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暖場節目，沒有開場影片，沒有故作姿態的拖延，票面印的開場時間一到，幕後響起那句不變的介紹詞：「先生女士，敬請歡迎哥倫比亞唱片公司藝人，巴布迪倫！」樂聲大作，我還沒做好心理準備，便見到了他。
這是一九九七年二月十六日傍晚五點，日本名古屋會議中心世紀廳。迪倫五十六歲，一頭古銅鐵灰亂蓬蓬的捲髮，一身灰撲撲的西裝，像是披頭剛出道穿的款式，只是臃腫了些。強光在鬆弛的臉頰刻出深深的法令紋，使他看上去確乎是一位老人了。然而那陡峭的鷹鉤鼻子還是舊日的模樣，雙目澄藍如炬，彷彿還能窺見《六十一號公路重遊》（Highway 61 Revisited）封面那二十四歲青年眼中灼灼的火光。偶爾他揚起嘴角，似笑非笑，那張著名的臉依稀閃現──六○年代一幀幀黑白照片一段段漫漶影片中被無數年輕人追捧質問景仰唾罵而至如親如故的臉。那張曾經和切格瓦拉和毛主席像一齊化為符號的臉。
一九九七年迪倫大阪演出傳單。（資料／馬世芳提供；攝影／明室意念）
迪倫揹著一柄Fender Strat電吉他，然而我們都明白這不是一九六五年新港民謠節。九○年代，橫掃樂壇是悍猛的Grunge，是不可一世的Brit Pop，連迪倫那輩的老將，也有大出鋒頭的艾力克萊普頓（Eric Clapton）和艾爾頓強（Elton John），唱片在那幾年賣了上千萬張。巴布迪倫這個名字，誠然老早供在忠烈祠最高處，卻少有人願意抬頭認真瞧一眼──在多數搖滾迷心中，迪倫是一塊巨大的牌位，蒙著厚厚的灰塵。
迪倫的開場曲是〈潰堤〉（Crash On the Levee (Down in the Flood)），一九七一年，和我同齡。我目不轉睛盯著台上那嗓音嗄啞的老歌手，想狠狠記住當下的一切，卻不知怎地走神了，只記得他微駝著背的姿態，彷彿全世界的重量都壓在他身上。
是的，彷彿全世界的重量都壓在他身上。這便是我第一眼看到年近六旬的迪倫，揮之不去的印象。
對這位頭頂堆滿了傳奇光環的歌手，三千人的場子簡直寒磣，未免委屈了他—至少當時我是這樣想的。那陣子迪倫演出的場地，幾乎都是兩三千人的小廳小館。他最近的錄音室作品，是一九九二和一九九三的兩張老民謠翻唱輯，好則好矣，沒有新曲，不免讓人嗒然若失。至於最近的原創作品，得追溯到一九九○年的《紅色天空下》（Under The Red Sky）—就連最忠誠的粉絲，也難以昧著良心說那是一張多麼傑出的唱片。
我在名古屋生平首次親睹迪倫演出的現場筆記。（資料／馬世芳提供；攝影／明室意念）
在死忠樂迷眼裡，迪倫的能量，似乎轉移到了演唱的舞台。一九八八年開始，他巡迴世界賣唱，從學校禮堂到國家級體育館，從賭城到梵蒂岡，迪倫每年起碼唱一百場，從不間斷。當時迪倫已經連續巡迴九年（後來一路唱到現在，二○一○已是第二十二年了），這該是搖滾史上持續最久的巡演吧，人稱The Never Ending Tour──「唱不完的巡迴」。迪倫對這個稱呼並不領情，他說：世間沒有甚麼是never ending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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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不完的巡迴」引人入勝之處，在它的「無可預期」：每天的歌單都不一樣，即使有熟悉的曲目，也都徹底重新編排，不到迪倫開口唱第一句，你多半壓根兒猜不出是哪首歌（有時候咬字實在含糊，開口唱了也未必辨認得出）。簡單講，你既不知道今天會聽到哪些歌，也不知道它們會被改成甚麼樣子，更不知道今晚的迪倫會在甚麼狀態，每一場演出都是歌迷的賭博。押對了寶的，將聽到令人痛哭流涕星火四濺的顛峰演出，值得說與子孫聽。運氣不好的，則將聽到所有旋律都被簡化成一兩個音，而每一句傳誦多年的偉大詩行都被他含糊呢喃帶過，一首歌彷彿一口卡在喉頭的濃痰，吐不出嚥不下。
迪倫極少接受訪問，有幸面覲的記者經常問起的題目，便是「為甚麼要在舞台上把自己的名曲改得面目全非，難以辨認？」迪倫有兩種答案：首先，跟他一塊兒錄過唱片的樂手多矣，若要精確重現唱片裡的聲音，得把當年錄音的樂手通通請回來：「那樣一來，舞台肯定擠不下的。」另一種回答更有意思，迪倫說：他的同輩，許多人都做出了「完美的唱片」，所以他們必須在舞台上「重現」那完美。但「我的唱片從來都不是完美的，重現那些東西毫無意義」。
既然「重現」毫無意義，夜復一夜的演出，就只能是另一種形式的「創作」，一如爵士樂手讓耳熟能詳的「標準曲」演化出繁花似錦的即興版本。這創造的成果只存在於當夜的舞台，除非你口袋藏著錄音機。而即使你用最好的器材偷偷錄下這一夜，一張「靴腿」（bootleg）又如何能取代身處現場的經驗？於是許多樂迷排除萬難攢錢去「跟」迪倫的演唱會，一口氣聽上七場、十場，就是不想錯過那夜夜變幻的「創作當下」。
大阪演唱會貼在舞台地板上提醒樂手的曲目表（cue sheet），事後常有歌迷討作紀念。位津子竟有辦法找到每位迪倫團員簽名，再影印寄給大家。（資料／馬世芳提供；攝影／明室意念）
一九九七年二月，迪倫日本巡演十一場，我看了四場。並不是每一場都客滿，演唱狀況也未必都「押對寶」，然而我心滿意足，別無所求。我知道，即使他以後不再發表新歌，只在舞台上持續這永不休止的實驗，我們仍有機會目睹這壯盛的創作成果。
我們當時都不知道，迪倫赴日巡演之前，剛剛在邁阿密錄完全新創作的《被遺忘的時光》（Time Out of Mind）專輯。這年春天，迪倫心臟遭細菌感染，大病一場，他說：「我都以為要去見貓王（Elvis）了。」然而這場病，似乎把他前此的霉運與蕭條一掃而空──九月新專輯發行，拿下葛萊美獎年度專輯，迪倫踏上了搖滾史或許最不可思議的「重攀顛峰」之路：二○○一年，他以〈世事不再〉（Things Have Changed）拿下奧斯卡電影歌曲獎（後來迪倫帶著小金人獎座巡演，總把它擺在舞台音箱上），千禧年後的三張創作專輯《愛與竊》（Love and Theft，二○○一）、《摩登時代》（Modern Times，二○○七）、《共度此生》（Together Through Life，二○○九）不但大獲好評，後兩張更攻下了全美專輯榜首。他的自傳《搖滾記》（Chronicles: Volume 1，二○○四）不僅上了《紐約時報》年度榜，還提名美國國家圖書獎。二○○八年，他獲頒普利茲獎。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的紀錄片《歸鄉無路》（No Direction Home，二○○五）和陶德海恩斯（Todd Haynes）形式特異的傳記片《巴布迪倫的七段航程》（I'm Not There，二○○七），則讓千萬觀眾重新體會了迪倫對一國文化與幾代人集體記憶造成的巨大影響。
短短幾年，他儼然成了最熱門的「人間國寶」。迪倫面對這種種風光，淡然一如他面對九○年代初的蕭條低調。近年，迪倫蓄起八字鬍，戴上牛仔帽，臉上皺紋愈來愈深，身形倒是愈來愈苗條。他依舊一年巡迴一百多場，依舊極少接受訪問，倒是客串了三年的廣播DJ，言語詼諧而極富磁性，並再次讓我們對他廣袤幽深的音樂品味咋舌不已。
一九九九年，我又去紐約看了幾場迪倫演唱會，多是在萬人級的大場館，排場之闊，與兩年前的日本巡演不可同日而語。兩相比較，尤其慶幸當年看了他「重回高峰」前夕的演出，乃知道迪倫始終未曾動搖──無論面對的是一個傷心的情人，抑或二十萬眼睛發光的朝聖者。他一直都是那個闖蕩江湖的走唱歌手，裝著一腦袋的掌故，一口袋的歌。給他一個吻或一角銀，他便把故事唱給你聽。那壓在他肩上的一整世界的重量，其實早已不是負擔，只是我們未必看得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