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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所說的香港，是包括新界、九龍半島、香港島及約兩百六十個大大小小離岸的島嶼岩礁的。
香港最早的居民大概是未被漢化的越人。從出土文物看，越、楚、漢文化在秦漢年代已在這個地區有所交流。唐朝曾在今日屯門設鎮駐軍，而宋朝曾在此建立最後帝都，這些都不說了。
香港最早的書院是鄧符協在錦田建的力瀛書院，建於宋代。到了清代，由定居者設立的書院、書室計有四十多所。這一點已很好的說明香港雖處於大陸的最南端，卻並非中華文化的化外之地。
單說香港島，那又是什麼狀況？穿鼻草約後，大英欽奉全權公使大臣義律率眾在一八四一年一月占領香港島。當時的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很生氣，他本來叫義律在舟山群島搶一個島，但義律卻自作主張拿了香港島，一個在巴麥尊眼中是「幾乎了無一屋的荒島」。這句話後來被不斷引用，但我們不要把這句話當真，這是一個英國人用來罵另一個英國人的氣話，並不是對事實的描述。
英人占領香港島後，義律做了一件事：下檄安民。
為什麼要安民？因為當時香港島已經有五千至七千居民，並不是荒島。
另外一個常見的說法是香港在鴉片戰爭前只是個漁村。這說法也稍有誤導，因為不是只有一條村，而是有很多個村或定居點如石排灣、黃泥涌、鶴嘴、柴灣、大潭、田灣，灣仔、大潭篤、掃桿埔、石澳、薄扶林等，而且不一定是漁村，更不是三家村，有些定居點已經是有相當規模的，譬如在石掛灣即現在的香港仔一帶約有兩百幢房子，足以促使英人將該地改個他們熟悉的名字叫阿巴甸。一名美國傳教士發現赤柱有五百八十位居民，分本地（廣府）、客家、鶴佬（福佬、潮州）三系，另有商戶一百四十五家。
當時，香港島還有蜑家艇民。不過島上居民除有捕漁為業者外，很多是務農的，說不定還有植香樹及製香出口的手工業，更有已形成市集的鎮頭和貿易港口如赤柱、筲箕灣、石排灣。
我們以前常以「開埠」來說殖民地的開始，這個說法是有點用了英國殖民者的眼光來看香港的，其實在鴉片戰爭前，香港已經是個中式的埠。這包括水域裡的海盜。
當時一些在赤柱、石排灣、鴨脷洲、銅鑼灣等地的廟宇，都藏有十八世紀的鐘鼎，顯示它們的成立已有一段日子。
一八三八年，在離島大嶼山的大澳有一百一十九家商戶捐款重修天后廟，一八四一年又有九十八家捐助洪聖廟。可見離島在鴉片戰爭前也不是化外之地。
更有英人在一八四一年四月記載說，他們在石排灣發現一家學校，讓他們想起老家的村校。稍後的記載說該校校長除留了辮子外，神態舉止都像英國學校的校長。原來香港島在英國人來到前也有書室。其實，一八四一年香港島已有九間私塾。
從本文的主旨而言，我這裡想建立的是香港包括香港島在成為殖民地的那刻，文化上並不是從零開始，而是帶著中華文化進入殖民地時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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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律的檄文很有預言意義，他說島上居民及華人將依照中國的法律和鄉規民約來管治，除了一條：不准使用酷刑。
另外，義律宣布香港為自由港。 （相關報導： 王冠璽觀點：從港英香港轉變為中國香港 ｜ 更多文章 ）
不久後，因為英廷包括維多利亞女皇的不滿，義律被調走，但他的想法雖然沒有全部但在很大程度上將成為香港的現實。
這裡必須說明一下英國式殖民地政策的特點，就是沒有一以貫之的政策。
北美是吸納大量移民的殖民之地。在印度用的是所謂間接統治，而英人從十八世紀中開始控制印度卻要到十九世紀中以後才承認那是殖民地。在非洲的尼日利亞，英國殖民者把一塊超過二百五十個部族的土地劃為一個殖民地。在西非的加納，當地的阿山提王朝已不是我們一般想像中的部落社會，而是接近當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有典章制度官僚組織，故此當英人入侵時，有組織的反抗也特別激烈，後來英國人不只把阿山提王朝顛覆掉，並把人家的首都、一度繁華媲美同期歐洲城市的庫麻西城整個毀滅。
不過，對一些港口殖民地，如直布羅陀、馬耳他、賽普路斯、海峽定居點（檳城、馬六甲、新加坡等）及香港，英國殖民者的手法有類似之處：這些殖民地都是海軍基地，有的也是做貿易轉口的自由港，目的是借以跟大陸腹地做買賣或掠奪資源，本身既不是重點殖民之地，也不是原料或作物產地，或英國工業製成品的消費終站。同時，英國式殖民主義不覺得有責任把殖民地居民納為英國公民，而它的同化──英化當地人──的意願，不如法國式甚至荷蘭式殖民主義強。故此，港口殖民地的管治者就沒必要去改造當地社會肌理和居民行為，結果當地社會文化因為受忽略反而得以延續，並因為是自由港，遂出現多元文化並存及國際化，即今人所說的多文化主義局面。
當然，這些港口殖民地後來的發展並不相同，譬如賽普路斯至今還有龐大的英軍基地，而且在二戰後受英國人的蓄意挑撥而出現希臘裔和土耳其裔居民的分裂衝突。故此，這裡不存在替英國殖民主義說好話的問題，而是想如實理解一些歷史。
英廷在香港用總督制，如同在牙買加、毛里求斯。第一任港督砵甸乍及第二任港督戴維斯修改了義律的完全依中國法律來管治在港華人居民的承諾，認為如果在港華人不遵從英國法律，香港便無法有效管理。自此以後香港以英國法律治理，卻同時保留大清律例及鄉規民約。
殖民地的首任按察司即檢察長休姆說，香港華人最大的特權是公平享受英國法律。這是香港式法治的開始。
其實並不是完全公平，華人判刑一般比歐人重，另外打籐體罰的笞刑一般也只及華人。
不過，相對於當時的中國，香港的法治還是被肯定的。清廷出使外國的名臣如劉錫鴻、張德彝、郭嵩燾都到過香港，見證殖民地法治，並特別讚揚香港的監獄──不用說，以今天的眼光，當時的法治、當時的監獄，都是有所不足的。
戴維斯說，殖民地靠著提供法律保障，就會奇蹟般吸引富裕的華人來新殖民地。他這話將逐漸應驗，尤其到了二十世紀。
法治的自由港，這個傳統可以說是在殖民地早期就建立起來的。另外還有一個早期定下來的政策影響深遠，就是華人可以自由地進出香港與大陸，不管他是否香港原居民。以後香港社會的變化，都可以跟人口的漲潮退潮──多少大陸人移入香港，多少居民移離香港──拉上關係。 （相關報導： 王冠璽觀點：從港英香港轉變為中國香港 ｜ 更多文章 ）
至於華人的社會，早期殖民地政府不單不想花大力氣去改造，反而搞了點隔離主義政策，劃定港島某些地區及離島長洲南區不准華人進住，並在一八八八年訂出歐人住區保護法和一九一○年的山頂保留法。這些帶歧視的法要到二戰後才取消。隔離政策意味著殖民者一度希望華人居民自生自滅，而後者也只得自助自救。
不過，就算為了殖民地的繁榮穩定，殖民者自身的衛生、安全、子女教育、郊遊等福利，加上部分西方人的人道改良訴求，殖民地政府也會見步行步的對華人社會有所動作，而不會在政策上一成不變。
殖民地在一八七一年立法除賭馬外禁賭，但並不太有效。
政府及本地改革人士試圖廢除華人社會的妹仔（女婢）制，從十九世紀八○年代拉扯到一九二九年才立法，並要到一九五○年代才能有效杜絕妹仔買賣。
殖民地為了管治也曾訂立一些違反英國法治精神的法例，例如出版要有人擔保，集會要取得政府許可，後來更有政策限制工會活動。
不過總的來說殖民地沒有使勁改造華人社會，故此鄉規民約仍被遵從，如至今特區的鄉鎮，原居民土地仍然是傳子不傳女，豁免於其他強調男女平等的現代法例之外。
清代法律在大陸隨民國的成立而終結，但在香港，最後一條有關婚姻習俗包括納妾的大清律例則要到一九七一年才被香港的成文法取代。
另外，早期殖民地政府及洋教會也涉入辦西式學堂，如從馬六甲搬來香港的英華書院，從廣州來的摩里臣書院，及聖保祿書院、聖保羅書院、聖約瑟書院、嘉諾撒聖心書院、拔萃女校、中央書院（皇仁書院）等，造就了雙語的精英階層。同時，殖民地政府在一八四七年已開始選擇性的資助一些本地華人學校，另外華人私校也迅速發展，到二十世紀初有三百多家私校。中國語文教育在香港並沒有中斷過。
在十九世紀期間，這個法治自由港曾出版過十三種語文的刊物，包括歐洲文、亞洲文，甚至藏文刊物，中文報刊更不用說。在明治維新前，日本官方固定翻譯香港中外文報刊以作參考。
這裡要說的是，成了殖民地之後，香港文化的主要成分，除了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其中一個亞系統嶺南或廣東文化之外，也有了西方文化，特別是英式殖民地文化。當然還小規模出現過其他地方的文化，如南洋文化。
到了一九二○年代，一個反諷現象在香港發生：殖民地政府竟主動提倡中國國學。
當時的中國大陸，經過了晚清的自強、變法、維新、君主立憲、革命，到民國的新文化運動、白話文運動、五四運動，正在翻天覆地的批判傳統、引進西學──部分是通過香港、日本這些已經相對現代化的中介。香港本身也發生了省港工人大罷工等多次罷工事件。這時候殖民地政府卻想與前代的遺老遺少，聯手反對白話文，並提倡振興國粹、整理國故，好像在說：你們可以學殖民地宗主國的文化，也可以發揚中國固有文化，但你們不要去追隨摻和了西方文化的民國新文化。
魯迅一九二七在香港島的青年會的一次演講及其後在一篇『香港恭祝聖誕』的文章裡都對此加以諷刺：殖民地唱的是中國老調子。
曾任《中國學生周報》社長及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的陳特說：「五四運動從沒有到過廣東，尤其香港」。
自從一九二○年國民政府頒令使用白話文後，上海北京的報刊以至小說都少有使用文言文了，但是在香港，到了一九二九年，坊間的通俗言情小說、神怪小說以至色情小說仍普遍用文言文來撰寫。 （相關報導： 王冠璽觀點：從港英香港轉變為中國香港 ｜ 更多文章 ）
現居香港的大陸學者黃子平做過總結：香港的「文言寫作未如內地一般受到新文藝毀滅性打擊」。黃子平並指出：香港文人的舊體文藝唱和之風延續到一九五○年代以後。
香港大學中文系創辦之初，也是請前朝太史秀才講經，要到一九三五年許地山及其繼任者陳寅恪等南來掌系後才有所改變。
我年輕時看香港的武俠小說或楊天成的色情小說，學到很多成語及文言文風，另外也能毫無障礙、很過癮的看高雄（三蘇）的「三及第」都市小說及趣怪評論。三及第者，文言、白話、廣東方言撈埋一碟之謂也。
直到今天，我的印象是香港人在書面語的寫作方面，文言文的痕跡仍明顯多過同代大陸人的寫作。文言句法、成語及三及第文體可說是香港人書寫時的集體無意識。
這裡想突出的是中國傳統文化在香港既沒有被殖民政府有系統地改造，也沒有經歷與大陸同程度的新文化運動及一九四九年前後由國家帶動的大力清洗。
後來因為市場的驅動、英語教育的普及、社會的勢利及年輕人旨趣的轉變，加上一直要到一九七三年中文才與英文並列為官方語言，中國傳統文化出現慢慢自然流失和被遮蔽，但那只是被遮蔽，不是被清洗──香港至今仍然是很西化也同時很傳統中國化的城市。
在此期間，一個新生品種還是無可阻擋的在香港茁壯生長，就是包括民族主義等西方文化在內的民國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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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我簡單的談一下曾經參與共構當代中國新文化的一些香港思想。很多人會問：香港有思想嗎？下文是一種解答。
香港這個殖民地自由港，在一百四十多年前，曾經包庇過一個清廷的通緝犯叫王韜，他在香港住了二十二年，以現在的標準早就算是香港人了，他在香港創辦了《循環日報》，發表了許多言論，談世界大勢和中國自强之道，李鴻章之後，他是民間第一個提出變法的，香港學者羅香林說沒有王韜在前，就未必有後來的康有為梁啓超變法維新運動。
香港對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的啟發及三人在香港的事跡就不用說了。興中會成員多來自香港，並以香港為顛覆當時中國政府的基地。伍廷芳在聖保羅書院上學，被李鴻章賞識前在香港執業當律師，由清朝到民國曾出使美國等多個國家，並曾任民國代總統。其實民國期間，曾有財政部長、實業部長、海關部長等很多重要官員是在香港的書院受教育的。晚清改良派思想家、香山人鄭觀應曾在香港的英華夜校學英文，後撰《華人宜通西文說》一文。世界知名的民國教育家晏陽初以至美學家朱光潛皆就讀香港大學。
這些是知名精英。民間思想又如何？
一九二五年，為抗議上海的五卅慘案，香港工人匯同廣州工人舉行罷工，稱為省港大罷工，其實以時間和規模而言也可以叫港省大罷工。這次罷工是由廣州國民黨左翼與共產黨策動的，雖然當時在香港的共產黨員只有十名及青年團員三十名。
全港七十二萬五千人口中，約有二十五萬人參加罷工，比例驚人。
上海五卅慘案後的罷工不到四個月結束，但香港的罷工堅持了十六個月。
當時，連一些在洋人家打工的女傭也參加罷工，以至住在港島山頂洋房的洋人要自己在花園挖坑埋糞，因為沒人來替他們取走糞便。 （相關報導： 王冠璽觀點：從港英香港轉變為中國香港 ｜ 更多文章 ）
罷工工人除了表現民族主義立場外，亦大量採用當時世界上方興未艾的工人運動及國際主義話語，更向殖民地政府提出六項要求：一、政治自由，二、法律平等，三、普遍選舉，四、勞動立法，五、減少房租，六、居住自由。除第五條是經濟訴求外，其他都是本土性的政治訴求，有的到今天尚未在香港實現。
香港的民主運動、公民權訴求都可以溯源到省港大罷工，也是香港社會運動、反殖反帝運動的一個里程碑，但不是社會運動、反殖反帝行為的第一遭，因為在十九世紀中至一九二五年前香港已出現過多次社會運動及反殖反帝行為。
到四○年代，中國出現第三條道路的討論，既反對法西斯主義，也反對共產主義，政治上傾向自由主義民主憲政，社會經濟上則接近後來歐洲的社會民主黨，但當年也有思想家嚮往蘇式計畫經濟。他們的討論，到今天還有參考價值，是當代中國沒有機會去走的一條路。
這些知識分子被稱為第三勢力。其中一個主要黨派民主同盟一九四一年成立，第一份機關報是同年在香港出版的《光明報》，社長為梁漱溟。一九四七年國民政府將民盟定為非法組織後，許多民盟要員特別是民盟的左翼分子遷到香港並於翌年一月在港召開一屆三中全會。四十九年人民共和國成立，民盟主要成員回到內地，短暫受到禮遇，被譽為共和國的催生者，賦予新生的共和國很大的正當性。
但是也有第三勢力的成員在香港留下，他們辦出多份刊物如《時代批評》、《自由人》、《自由陣線》、《中國之聲》、《獨立論壇》等以及五十八年出版的《展望》。這個傳統──非國民黨也非共產黨的民間人士在香港出版政論和思想性刊物── 一直維持到今天。
四十九年後，國學及人文學科在大陸都受到高高在上的唯物史觀所遮蔽，歷史學家錢穆、哲學史家勞思光、哲學家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等名學人，都曾長時間借住殖民地，或圖振興國學，或嘗試結合儒學與歐陸哲學，想像著挽狂瀾於既倒。
一百四十多年前的王韜模式一再重現：不容於大陸而避居香港，在殖民地著書立說發出聲音，回頭再影響大陸。
香港是當代中國思想在某些時期的孵化器，在另一些時刻的推動器，甚至曾在萬馬齊喑的日子成為海內外孤存的一盞明燈。
從王韜模式到省港大罷工，我們更可以看到香港思想除了現代化及國族訴求之外還有兩條常被忽略的脈絡，一是回應世界潮流如國際主義、社會主義及自由主義，二是針對本土狀況的改良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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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的頭一百年，香港是廣東人的城市。但是在大陸特別是廣東地區沒有太大動蕩的情況下，就算可以自由往返大陸與香港之間，廣東也不見得有很多人想到香港定居。
殖民地成立後，早年人口增長不算快，一八四七年才兩萬三千多人。一八五四年太平天國逼近廣州，香港人口才跳躍，到一八六○年為九萬人，一八五六年九龍半島被英國人占據後納入了當地的十二萬人，而到了一九○一年連新界在內人口才只有二十八萬一千人。
不過從一九○一年到一九二一年，香港人口倍增至六十一萬，大概是跟那二十年間大陸特別是廣東地區一再出現不穩定局面有關。
當時廣東以外地區的華人似還沒有考慮大規模移居香港。一九三一年有一個數據，說當時在香港的上海人只有三千七百六十八人。
一九三四年殖民地自由港首次實行入境管制，各國人士都要有簽證才能入境，但是華人依然可以免簽自由進出香港與大陸。 （相關報導： 王冠璽觀點：從港英香港轉變為中國香港 ｜ 更多文章 ）
到一九三七年，香港已是個一百萬人的廣東人移民城市。香港的工業從十九世紀起步，到一九三○年代已頗具規模，而本土粵語創意產業也相當興旺，粵劇團自稱省港劇團，港產粵語及潮州語電影還出口至廣東和南洋、北美僑社。這裡要強調的是，到一九四九年前，香港與廣東在文化上是一體的，所謂省港一家。
就在這時候，一九三七年，大陸出現了比前三十年更大的動蕩，就是抗日戰爭爆發，廣東地區淪陷，由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一年四年間，香港人口增至一百六十多萬人。
香港的吸引力在全國範圍內大增。作家薩空了寫道：上海人到港十幾萬。
香港第一次有這麼多廣東以外的「外省人」。這也是張愛玲小說〈傾城之戀〉裡，徐太太對住在上海租界孤島的白家所說：「這兩年，上海人在香港，真可以說是人才濟濟」。
當時在香港的作家穆時英宣稱，香港是「全國唯一的、最安全的現代城市」。
有一點可以肯定，當時的香港，應是與上海孤島、大後方的重慶、昆明、淪陷區的北平和被稱為革命聖地的延安，同是中國的文化中心。這大概是香港第一次成為全國級的文化中心城市，雖然在三十七年前它已經跟廣州一起是廣東文化的兩大中心。
薩空了甚至說：「今後中國文化的中心，至少將有一個時期要屬於香港」。他特別看好香港的文化：「這個文化中心，應更較上海為輝煌，因為它將是上海舊有文化和華南文化的合流，兩種文化的合流，照例一定會濺出奇異的浪花」。
可惜這次合流的時間太短，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就戛然而止。下文我們會談到下一代人如何再度掀起奇異的文化新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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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香港再次被英國人占領。一八四一年英人未經中國政府同意占領港島，一八五六年未經中國政府同意占領九龍半島，一八九八年租借了新界和離島但用了十個月才占領。一九四一年日本人從英國人手中搶占香港，到一九四五年英國人可以說又是未經中國政府同意占領香港。
香港的中文媒體一般稱日治的結束為香港的「重光」，這真是對英國殖民者的恭維，因為大家都認為英國殖民者比日本軍國主義者好。
不過那時候差一點香港就已經回歸中國了──這點對香港之後的幾十年發展有決定性的影響。
根據一九四一年英國與美國簽署的大西洋憲章的反帝國主義原則，美國羅斯福總統在一九四二年曾取得英國丘吉爾首相的同意，戰後將香港交還給中國。蔣介石知道後，在日記上寫：總理孫中山革命畢生奮鬥最大的目標，現竟得由我親手達成。
但是丘吉爾很快就反悔。在一九四三年的開羅會議上，蔣介石與丘吉爾為此鬧得不愉快。開羅會議在香港問題上沒有定論，但中英雙方的意圖卻明確了。後來丘吉爾還說了重話：想把香港從大英帝國分離出去，得在我的屍體上踩過去。
日本宣布投降後，尚在香港集中營的英人很自覺，立即向日治當局要求接收香港，而在菲律賓的英國太平洋艦隊也在日本投降當日派海軍特遣艦全速開往香港，完全不顧盟軍的協定，即中國戰區的日方，要向蔣介石為首的中國政府投降。
當時，蔣介石裝備精良的新一軍，及第二方面軍的第十三軍，也到了廣東的寶安縣（現深圳市）。如果國軍比英軍更早登陸香港島，歷史大概要改寫。 （相關報導： 王冠璽觀點：從港英香港轉變為中國香港 ｜ 更多文章 ）
可是，最支持中國收回香港的羅斯福總統已去世，杜魯門總統改為支持英軍占領香港，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還告訴蔣介石，英軍是不惜一戰的。蔣介石終於不敢收回香港，可能因為是形勢比人強，而他要顧慮的事情太多，包括比香港大很多的東北被蘇聯軍隊所占領這種影響中國大局的事。
那個時候，中國共產黨是什麼態度？
一九三七年前，殖民地政府對中國共產黨人是不友善的，曾發生多次迫害或遞解出境事件。抗戰開始，國共合作，英人態度也有變。三十八年，中共得到殖民地政府同意，在香港建立以廖承志為代表的八路軍駐港辦事處。
太平洋戰爭期間，共產黨的東江縱隊曾英勇抗日，在戰爭結束那刻，應是日方之外在香港及東江地區最有組織的武裝力量。不過當時共產黨尚未成為整個中國的合法政府，夾在英軍與國軍之間，中共就算從日方手中接收了香港也還是要再交出去。當時，中共選擇了跟英方談判。
根據中共黨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中共黨史資料》，當時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南方局廣東區委，派譚天度為代表，與港督代表進行談判，作了九點協議，包括英方承認中共在港的合法地位，同意中共在港建立半公開的各種機構，允許中共人員在港居住、往來、募捐、出版報刊、成立電台，條件是中共武裝要撤出香港。這等於說接受英國在香港重建殖民地。
大概是有了這個默契後，毛澤東一九四六年在延安對英國記者說中共現在不打算立即提出收回香港的要求。到四十八年中共在大陸已勝利在望的時候，香港新華社的喬冠華再次告訴殖民地政府，中共不會收回香港。可以看到，中共這個決定，的確並不是因為後來朝鮮戰爭爆發才訂下的。
四十九年人民共和國成立，英國是最早承認中國新政權的西方國家。
在四十九年至五十一年，中共領導人還要多次向港共人員解釋為什麼不收回香港，並轉達周恩來的戰略想法，中國必須分解英美，抓住英國人的一條辮子。香港就是這條辮子。
英國在二戰後的國策仍是很堅定的要重占殖民地，蔣介石想收回香港但是不敢，而中共則沒有急著要消除殖民地，這才成就了四十五年至九十七年的香港，真正體現了長期居港的新聞工作者理察‧休斯一九六八年的名句：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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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說一九四一年香港人口已到了一百六十萬，但經過了三年另八個月的日治，到四十五年香港又只剩下六十萬人。
不過，下一個人口的漲潮更猛烈。除了回流外，更多新移民湧進香港。到了一九五○年，香港人口已超過兩百二十萬人，光是四十九年就來了超過八十萬人。
這是個事實：歷來很多移民都是為了逃避大陸的動亂而來到這個相對法治自由安定的殖民地，然後求發展。故此，說法治、自由、安定、繁榮為香港人主觀上最核心的傳統價值是可以成立的。
這一輪移民潮的另一個事實是：新移民中，很多人是因為大陸政權的易手，或者說白一點是為了逃共產黨而來到香港的。這大概是中共建黨以來，第一次有大量的內地人為了避共逃到香港來，四十九年之前的土改還不見得太多地主富農逃到香港，但土改的殘酷大概嚇怕了很多人。這些香港新移民在對中共的態度上，故此較接近同期遷台灣的外省人新移民，而跟在南洋多年的華僑有很大差別──後者往往反而較親近「新中國」。 （相關報導： 王冠璽觀點：從港英香港轉變為中國香港 ｜ 更多文章 ）
因為大陸人大量湧至，殖民地政府放棄了實行超過一百年的政策，即華人不管是大陸人還是香港居民都可以自由往返香港與大陸的政策。一九五一年殖民地首次設立了邊界，沒有合法簽證的大陸人不得進入香港。
不過殖民地還留了一條，就是成功偷渡入境的大陸人，只要不被抓到，到達市區後就可以在香港居留。這叫抵壘政策，取意壘球賽中跑至下一壘時只要及時觸壘就可過關。因此，很多大陸人偷渡來港，有些冒險從廣東游泳到香港。
六十二年大陸三年災害後期，大批廣東及十二個鄰近地區的大陸人，漫山遍野的跨境從陸路湧入香港，當時許多香港居民熱淚盈眶的帶著乾糧飲料到邊界去接濟他們，甚至引領他們到市區，而殖民地政府抓到他們遞解回大陸前，也會給他們吃一頓熱飯。中文報章一般稱之為難民潮，香港居民當時把這些同胞稱為難民、難胞，而不是非法移民。大概許多香港居民那時候還記得自已也曾是移民。
這個心態不到二十年後已經改變。大陸文革結束後，在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年，又有四十萬大陸人湧入香港，殖民地政府遂在八○年取消抵壘政策，以後不管他們到了香港的甚麼地方都將是即捕即解回大陸。
自此在自我意識越來越強的香港居民眼中，大陸來客再不是難胞，而是非法移民、新移民。七○年代末、八○年代初香港居民給了大陸來的新移民一個別稱叫阿燦──阿燦是當時一齣收視頗高的港產電視連續劇裡，一名行為好笑的大陸客的名字。
這時期香港人口五百多萬，居民的分別心和對香港的歸屬感也增強了，以「香港人」自居，以別於大陸人及其他地方的人。下文會再談到這點。
在七○年代末有一個移民群體，在香港的論述中常被忽略。他們曾是東南亞或北美澳紐的華僑，五○年代為了愛國回了中國參加建設或求學，文革期間吃盡苦頭，文革後容許他們帶著家人離開中國，先到香港，等待簽證，但是他們之中有一大部分發覺原居國家不讓他們回去，唯有在香港定居。他們很多受過高等教育，但學歷在香港不被承認，只好屈就，進入工廠，擔任技工或中層管理，充實了香港工業的技術含量。到中國改革開放，他們有一部分憑多年在大陸建立的關係，轉營中國貿易。這個群體對香港八○年代的經濟發展，是有很大貢獻的。不過，我們比較多談到四十九年前後那一代移民的重要性，較少突出六十二年難民潮和七○年代末移民群體對香港的貢獻。 （相關報導： 王冠璽觀點：從港英香港轉變為中國香港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香港作家。本文完整內容刊載於《印刻文學生活誌》2019年8月號（印刻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