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抄襲（plagiarism）的英文翻譯成「剽竊」，會比「抄襲」更能傳達原意，因為plagiarism的同義字有：侵占（appropriation）、海盜（piracy）、仿冒（counterfeiting）、偷竊（theft）或假冒（passing off）等。牛津字典如此解釋：plagiarism是將他人的作品或想法，竊為己有的行為（The practice of taking someone else's work or ideas and passing them off as one's own）。
抄襲（plagiarism）的拉丁字源是 “plagiarius”，意指從事綁架、誘拐、掠奪行為的匪徒。古代羅馬詩人馬夏爾（Martial，出生於西元前40年）目睹自己的作品被其他文人吟誦，卻隱匿真實創作者的身分，吟誦者無意或故意地冒充是創作者；馬夏爾因此嘲諷這些人，稱他們是掠奪的盜賊（plagiarius）。這個拉丁字轉化到英文就是“plagiarist”（盜用他人文字者），盜用的行為被稱為plagiarism，翻譯成「抄襲」或「剽竊」。（補充：以上資訊綜合整理自Plagiarism Today等網頁。）
古羅馬詩人Martial。(取自維基百科，作者提供。)
不分古今中外，剽竊是文明國家的共同敵人
至於中文的「抄襲」與「剽竊」的典故為何？唐朝柳宗元在〈辯文子〉敘述：「然考其書蓋駮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子輩數家，皆見剽竊，嶢然而出其類。」以及曹雪芹《紅樓夢》第84回：「那些童生都讀過前人這篇，不能自出心裁，每多抄襲。」還有《文明小史》第30回：「伯集讀書未成，那裡弄得來？只好抄襲些舊稿。」（以上資訊取自教育百科。）抄襲是指抄錄別人的作品，再竊為己有；或是所謂的「自我抄襲」（self-plagiarism）自己的舊稿，藉此膨脹、吹噓著作的產出數量。抄襲行為成立的必要條件是，意圖誤導或欺騙讀者。
古代中國人重視著作人格權（moral rights，作者性格與特色，其表徵不得仿冒或轉讓），因而有人生「三不朽」是「立德、立功、立言」的說法。著作（立言）和學術之間有何關係？想想看，為何我們今天可以欣賞到司馬遷、李白、杜甫、曹植、蘇軾等大文豪的作品？是否曾經存在更膾炙人口的作品，卻被歷史埋沒，以致於身在後代的我們無緣欣賞？在物資匱乏的古代，創作活動是一項奢侈的行為，學者必須得到貴族與國家的支持，才得以從事學術活動；能夠將作品保存至後代，更需要軟（制度）、硬體（書簡、紙張、典藏機構）設施的支援。古人是否具有從事學術活動的條件，以及學術活動成果是否可以順利傳承至後代，權力機構與國家制度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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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自許：「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句話最能淋漓盡致地描述學術活動的過程與目的。著作（works）和學術（academic）的最大差別是，學術活動被一個計畫性的制度所支持，以從事研究活動與著作產出，逐漸形成文化核心。例如，司馬遷是漢武帝任命的史官，被國家供養，得以行萬里路，念萬卷書，專注於將《史記》精益求精，而流傳百世。再如李白、杜甫、蘇軾等大文豪的共同特徵是被當代皇帝重用，擔任或大或小的朝廷官員，得以獲得從事學術活動的資源。
也就是說，學術活動是因為國家權力的支持，學者被平民百姓的供養，才得以不須從事勞務或財貨的生產，而專心創作。創作的成果引領當時與後代的精神活動（如漢賦、唐詩、宋詞），或促成工藝與科技的進步，更傳承至後代，成為文化的一部分，豐富這個民族的文明內涵。
再怎麼昏庸、惡名、獨裁的皇帝也不會冒名創作
如果一位原本被皇帝欣賞的大文豪，在江郎才盡，逐漸失寵的時候，透過剽竊或買通他人著作，而在朝廷冒名吟誦；這個假設性的狀況讓這位作家獲得皇帝的恩寵，卻是冒著欺君死罪。我們再想像另外一種狀況，因為「三不朽」是「立德、立功、立言」，皇帝擁有最好的權利與機會，為自己「立德」與「立功」。同理，皇帝也有最好的機會命令當代頂尖才子，為皇帝創作詩、畫、文，再由皇帝冒名創作人，讓自己得以像孟子、司馬遷、杜甫…等大文豪一般地「立言」流傳百世。
但古代中國沒有出現上述假設性、沒格調的皇帝與文化，唯一的大文豪皇帝是李後主，他個人的文學才氣不能救國，終致亡國。古代中國皇帝與文人的嚴謹學術態度，成就今日豐富的華人文化內涵。中國、希臘、羅馬都一樣，在文化演化的血脈中，已經形成忠實記錄的紀律，因為這是文化得以流傳的必要條件。如果歷史上曾經存在一個盛行抄襲、作假、說謊的朝代，這種朝代不但滅亡，更勢必灰飛煙滅地不留下任何紀錄，原因是壓根兒就沒有保存的價值，古人不會費心去保存這種「偽文化」。
堅守著作人格權的精神：不抄襲，不作假，不舞弊，超乎生死，穿越時空
學術制度是國家權力與人民意志力的延伸，學術活動積極實踐當代的價值觀，也傳承當時的文化。學術發展是根源於真理追求，人道關懷，人文詮釋的人類共同特質，人性的積極發揮。沒有人願意留下虛假、錯誤的文化元素，而困擾與誤導自己的後代。也就是說，一個人可以篡奪別人的江山，但絕不能冒名別人的著作，更不能竄改歷史紀錄。
文天祥正氣哥所謂「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說明史官與文人必須盡職於呈現真實歷史，即使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因為生命的存續是一時的，歷史的記錄卻是永遠的。當忽必烈征服宋朝後，卻無法招降文天祥，只好砍殺之；但忽必烈沒有焚毀可能激起民族意識的「正氣歌」，原因在於「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浩然者，是對著作人格權的堅守，不抄襲，不作假，不舞弊。浩然之氣依附於著作脈動，超乎生死，穿越時空，這是大中華文化得以延續至今的關鍵與證明。
法制國家與學術制度
古代皇帝的權威已經被法制國家的憲法取代，學術發展受到憲法的保障與支持。憲法第158條之「教育文化…」至第166條文「國家應獎勵科學之發明與創造，並保護有關歷史、文化、藝術之古蹟、古物。」都是為了延續與強化國家民族的文化血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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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憲法保障學術自由。學術自由和人身自由、言論自由都被視為基本權。已故大法官林紀東（1998，p. 159）詳述保障學術自由的原因在於：「一、學問為人類精神之重要成果，為人類文化之集中的表現，應特別予以注意，並為慎重之處理。二、學者與研究者，在其所研究之領域內，為專家，在其領域內，為居於指導地位之權威，國家與社會，應尊重其獨立；不應由立腳於常人平均水準上之立法與行政，基於其判斷，加以干涉。三、學問之進步，為後代共享之文化財產，影響於一般教養之水準，由此意義言之，學問為文化之先驅，應不受任何壓迫。四、學問，不僅是現代知識之保存，且時常開拓新知識，故不應對學問為權威的抑制，而應其自由討論與研究。五、學問之進步及新發現，在一般之常識觀點言之，有甚感奇異者，故常遭常識觀點之反對，甚至加以迫害，不能以真理與以說服，此為人類歷史上之常見之事實，為尊重此種慘痛之經驗，對於學問之自由，應予尊重。」
如果學者濫用人民納稅支付的研究經費，也濫用憲法賦予的學術自由權利，而從事抄襲等舞弊行為，就是等同於對憲法與人民的欺騙。在古代，這種行為是欺君！更重要的是，現代國家的國際競爭激烈，學術舞弊行為就是削弱國家的競爭力，在某種程度上，學術舞弊行為等同於背叛全體人民。
再度利用某國立大學財金系Hsu副教授升等著作當作參考座標
為何影響係數高達2.084點的《Scientometrics》會刊登某國立大學財金系Hsu副教授充滿錯誤，且高度比率抄襲的作品？原因有二，必然的原因是期刊主編的怠惰，另一個我推測的原因是Hsu的成功投機策略。所謂的成功投機策略是在作品中引用二線（second tier）以下的財務論文，亦即Hsu不引用Journal of Finance等一線財務期刊，卻引用Applied Economics等三線期刊，導致作品被三線作者審查的機會增加；三線學者極度渴望被引用紀錄，便草率推薦刊登Hsu and Chiang (2015)，希冀建立起著作被高影響係數期刊引用的紀錄。
我已經分析過段落A至E的可疑抄錄情形，所謂「可疑」者是Hsu可能獨立，卻巧合地撰寫出完全雷同附表「疑似抄襲來源」作者的字句，或是Hsu巧合地與「疑似抄襲來源」抄錄相同來源的文句。但就Hsu自行撰寫文句的錯誤情形，我們可以結論Hsu撰寫出優質英文的機率低，西方學者也不可能抄錄他人英文著作，而順利刊登，我們可因此而結論Hsu涉嫌抄錄卻不引註。
接下來，我持續分析抄襲與變造（falsification）行為。變造又稱竄改，是欺騙讀者，散佈錯誤資訊，扭曲知識發展的行徑。以下呈現的圖一與圖二是Hsu文章的第162至164頁，我將它分成段落F、G、H、D，還有「Fig.1」與「Fig.2」，後二者的拷貝來源分別和段落H與段落D相同，如表一所列。
圖一：某國立大學財金系副教授著作頁面Hsu and Chiang (2015, p. 162-163) (作者提供)
圖二：某國立大學財金系副教授著作頁面Hsu and Chiang (2015, p. 163-164) (作者提供)
圖三：圖一段落F之可疑抄錄來源：Chouard et al. (2014, p. 2712)刊在Applied Economics (作者提供)
「我無言矣！」看段落F的草率抄錄
是金融風暴的「總生產因素」（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影響，Hsu將圖三的文字抄錄到自己的作品時，似乎是懶得將英文改為他討論的議題：金融風暴文獻計量分析（bibliometric analysis）！這是影響係數超過2.0的SSCI期刊嗎？這是中華民國教育部審核通過的副教授升等論文嗎？系評會、院評會、校評會都睡死了嗎？感慨！…何謂「我無言矣！」？莫此為甚！
補充：抄錄的書目來源是Chouard, V., Castro, D.F., Irac, D., & Lemoine, M. (2014). Assessing the losses in euro area potential productivity due to the financial crisis. Applied Economics, 46(23), 2711-2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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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無言矣！」請讀者自行比對觀察
其他抄錄來源如下：段落G的來源是網路部落格（圖四），段落H的來源是J. Banking and Finance（圖五），段落D的來源是J. Intl. Money and Finance（圖六）。以上的「抄錄」行為已經明顯跨過「抄襲」界線，原因在於誤導（欺騙）讀者。抄襲行為不僅侵害原作者的權益，更是侵害讀者知的權益（資訊權）。
學術活動是藉由不斷檢驗及刺激新研究議題，以探究真理。研究者負有盡職揭露資訊，盡職提升研究成果品質之義務，以確保讀者獲取充分資訊，進而追蹤與衍生知識，獲致持續的創新素材，獲致人格發展與學術人格的自我實踐。所謂「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往前看」，隱匿、抄襲與變造等舞弊行為，就是假造虛偽不實的「偽」巨人肩膀，陷意圖依靠利用的後續研究者於險境。
「我無言矣？」我該視若無睹於既抄襲，又變造，更傳遞錯誤資訊的作品嗎？
Hsu不僅涉及抄襲，又提供錯誤的參考來源，如圖二段落G、H、D的右下角所示。這種行為已經涉及變造（falsification）文獻資訊。我整理Hsu涉及變造文獻的爭點在表二。
圖四：圖一段落G之可疑抄錄來源：http://civilservicesstrategist.com/。尚有多處相同內容來源。 (作者提供)
我舉一個具體案例，圖二段落G聲稱的文獻來源是上表第二列的(De Santis 2012)，而且該註解是針對文句「導致信心危機的指標是，相對於歐洲其他國家，債券利差上升與信用違約交換的保險成本增加；和德國比較時，惡化情形尤其明顯。」但在事實上，De Santis (2012)全篇文章不曾出現insurance（保險）；而且，De Santis (2012)雖曾出現confidence（信心）二次，但意指統計結果的confidence interval（信賴區間），和Hsu副教授聲稱的crisis of confidence（信心危機）無關。也就是說，這種「抄襲」行為不僅止於侵害原著作人的「抄襲」性質，更涉及「欺騙」，誤導讀者。學者，尤其是碩士生可能也照抄錄，以為De Santis (2012)這篇文章討論「信用違約交換的保險成本」，傳遞錯誤資訊。
一言以蔽之，當學者跨越違反學術倫理的紅線，開始抄襲，接下來就變本加厲的進行變造（falsification）或造假（fabrication）的行為。造假者，意謂無中生有，最典型案例是製作不存在原始資料的統計結果與結論。亦即，未確實訪查所有問卷，僅訪查少數問卷，作為造假其他問卷的參考，誇大樣本數目充足。在校園中，這類事件多所傳聞。
Hsu作品的Fig. 1與Fig. 2也拷貝自圖五與圖六，卻沒有註記的議題，這當然也是違反學術倫理。我下次再談相關議題。
圖五：圖一段落H之可疑抄錄來源：Bhanot et al. (2014, p.51-52) 刊在JBF。 (作者提供)
圖六：段落D之可疑抄錄來源：Mink & de Haan (2013, p. 102-103)刊在JIMF。(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