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到四六年的冬天處於最惡劣狀況的，不限於謙二所處的收容所，幾乎所有拘留回憶錄都有相同的記錄。發生這樣的狀況其實有幾個理由。
首先，日本敗戰之後，蘇聯的經濟也處於相當窘迫的狀態。德蘇戰爭中蘇方的陣亡人數，從一千五百萬到兩千萬的說法都有。蘇聯人口於一九四〇年有一億九五九七萬人，一九四六年人口則為一億七三九〇人，大約減少了百分之十一。日本方面的陣亡者約有三一〇萬，約佔一九四〇年日本內地人口七三〇六萬人的百分之四。
加上蘇聯領土西側的工業地帶與穀倉地區，因為德軍佔領後採取焦土戰術進行破壞，雖說蘇聯最終戰勝，但經濟狀況也陷入窮迫的情況中。因為陣亡者過多，許多村莊的男子出征之後幾乎無人歸還。在一九四〇年集體農場的男女勞動力比率大約是一比一，但至一九四五年則轉為一比二七（白井前揭《檢證西伯利亞拘留》）。
需要將日軍俘虜當成勞動力帶走，或者出現這麼多同情謙二這種年輕人的俄國女性，都是因為有這樣的時代背景。謙二如此描述。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為了作業的緣故，曾經與幾個俘虜夥伴一同住宿在俄國的某戶民宅。一位應該是戰爭寡婦的女性帶著一個小孩，過著兩人生活。衣服只有身上穿舊了的那一套，令人驚訝地房內真的是家徒四壁，沒有任何家具。而且正值隆冬，泥土地面的房間竟沒有床舖，睡覺時他們只把外套披著躺下。好歹總算還有個壁爐，除此之外就是幾樣煮飯用的鍋子與餐具而已。他們過著最低限度的生活，從戰前到戰後，在日本還沒見過這種生活狀態」。
因為如此，原本應該供給給俘虜的物資，便遭俄國人盜賣。已經不足的食糧與燃料經過盜賣後，送到俘虜手中時數量更為稀少。
「送來戰俘營的燃料與食糧遭到盜賣，其實是大家都知道的情況。送往戰俘營的燃料與食糧，雖然文件上都記有運送多少噸，但途中貨車或卡車的司機，會為了自己家中所需等原因，卸下這些物資，剩下的才會送到我們手上」。
「我自己也在一九四七年春天，被派去幫助運送煤炭，還幫忙盜賣這些物資。俄國人司機利用我們，在自家與有協議的住家卸下煤炭。至於減少的數量，送往目的地工廠時只要減少不要過多，領取一方也不至於有意見。戰爭時期的日本似乎也是如此，因為統制經濟的緣故，難以取得物資，大家都在搞盜賣與偷取物資」。
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發出過命令，必須送達規定量的食糧給俘虜（維克多‧卡爾波夫《史達林的俘虜們》、北海道新聞社，二〇〇一年），但實際狀況則如上所述。
何況，蘇聯這個國家在對日戰爭時，也掠奪了大量物資。謙二曾於一九四六年三月起被派去貨物場，進行為期三個月的整理工作。
「掠奪物資堆積如山。關東軍軍需物資的電纜線、鋁條、電話機等等，由貨車整車運來，就這麼卸下來堆放著。當我找到裝在進貨用的箱子裡，而且多達數十箱的日式房屋拉門用把手時，只能感到一陣愕然。大概是能拿到什麼就拿走什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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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偷走了一些鋁條去製作湯匙。當時俘虜的幹部曾經交待，如果看到鋁條就拿些回來，送到鍛造房後，那邊的俘虜便鎔鑄做成盤子等餐具。不管是我們自己，或者是俄國人，大家都把竊盜視為理所當然」。
「在整理堆積如山的大量物資時，有人就說『就是靠這些才打贏德國的吧』。蘇聯士兵作法蠻橫，但充滿幹勁，上級下達的指令，不管如何先靠衝勁完成。如果是在日本軍隊，上級胡亂給了辦不到的命令，下級絕對不會有那種幹勁去完成」。
對照於民眾生活的窘迫狀況，謙二對蘇聯的強大軍事，也留下深刻印象。赤塔市街的東方駐紮著蘇聯的戰車部隊，停駐著體積龐大砲身修長的T34戰車。「被派出工作時有機會接近一看，內心覺得真是了不起。日本的戰車不僅小，而且只是用鉚釘把鐵板釘在車上當裝甲而已，根本完全無法戰勝對方」。
而且蘇聯的軍事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也受到盟國美國的支援。
「在奉天第一次看到蘇聯軍隊卡車時，對於他們使用這麼大的卡車感到非常驚訝。前輪二輪，後輪則兩兩成對共四組，全部共十個輪胎的卡車，輕輕鬆鬆便爬上山坡，相較之下日本卡車實在差太多了。在赤塔也經常看到類似的卡車，引擎蓋上印著USASTUDEBAKER字樣，才知道這是美國援助物資。『如果沒有美國援助，蘇聯應該會輸給德國吧』，俘虜間聊天時經常互相恨恨地這麼說」。
對於這種不平衡的狀態，蘇聯人似乎也充滿不滿，只是表面上沒說出口。「大約是一九四六年夏天吧，有個表情嚴峻的俄國人，在我們作業中靠過來攀談，說『史達林，不好（譯註：原文以片假名拼出俄文音）』。他與我們也沒多熟悉，會對我們說這些，大概是因為無法與俄國人討論這些事情吧。在史達林時代，說這種話如經告密，就會被送到集中營去」。
此外，蘇聯方面對於接收俘虜一事，並沒有做好充分準備。例如抵達戰俘營最初的工作就是整備該處，便是一例。而且不僅發生於謙二的戰俘營，在其他各種回憶錄中經常可以看到類似的描述。蘇聯在沒有做好接受俘虜的準備下，便強制帶走這些人，當作自國的勞動力。
俘虜們在戰俘營雖然有領到冬季衣物，但其實這些是蘇聯軍隊從日本軍擄獲的防寒衣物與防寒靴，在西伯利亞根本不夠保暖。
「日軍的冬季衣物，跟蘇軍相比，實在差太多了。例如防寒靴，為了止滑在靴底打上鉚釘，但寒氣卻會隨著鉚釘直傳腳底。蘇聯的防寒帽都有兩層，日軍的僅有一層。蘇聯人常說，在西伯利亞如果額頭受寒，就會要人命。日本竟然想靠著這種裝備與蘇聯軍隊作戰。日軍曾經出兵西伯利亞，理應學到一些經驗與教訓，真搞不懂軍部的人究竟在想什麼。而蘇聯方面似乎也不知道這種狀況，從隔年起，大家都想換用蘇聯的防寒物件」。
另外根據謙二的說明，最初的冬天，戶外作業時不斷出現人員凍傷。但從第二年起，根據哨兵所的溫度計，早上六點如果溫度低於零下三十五度，便中止戶外作業，蘇聯方面也開始反覆注意預防俘虜凍傷。「恐怕俄國人也沒想到，日本士兵如此無法抗寒，竟然造成了這麼多犧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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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準備不足與惡劣待遇之下，自然招致俘虜們不想勞動，而且效率低落的結果。根據蘇聯內務省預算收支統計，由俘虜勞動獲得的收入，不僅無法維持管理費用，一九四六年度還出現了三三〇〇萬盧布赤字，必須由聯邦支出預算來彌補（卡爾波夫前揭《史達林的俘虜們》）。
提出這個數字，並非想為蘇方辯護。畢竟當蘇聯決定利用俘虜進行強制勞動，就當負起責任，但蘇方卻未做好接受俘虜的準備，也沒有勞動計畫，在這種情形下移送六十萬俘虜，只能說是異常拙劣的管理方式。導致的結果，除了非人道的處境之外，這種愚行還給經濟帶來負面的影響。即便俄國人個人不帶惡意，但國家仍難辭其咎，必須負責。
部份的俄國歷史學家曾經提出「與遭德軍俘虜的俄軍受到之虐待相較，蘇聯對日本人俘虜的處置已經相當人道」，或者「關於俘虜待遇，因為蘇聯並未加盟一九二九年的日內瓦條約，所以無須遵守俘虜規定」等見解（愛蓮娜‧卡達所諾娃《關東軍士兵為何遭拘留西伯利亞》社會評論社，二〇〇四年）。根據蘇聯中央政府的指示，給予俘虜規定量的食糧，支付他們薪資，甚至有俘虜能到市集購物，這些情況確實可能存在。但這並無法成為否定日本俘虜境遇悲慘，被當作奴隸操用的論理根據。
不過同樣的，這樣的指摘也同樣適用於日本方面。雖說大日本帝國統治朝鮮時出現赤字，但這並不能當作是日本曾在朝鮮施予善行的根據。而日軍在亞洲各地掠奪當地居民的物資，加上輕視補給與管理拙劣，最終責任，仍應在把戰線擴大到與自己國力不相稱的日本政府上。即便第一線的士兵們不懷惡意，但國家仍責無旁貸。而與上述俄國方面歷史學家相似的發言，是否也存在當今的日本社會中？這點諸位不妨試著思考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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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熊英二與新作《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
＊作者為為慶應義塾大學總合政策學部教授，專攻歷史社會學、相關社會科學。其著作《単一民族神話の起源──〈日本人〉の自画像の系譜》（新曜社，1995）獲得三得利學術賞；《「民主」と「愛国」―戦後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公共性》（新曜社，2002）獲得每日出版文化賞、大佛次郎論壇賞。本文選自作者新作《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聯經）序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