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史」，一個似乎只隱身於中國古代宮廷劇戲碼當中的一個官名而已。可是你知道嗎？時至今日，在中華民國的政府架構當中，其實還是有其角色對應之單位的，那就是監察委員。昔時中國歷朝皇權集中，帝王乾綱獨斷，極易偏頗錯漏，是以，御史的設置，具有一定的糾偏作用。至於現今民主社會裏頭，為什麼我們還需要有這個類似的設計呢？這要從五權憲法的設計理念說起了。
近代西方民主國家其政府組織架構大抵承襲自法國哲學家孟德斯鳩提出之「三權分立」概念。
所謂的「三權分立」即立法、行政、司法三種國家權力，分別由三種不同職能的國家機關行使、互相制約和平衡的學說和制度。然而奠定中華民國五權憲法核心理念的孫中山先生在《國父全集》第二冊有言：「吾讀《通鑑》各史類，中國數千年來自然產生獨立之權，歐美所不知，卽知而不能者，此中國民族進化歷史之特權也。祖宗養成之特權，子孫不能用，反醉心於歐美，吾甚恥之。監察權，自唐虞賡歌颺拜以來，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行人采風之官，百二十國寶書之藏，所以立綱紀、通民情也。自茲以降，漢重御史大夫之制，唐重分司禦史之職，宋有禦史中丞、殿中丞。明淸兩代禦史，官品雖小而權重內外，上自君相，下及微職，儆惕惶恐，不敢犯法。禦史自有特權，受廷杖、受譴責在所不計，何等風節！何等氣槪！」正是由於國父本人醉心於古代既有的監察制度，是以，他便認為「至於糾察制度，是除了要監督議會外，還要專門監督國家政治，以糾正其所犯錯誤，並解決今天共和政治的不足處」。這正是我國引以為傲且獨步全球的五權分立憲政架構的初衷。
然而，近日蔡政府上台之後的諸多監察弊端，反自讓人心生「不如廢掉監察院」的念頭，究竟監察委員是存是廢，頗有爭議，倒是讓人對於一個良善制度卻因為人謀之不臧而弊病叢生，不勝唏噓！
就舉最近引起軒然大波的監察委員彈劾檢察官一案來說好了。民進黨立委段宜康五年前在民進黨彰化縣長候選人魏明谷造勢場合上，指控國民黨候選人林滄敏擔任中華民國曲棍球協會理事長時，涉嫌詐領500多萬元補助款。全案由彰化地檢署偵辦終結，認為林滄敏未涉案，段宜康、魏明谷也遭法院判決，需賠償林滄敏名譽損失100萬元並登報道歉。不過日前監察院卻以6:5通過委員高涌誠、蔡崇義的提案，對承辦 檢察官 陳隆翔提出彈劾，認為他「認事用法有明顯重大違誤，嚴重違反辦案程序」。此舉不但引起監察權干預司法權之嫌，更有監察權凌駕、指導司法權之疑。消息傳出，全國震撼，尤以法界反應最為劇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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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地檢署檢察官於是發起「捍衛司法尊嚴」連署，不到2天時間(截至5/16日下午4時許)就廣獲全國各界1600多人連署支持，其中，包括有檢察官858人、法官223人、律師87人。光從大法官釋字第三二五號解釋即可看出：「國家機關獨立行使職權受憲法之保障者，如司法機關審理案件所表示之法律見解…、訴訟案件在裁判確定前就偵查、審判所為之處置及其卷證等，監察院對之行使調查權，本受有限制。」此番監察委員變身「太上法曹」，親自指點偵查辦案過程之「缺失」，不免讓人傻眼。只是，難道這只是監察委員的一種誤判嗎？不，這應該是蔡英文總統指派之監察委員們揣摩上意，意欲藉由彈劾辦案檢察官來立威，以彰顯綠色意識形態之政治正確罷了！
監委高涌誠提案彈劾檢察官，竟只是為了給民進黨立委段宜康一個交代。（簡必丞攝）
衡諸此案調查期間，提案的高涌誠委員即自陳「本件調查案就是段宜康委員所提出，必須給他交代」等語，且恫以「為了使曲棍球案能翻案重啟調查，我們想了很多方式，只好以承辦檢察官違法失職為由進行彈劾」。至於另一位提案委員蔡崇義也大剌剌自陳其沒有閱覽曲棍球案卷證，即自豪其憑藉30年法官的經驗，看該案緩起訴處分書就知道問題(如此經驗之豐富？)，實際上卻是以明顯錯誤之法律見解來批判承案檢察官。顯見此二人僅僅因為意識形態之執念，而百般羅織罪名，為的就是使曲棍球案重啟調查，讓段宜康解套。
何以此番彈劾案會成立呢？此事可以從贊成的六票監察委員當中，皆是英系監委，不難看出端倪。贊成的成員中，就有一位先前以「東廠」自居的「促轉會」前副主委張天欽的太太，再加上另一位高度爭議的陳師孟，他自己當初在監委提名審查過程中即表示自己將會「三分打老虎，七分打司法」，而且專門辦過去對綠營總統、政務官追殺的法官，還有對藍營總統及政務官縱放的法官。上任前更是大言不慚地宣誓說：「要替前總統陳水扁申冤。」果不其然，陳師孟就任後，立即大動作調查扁案法官，日前祕密發函要求台北地院提供扁遭判有罪的開庭錄音、錄影資料及法官評議簿，但全案仍有二次金改等5大部分因陳水扁生病停審，案件尚未確定，依法評議簿不得公開，且監察委員鎖定法院尚未定讞案件調查，也有違憲法五權分立原則之虞。以上種種跡象，早已讓國人見識到這一批政治凌駕一切的綠營政客嘴臉！
大家對於民主國家都會存在著一種美好綺麗的幻想，總以為一切都會按照既有的設計原理運作。只是，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在2017年1月20日川普宣誓就職美國總統後，便一再耳提面面地提醒我們：「我們不應該因為習慣了民主生活，就開始卸下心中的防禦，開始遺忘歷史的教訓。相反地，我們應該時時警醒，監督政治領袖的言行，警戒政府或民意機關是否任意擴權。」他更從西元一九三二年希特勒獲得國會改選後的大勝，因而得以組織納粹政府，進而大肆進行後續的迫害及侵略為例，提醒我們要提防「預期性服從」(Anticipatory obedience)的現象─威權政府下的人民會預先設想比現在更高壓的政府會想要什麼，不等政府開口便主動服從。
由此觀之，現在的蔡政權治下的政府當中，不少人(通常是意識形態相同的一群人)是拼了命地揣摩上意，以遂行心中自以為是政治正確之違法濫權施政舉措。福國利民嗎？別傻了，在這些人的心中，政治是為政黨服務的，而司法、監察或考試權等，則是為政治服務的工具爾。莫怪乎令人敬重的已故知名歷史學家、哲學家威爾‧杜蘭(Will Durant)會說：「民主政治是所有政體中最困難的制度，因為它需要廣泛而普及的知識，而我們一般人擁有權利時，往往忘了我們也該擁有智慧，我們的教育普及了，但是智慧卻永遠被大多數愚蠢的人所阻礙不前。」他也提醒我們，所謂民主的真諦就是「雖然人類天賦不平等，但他們應有擁有幾乎平等的機會和教育資源」。但是，在現今所有民主國家中，不論老牌的或是新生，教育普及應該早就不是問題了，但何以還會有選民一票一票地選出諸如美國狂人總統川普、委內瑞拉前後任獨裁總統查維茲(西班牙語：Hugo Rafael Chávez Frías)及馬杜羅(西班牙語：Nicolás Maduro Moros)呢？原來答案即在睿智的民主先鋒們的諄諄告誡當中，華盛頓認為「大眾的意見應該要是啟蒙且明智的」；傑弗遜提醒著「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散漫無知，則沒有未來可言」。所以，當今台灣的教育改革每況愈下的窘境，適足以提供這些民粹主義者、威權主義者及獨裁者遂行破壞體制、迫害異己，以求鞏固己身、己黨之恆久執政的溫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