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人」VS高虹安的「審判與悲劇」！
加繆（Albert Camus）的《異鄉人》（The Stranger）中，主角默爾索（Meursault）並非因殺人之罪被判處死刑，而是因為他冷漠地面對母親的葬禮，無法符合社會對情感與道德的期待。
默爾索的「有罪」不在法律，而在於整個社會對他的人設定義——「冷酷、無情、無可救藥」。在那個審判的法庭上，法律本該是衡量是非的準繩，卻淪為社會集體世俗價值投射，最終將他推向死刑的深淵。
高虹安的遭遇，何嘗不是另一種形式的「異鄉人」悲劇？她曾是台灣科技界的青年典範，一位專業與成功的象徵。然而，選舉過程中的指控與輿論浪潮，逐步摧毀了她作為「專業人才」的人設。從博士論文的爭議到助理費的檢舉，這些指控的法律真相不待釐清裁定，但社會早已根據她的形象——「傲慢、驕傲、慣老闆」——定下了罪名。
當輿論成為無形的審判，社會觀感的認定——仇恨值，代替了法律的公正，高虹安不再是一位曾為台灣科技產業創造價值的專業人士，而成為一個應受譴責的「罪人」。
在這場現代的「石刑」中，每一個人都化身為「宗教審判中」，高舉石頭的裁判者。認為自己的批判和責難是正確的，卻未曾反思自己已掉入系統性的「操控」中。而若以同樣的標準，每個人都更加「罪孽深重」。
正如《異鄉人》（The Stranger）中揭示的那樣，最深的悲劇並非罪行本身，而是社會將一個人的存在視為不可容忍的異類時，對他無情地排擠與放逐。
高虹安的經歷，是現代社會如何利用人設建構與輿論審判，將一個人「從英雄變為罪人」的殘酷縮影。對這樣的結局，不禁要問：我們的「審判」，究竟基於法律的公正，還是社會系統的偏見？或是我們已進入一個「價值、是非、黑白錯亂」的瘋狂時代？
新竹市長高虹安在擔任立委期間，因涉嫌不當申領助理費用，於2024年7月26日被臺北地方法院一審判處有期徒刑7年4個月，並褫奪公權4年。不法所得認定為新臺幣11萬6514元，法院認為其行為違反廉潔義務，敗壞官箴，因而判刑。
案件上訴至高等法院後，2025年1月2日，高院裁定暫停審理，並向憲法法庭聲請釋憲，質疑《立法院組織法》第32條第1項是否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影響公職人員的制度性保障。
高院強調，過去涉及公費助理爭議的案件超過200件，但針對立委有罪判決的情況罕見，相關法律的明確性對審判結果至關重要，需憲法法庭進一步解釋。
而高虹安的這場還未完結的「政壇歷險記」，是台灣企業和科技界精英，如何在政治角力中被慘遭的重創的經典案例。她曾憑藉專業能力幫助企業界，創造更為豐厚的價值，成為台灣科技產業中的傑出代表。然而，當她進入政治領域，試圖將專業知識與經驗應用於，公共領域資源和價值分配時，卻面臨了前所未有全面毀滅性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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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離奇荒謬的「吹哨者聯盟」檢舉爆料，到職業「網紅」有節奏的攻擊，以及對立政黨民代指控呼應，對高虹安進行跨時近2年，鋪天蓋地持續的輿論圍剿。猶如一場異常精密的「聯合作戰」，最終使她一審被判有罪。而更令人不安的是，這一切背後，似乎還隱藏著一股龐大的政治力量，默默操縱著整個事件的發展方向。
高虹安的每一步都像是踏進一場，早已設計好的「獵殺行動」。不僅揭示了個人，無論多麼優秀或曾貢獻有益於社會，在政治鬥爭中的脆弱。也反映出台灣政治環境中對專業人士的無情與不寬容。這樣的悲劇，究竟是個例，還是體制性問題？是個值得深思的現實命題。
一、科技創新價值的推動者
高虹安曾經是台灣科技產業中備受矚目的專業人士。在資訊工業策進會（資策會，2011年至2017年）工作期間，她致力於推動智慧科技的應用，幫助台灣企業在全球化競爭中站穩腳跟。她領導的智慧加值組專注於將科技創新落實到產業中，不僅協助企業導入新技術，還幫助它們提升效率、減少成本。
透過她的努力，許多技術成果不再只是停留在實驗室，而是實際轉化為可以創造效益的生產力。她積極促成政府與企業的合作，讓許多中小型企業有機會接觸到智慧製造技術，大幅提升了它們的競爭力與市場適應能力。
高虹安的專業能力，也讓她在鴻海科技集團（2017年至2020年）期間，持續發揮影響力。她負責的工業大數據平台整合了生產線上的各類數據，幫助鴻海生產過程的智能化和高效化。她還推動了人工智慧在製造業中的應用，像是利用機器學習技術進行預測性維護，減少了生產線的停工時間，提升了整體生產營運效率。
從資策會到鴻海，高虹安的工作始終圍繞著一個核心——為企業創造更多價值。她的努力幫助台灣的企業在生產力與創新能力上達到新高度，也讓它們能夠更好地在全球市場中競爭。同時，這些企業所產生的經濟效益不僅促進了自身的發展，還通過稅收和創造就業的方式，間接為台灣社會帶來更多的公共利益，和可分配價值。
她在專業領域的貢獻，無論是在資策會還是在鴻海，高虹安的努力直接或間接幫助企業創造了新增價值，這些價值的規模可能達到數億到數十億新台幣。這樣的貢獻不僅改變了個別企業的命運，也成為推動台灣產業進步的重要力量。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中）、立法院秘書長林志嘉（右二）、民眾黨立委高虹安（左二）、邱臣遠（右一）等人2022年出席立法院「資通安全與科技發展策進會」成立大會。（資料照，顏麟宇攝）
二、從專業立法者到政治漩渦
在擔任立法委員期間，高虹安專注於以其專業背景推動產業相關的立法工作，這使得她在立法院的表現獲得了不少肯定。她結合自身在科技產業的經驗，提出了多項與台灣產業升級和數位科技發展相關的政策建議，並協助完善相關法規，為台灣的產業轉型和數位科技的應用創造基礎。這些科技專業立法工作，不僅展現了她作為一名專業人士的能力，也贏得外界優秀和能幹立委的諸多讚譽。
然而，當她決定參選新竹市市長時，情況急轉直下。市長的角色較立法委員更加貼近實際的公共資源分配，這使得她的參選觸動了部分既有政治勢力的利益格局。選舉過程中，她先是遭到指控其博士論文涉嫌抄襲。儘管她迅速澄清了相關爭議，但這並未阻止隨後接踵而至的檢舉行動。
這些檢舉行動內容繁瑣、細緻，涉及每一筆補助用途的申報是否合規，助理是否真正完成對應的工作，甚至延伸到人事管理的細枝末節。這些問題被迅速放大，成為媒體和職業「網紅」熱烈討論的話題，並對她的選情造成了巨大影響。
三、「吹哨者聯盟」的「專案行動」？
整件事情的發展宛如一部諜報電影。根據報導，檢舉高虹安的所謂「吹哨者聯盟」，由四位在不同時期與高虹安共事過的人組成。這些人分別來自她的立委辦公室或過去的工作環境，他們聲稱因在職場上受到高虹安的壓迫或冒犯，對她懷有極大的不滿。
令人驚訝的是，這群人原本互不相關，卻在某個契機下秘密聯繫成為「聯盟」。甚至選擇在偏僻的十八尖山等地舉行會面，交換情報、蒐集證據。這樣的情節完全跳脫了一般的檢舉行動，更像是經過精心安排的「專案行動」。
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這群人的行動並非一次性爆料，而是持續且有節奏地釋出資料。他們將高虹安的內部帳目、助理薪資資料以及其他相關內容公開，並不斷放大爭議點，像是低薪高報、助理薪水「回繳」等問題，逐步將輿論推向對高虹安的不利局面。
這樣精密的行動與背後協調，難免引發外界疑問——這些人真的僅僅因個人恩怨而聯手，還是背後有更大的勢力在操縱推動？
整件事情中透露出的不是單純的檢舉，而是一場針對高虹安環環緊扣的全面性打擊行動。而在表面情節的背後，是否有某些政治力量？精心勾串整合不同時期和場域舊同事的不滿，轉化成對高虹安的致命政治打擊工具？以達到更深層次的政治目的。
現正停職中的新竹市長高虹安，因國會助理費案涉貪被台北地方法院判決有罪，刑期7年4月後，於1月2日裁定停止審理高虹安案，並向憲法法庭聲請釋憲。（資料照，柯承惠攝）
四、職業「網紅」的持續攻擊
除了「吹哨者們」離奇而戲劇性的行動之外，另一個重要攻擊火力來源，來自於特定「網紅」。這些「網紅」在選舉期間就已開始參與，成為「吹哨者」與媒體之間的「橋樑」。
他們將「吹哨者」提供的資料不斷公開發佈，從助理費爭議，再到博士論文抄襲、違法兼職、慣老闆等問題，每一項指控都被反覆放大，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輿論攻勢。而且這些「網紅」並未停止於選舉結束，而是持續追擊，從高虹安當選市長後，一直到案件進入司法程序的審理期間，他們依然不間斷地放送各種負面資訊，將輿論推向高點。
這些「網紅」的行為不僅僅是單純的信息傳播，更顯現出高度的組織、策略和目的性。他們利用社交網路媒體工具，有節奏地操控輿論。將高虹安塑造成一個，「貪小便宜又苛刻的慣老闆」、「趨炎附勢的問題市長」。即便是尚未經司法認證的指控，也在「網紅」丟資料、放話、帶風向操作下，成為民眾心中確鑿無疑的「罪證」。對高虹安的專業形象，造成了無法挽回的傷害。
更諷刺的是，高虹安本人作為一位極具科技背景的專業人才，曾致力於推動台灣科技產業的發展，甚至在數位化與AI領域有著深厚的專業造詣。這樣一位曾為科技創新貢獻良多的人，卻被這些「吹哨者」與「網紅」，利用她所推廣的資訊科技功能，把她變成輿論與政治攻擊靶心，並徹底打趴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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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業形象的崩塌與輿論審判
整件事情的發展，從「吹哨者」離奇的行動到「網紅」持續放大的輿論操作，最終將高虹安推向了政治的漩渦中心。針對她的連環檢舉，不僅讓高虹安的專業背景與貢獻被掩蓋，甚至將她打造成一個充滿爭議、高仇恨值、人人生厭的「問題人物」。這樣的結果，不僅對高虹安個人造成了巨大傷害，也凸顯出台灣政治環境中，對專業背景人士的不寬容。
在科技界推廣協助「創造價值」的專業領域，高虹安曾協助企業提升科技競爭力，直接或間接為台灣創造了可觀的經濟價值。然而，當她進入政治這個「分配價值」的領域後，她卻被無情地拖入了一場，充滿政治恩怨與利益搶奪的黑暗泥潭。
「吹哨者」與「網紅」的雙重攻擊，不僅摧毀了她在科技界累積的專業形象，並在法律被「定罪」，也讓整個社會付出了對專業人才的信任成本。
對像高虹安這樣的新生代科技業「價值創造者」，無情地「雞蛋裡挑骨頭」，從細節中挑戰她的誠信，並在輿論中塑造她的負面形象。這一切背後的主要原因，或許在於台灣政治長期以來將公資源的「價值分配」，視為傳統政治團體和個人「專有領地」，而當一位外來者觸碰到這些利益時，就會引發現有勢力的強烈反撲。
那些囗囗聲聲高喊開放民主的政治人，卻用最封閉的幫派式分贓行為，將公共資源與權力牢牢掌控，排除任何可能的挑戰者。而且，以往選舉時的恩怨選後就一筆勾銷，但對高虹安卻絕不留情，選後也會追殺到底，一定要置於死地。
政治口號中的人權平等、自由民主，有時候只是獲取選票的工具，真正的平等其實來自於經濟上的天賦人權。當更多的人可以自由地創造價值，擺脫政治的束縛，才是實現真正公平的開始。而高虹安的故事，也許正是這個現實的縮影——政治對「價值創造者」的敵意，無異於將台灣推向更封閉、更不寬容的未來。
台灣高等法院1月9日開庭審理高虹安案。（資料照，柯承惠攝）
六、政治封閉，「價值創造者」的犧牲
高虹安作為一位極具科技背景，為社會做出價值貢獻的專業人才，卻在政治舞台上成為「權力祭品。被傳統政治勢力，利用行政與輿論資源對她進行全面打擊。最後使其社會人格破碎一地，並因「貪污」獲罪。這一切背後，揭示出台灣政治圈，對價值創造者和企業界，只要挑戰和碰觸到他們的「價值分配權」，絕不寬容必然反殺。
此外，台灣傑出企業家比比皆是，特別是在早年經濟發展時期，政府注重支持而非妨礙，讓這些人能夠不斷創新與創業。然而，隨著政治環境的變化，創造價值的生態系統越來越受限，政治力量對經濟資源的干預越來越強烈。對於新一代的創業者與價值創造者而言，這樣的環境更加不利。
在美國，華人菁英創辦的NVidia 重創Intel，成為科技界的華人驕傲。而台灣，「創造價值者」卻成為「分配價值者」的犧牲品。政治環境的不寬容與封閉，無疑會讓社會中優秀人才，不敢再踏入政壇，去影響制度創新，推動國家進步和競爭力提升，最終讓整個社會付出沉重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