育兒率，日本內閣府推「爸爸育嬰假」。（翻攝日本內閣府）
2012年12月上路的第二次安倍內閣，在2013年5月就發表了「支援育兒」、「勞動方式改革」、「支援結婚、懷孕、生產」的「少子化三箭」。所謂「改善工作條件」主要是減少加班，避免勞工陷入加班地獄，甚至下班後還要在社群軟體上回覆工作。因此這項改革被認為能提升結婚意願、增加家庭照顧時間、甚至阻絕職場「過勞死」。
不過BBC駐日記者羅謝爾‧科普（Rochelle Kopp）指出，重視努力、犧牲的工作價值觀，讓日本的人力資源長期遭到壓榨。也有日本學者指出，日本企業總是希望正職員工忠於公司，如果分心照顧家庭，往往就會被排除在升遷的軌道之外。在一份日本勞工調查中，8成6的受訪者表示公司並未配合做出改變。他們甚至擔心真的改革後，沒做完的工作只能利用午休或帶回家做，工作量不可能真的減少。
因應少子化，日本各地政府推出一系列兒童相關政策。（翻攝日本內閣府）
又要女人工作、又要女人生
立命館大學的社會學教授筒井淳也主張，日本政府推行彼此矛盾的政策，是「少子化」問題始終難解的原因之一。以安倍內閣的少子化大臣加藤勝信為例，他同時也身兼一億總活躍大臣與女性活躍大臣。如何在增進女性就業的同時，又要負擔主要育兒工作的女性願意生產，加藤勝信始終沒有作出清楚的說明。
筒井淳也指出，無論是「一億總活躍」或者「女性活躍」，都是因為少子化造成勞動人口低下，希望釋放女性與老年人的勞動力。但對於許多生活與照顧面向都交給家庭處理的亞洲社會來說，這些原來的「非勞動力」卻是家庭力量的中堅。政府與企業只想把「非勞動力」拉出家庭，對於家庭的支援卻極其有限。蠟燭兩頭燒的女性勞工，若不想陷入悲慘境地，也只能在「不生」與「不工作」之間做出選擇，「女性活躍」終究只是口號。
亞洲道德觀的束縛
日本的結婚率不斷下降，常被視為「少子化」的主因。不過也有學者指出，其實「結婚才能生子」的道德觀念，也是日本「少子化」的關鍵之一。以近年被視為解決「少子化」標竿的法國來說，該國生育率在2008年到2014年大體回到2以上，目前也有1.88的水準。不過法國的非婚生子女超過半數，日本只有在明治年間有過20%的非婚生子女，2000年之後大約在2%前後，法國的現象在東亞社會能否複製、如何複製，都是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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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大學社會學教授山田昌宏指出，歐美社會孩子通常成年後就會自立、父母的育兒責任也當然終止。但在日本，孩子就算成年只要未婚，仍有超過7成的人選擇與父母同居；日本父母自我承擔的育兒責任，除了包含高等教育的費用之外，甚至會延伸到孩子成年後的支出，因此無論育兒如何補助根本幫不上忙。這讓日本人在考慮婚姻時，只要意識到未來可能脫離中產生活，就會選擇不結婚，甚至迴避男女交往。加上婚姻可能讓經濟條件下降，更給不起孩子需要的生活，所以日本人就算結婚、同居，許多人也選擇不生育下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