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論主權，無法略過民族國家。作為「主權」的第二自我（alter ego），民族國家是近百年來人類的最愛和最懼，一來，它提供了嶄新的政治社群形式，讓民主政體得以落實。另一方面它所引起的種族清洗卻也是人類難以承受之痛。二戰時期猶太人受到的迫害，是人類歷史上最大浩劫之一，也留下了眾多文獻討論民族國家之惡。但是，民族國家卻沒有被揚棄，依舊是當代政治社群的主要形式。那麼，民族國家在當代的挑戰是什麼？全球化下的民族國家和二十世紀初期的民族國家，又有著什麼樣的同與不同？
法律為單一民族服務 產生「無國籍者」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對民族國家的控訴聲名卓著，她認為歐洲從朝代轉換到民族國家之際，製造了某種困境。若國家以民族（單數）為正當性來源，法律又代表了國家的結構，等於「法律」為「單一民族」服務。當時「民族自決」作為政治體制的正當性來源廣被接納，「民族」凌駕於「國家」之勢遂難以逆轉。一旦法律服務於單數民族，非隸屬該民族者就得不到國家的保護，換言之，也得不到法律的庇護。
於是生產出一批無國籍者（statelessness），而無國籍者的存在又反過來加大警察權。法律退場的結果，也就是民族國家自身衰敗的開始，這也種下了納粹罪行的前因。鄂蘭認為，政治體制必須擺脫「民族」作為公民歸屬的標的，找到一個更為平等的公共空間（Arendt 1985: 267-90）。
漢娜鄂蘭認為政治體制必須擺脫以「民族」作為公民歸屬。（取自佳映娛樂）
六十年後，在不同的時空條件下，兩位女性公共知識人，巴特勒（Judith Butler）和史碧華克（Gayatri C. Spivak）以鄂蘭的思考為起點（Butler and Spivak 2010），就民族國家開啟了另一次對談。兩位學者除了關懷民族國家議題之外，更關注主權在當代的挑戰和意涵。巴特勒認為，鄂蘭對「國家」解離於「民族」的觀點，仍然深具啟發意義並強烈質疑民族國家（nationstate）英文裡nation和state中間連字號的意涵。但巴特勒卻無法認同鄂蘭以雅典城邦政治取代民族作為公領域的想像，無視雅典模型中壓抑在底層的非公民，他們在當代可能就是非法移民與黑工。
作為民族國家的權力表徵，「主權」當然也是這場論辯的主角。巴特勒認為阿岡本（Giorgio Agamben）的主權觀（Agamben and Hellen-Rozen 1998）：即國家透過可將人民置於政體之外（bare life）的權力來行使主權，這種說法已經無法適用於全球化的當代。當人們被驅逐於政體之外，並不意味能逃脫權力的制約。不管政體的內部或外部，人們從來沒有離開過權力（Butler and Spivak 2010: 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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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權結合國家 形成超國界權力
巴特勒認為，當代時空之下，「主權」不復單獨存在，而是和國家界線內外的權力結構互相鑲嵌、羈絆。只有透過對更複雜的權力結構分析，方能改善被國家排除者的處境，探測到主權的當代性質。在這個論辯過程中，巴特勒以文學之眼，強調當代無國籍者在空間的新處境，他們不再從包覆的領土中被驅逐出去，而是身處任何國家權力可及之處。換言之，強國的主權施展是超國界的。巴特勒的論述缺乏全球化架構下對民族國家的新觀點，但是透過對阿岡本的批評，她點出全球化下任何空間，皆無法倖免於權力滲透的事實。
全球化時代，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國家的功能。（資料照，美聯社）
史碧華克則以馬克思主義者的立場，點出民族國家和主權在當代的新處境，繼而提出幾個可能的想像方向。史碧華克認為，當代資本的全球化是其本身的屬性，並非全然肇因於民族國家或是壞政治。國家經濟和國際資本之間的藩籬被移除，全球化獲得優先權，國家也失去重分配的能力。因此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國家的功能。
換言之，史碧華克意在處理「全球化」和「民族國家」之間的連繫，從中找到國家有用的部分。接著，她提出一個關鍵字：批判性區域主義（critical regionalism），思考如何保有國家的結構，卻可以超越民族主義。史碧華克和其友德希達（Jacques Derrida），並不相信世界公民的概念可以產生全球民主。她認為與其捨棄國家，不如找到免於民族主義偏見的結構。而「批判性區域主義」就是為了避免國家的法律為民族所壟斷，避免主權被誤用。（Butler and Spivak 2010: 70-94）
找尋不以民族為名的歸屬
綜觀三位思想家的對話，我們歸納出幾個核心意識：一、民族不應該壟斷國家，民族和國家之間的連結必須被解放，進而尋找不以民族為名的歸屬。二、思考一個既非個人主義也非集體性優先的政治文化。三、主權，置身在充滿權力的國際空間，世界上沒有權力的真空之所，而強國權力是超國界的。四、全球民主不易實現，國家仍舊具有照顧弱勢和重分配的功能。如何讓國家免於民族的壟斷，發揮正當功能？五、思考「批判性區域主義」國家主權調節的功能。
這些問題涵蓋了民族國家歷年來遭受到的質疑，也是主權被挑戰之處。其中核心關鍵仍舊落在「民族」和「界線」兩個概念的界定和想像，以及兩者的關係。與其解離「民族」和「國家」，不如往修正「民族」定義的方向想像。如果「主權」不僅是國家的界線，它還身處在布滿權力結構的國際空間中，那麼解放對單一民族的想像，即複數社群的存在，民族國家對內將面對不同界線的複數群體，對外則將面臨國際空間的多元力量。
如果史碧華克所謂的批判性區域主義得以發揮正面功能，譬如區域間對環境、人權等的協定得以調節國內法律的制定，則正好體現了「民族國家」內、外多層界線帶給「主權」的調配功能，也維持了國家的存在和它對共同體的良善任務。如何進行這些界線的政治分配，便成為共同體成員的責任。
一、主權如何和國家內外多重界線進行權力與文化的協調。
三、個人性和集體性如何透過這些不同的界線進行權力與權利的協商，實現當代民主。
這些命題和台灣的關係是什麼呢？台灣的主權從過去到現在面臨了什麼處境？命運之鑰又在哪裡呢？
台灣必須思考主權面臨哪些困境，圖為2020總統大選前，對於「哪位候選人有能力捍衛台灣主權」民調。（取自兩岸政策協會民調）
放棄主權論述 台灣恐失去定義「國家」能力
在台灣規避談論「國家」和「主權」具有歷史的緣由，大致可以羅列於下：
二、國際間的利益：上個世紀末歐美國家努力經貿中國，認為只要中國加入資本主義體系即可促成政治自由，因此不願意拂逆中國政府的政治立場。
三、「民族國家」在歷史上為禍，並於二戰時達到高峰，鄂蘭著作中對民族國家的檢討就是對這段歷史的紀錄（Arendt 1985）。這段歷史也造成了知識分子視「國家」為寇讎，人民為弱者。而國民黨政權在台五十年的威權治理又恰恰印證了這點。弔詭的是國民黨政權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又反過來奉承前述一、二項的中國和歐美立場。他們不需要國家地位也能維持其在島內政權的正當性，這樣的定位甚至更有利於國民黨的執政。即使這個政權恰恰實現了民族國家最為幽暗的面向：單一而排他的中華民族想像。
四、島國內部不喜歡「以台灣為名」的知識分子，藉由這樣的歷史潮流，順勢批判「台灣」成為國家的「危險」，意即一個以民族主義為戒的論述，反過來造就今日台灣的處境，這座難以繼承中華民國的「島」可能與「國家」絕緣。
這些歷史過程，直接、間接鍛造了「國家」對立於「人民」的論述基調，以「民主」之名放棄了「主權」論述。事實上卻讓人民喪失定義國家的能力，這樣的被動性造成潛在的、更大的民主危機。
二○一四年的太陽花運動改變了台灣絕緣於國家論述的景況。驚覺到中國藉由區域經貿整併台灣社會，並進而併吞台灣的企圖，太陽花運動啟動了知識界對共同體存續的討論。 當共同體面臨強國的擠壓，以及全球化帶來的生存壓力，國家界線也就成為不得迴避的命題，「主權」的論述也因此難以延宕。
國際情勢轉變 「主權討論」刻不容緩
台灣這個新的歷史階段恰逢國際情勢的劇變。二○一六年美國共和黨籍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就職，啟動了以中國為主要對手的國際戰略。新戰略的形成起於中國藉由當代的國際市場和分工進行著古老帝國的政治操作。譬如強迫外國廠商技術分享，偷竊外商的高科技機密以及他國軍事機密，透過一帶一路干涉他國內政，掠奪他國的領土和資產種種帝國行徑，以及在南中國海的軍事擴張行動。
川普甫上台就將反制中國列為美國國家戰略的主要目標，以美國為首的自由市場國家也加入這場對立的戰局，儼然形成一個新的冷戰結構。而台灣就身處在兩強的中間，以及美國在亞洲聯盟國家的中繼點，等於是美中衝突的最前緣。
新情勢使得台灣的國家界線成為國際空間裡新的能動者，還是一個動見觀瞻的能動者。加上中國透過各種管道對台壓迫所造成的共同體焦慮，台灣「主權」內外各種動態的討論已經刻不容緩。這個新的歷史階段的台灣主權不是單獨存在，它鑲嵌在全球化、中國勢力進逼、區域政治與經濟，以及共同體內部應運而生的多重界線的重啟當中。種種面向以及多重力道幾乎暗合了以上討論的諸命題：
這些內部多重的社群存在、外部區域多元的力量激烈地互相交擊、互相影響，持續形塑台灣，也催促台灣公民實踐他們的主權想像。主權，作為國家界線的法律存在，有著不容他國分享的權力排他性。但是，在文化層面，它卻像水閥一般不斷地進行符碼交換，供給社群內部從意義建構到法律建構的象徵符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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