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總統競選連任勝選，本月15日簽署《反滲透法》並公告實施。除再度重申反滲透法不是反交流，違法構成要件是非常嚴謹，以釋民疑。更交付行政團隊三項任務，持續宣導與澄清避免民眾不必要的恐慌；組成專案小組針對違法態樣公告周知讓民眾分辨瞭解；以及由海基會設置窗口彙整各方意見後提至陸委會處理。這顯示的是《反滲透法》的出台，讓一般來往兩岸的民眾，確實引起某種程度上的恐慌。
問題是中共對台灣的滲透，並非始自民進黨執政時期，那《反滲透法》未出台之前，難道政府對中共的滲透就束手無策嗎？其實不然，滲透與反滲透？本屬隱蔽戰線上的情報作戰，也是全國保防工作上的重點工作。自兩蔣在台執政，一直是維護國家安全的重點工作之一。
姑且不論情報作戰，「全國保防工作」現已易名稱為「全國安全防護工作」，法務部調查局於去年12月，修正《保防工作作業要點》，除易其名稱為《全國安全防護工作作業要點》，並就機關增設現況，納編調整相關業管職掌。
揆諸我國保防工作在國府尚未來台之前。並無獨立的工作體制，只是依附在反情報工作內。1950年1月蔣中正盱衡台島共諜密布，乃指示「加強保密防諜，鞏固反攻基地」，於是保防工作制度孕育而生。當初先分別設立「軍中保防」與「機關保防」兩大體系，後經國情需要，編組幾經遞嬗。1967年8月23日「戡亂時期保密防諜實施辦法」修正為「動員戡亂時期保密防諜實施辦法」，並將全國保防工作區分為機關保防、軍中保防、社會保防與特種保防四大體系。1987年7月15日政府宣布解嚴，保防工作亦隨之作適度調整，1991年9月1日，政府廢止「動員戡亂時期保密防諜實施辦法」，改以行政院核定之《保防工作作業要點》為工作依據，保防工作再度調整分工，區分為機關保防、軍中保防與社會保防三大體系，並成立全國保防工作會報，以調查局為會報秘書單位，以利工作推展。
1991年，前總統李登輝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圖為李登輝擔任總統期間。（資料照，取自維基百科）
目前雖然《保防工作作業要點》，易名為《全國安全防護工作作業要點》，然而就全國安全防護工作區分，依然承襲舊制，區分為軍中、社會與機關三大部分。依據調查局就該法案修正總說明，提及該法規名稱修正主要是基於：「『保防』一詞，起源於戒嚴時期的反共思潮，包含『機密保護、防制滲透、安全防護、保防教育』等概念，有其歷史背景因素，由於時代變遷，我國民主法治及人權思想高漲，舊時保密防諜思維，已不再被社會大眾所接受。」其實這種說明似是而非，因為戒嚴與解嚴與否？純屬視國家安全是否需要，敵對勢力對我生存之威脅程度而論。
至於說保密防諜思維，已不再被社會大眾所接受？這正顯現了年來的保防教育與社會現象的脫軌，不是保密防諜思維過時，而是主其事者的心態與保密防諜作為的良窳，若對國家認同不能同一，在方法與技術上不能與日俱進，就是換個名稱為「安全維護教育」，也是枉然。但這也說明了針對境外敵對勢力的滲透，事實上國內的反滲透機制，早已本來具足行之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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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蔡總統執政之初，在2016年7月曾對調查局作出「制定保防工作專法」的指示，2017年1月調查局訂定「國家保防工作法」草案，依據該法草案需在各級政府機關（構）、駐外機構、行政法人、營運關鍵基礎設施之公營事業（不包括鄉鎮、學校及農漁會），應成立安全保防處（室），設置安全保防處(室)，條文中更直接明訂，只要經機關首長書面同意後，就可查訪可疑對象，並可向各機關、團體或個人調閱有關文件、紀錄及其他資料，保防工作人員還具「臨檢權」，緊急時可查扣相關人與物等。致當時輿論對安全保防處（室）的設置，是否是雷同戒嚴時期於各級政府機關暨公營事業機構（遍及鄉鎮、學校及農漁會）設置的人二部門復辟，一時輿論撻伐，引起該法是否有侵犯人權之慮？該法草案經行政院退回，法務部雖有再研擬之議，經閱月再度流出之該法草案，竟無隻字異動，復受輿論抨擊濫權後，無疾而終［註1］。
總統蔡英文2016年曾指示訂定國家防保工作規範，引發侵犯人權之慮，無疾而終。（資料照，簡必丞攝）
目前中共對台灣的滲透，國防部前軍政副部長林中斌曾言「在台共諜高達4千人，遍布所有政府機關、社團組織、國防機敏工業、高科技及擁有核心技術之農林漁牧產業，甚至隱含在無形的網路中，已達無孔不入階段，中共以經貿、外交、文化等『超軍事手段』吸收國人，再不予防範，潛伏的「內應」裡應外合之下，恐嚴重威脅國家之安全，值得慎思」［註2］，當然今更甚於彼時。換言之，中共對台灣的滲透是全面性的，滲透的目的，主要發展組織，與中共對台策略相呼應，以作為中共統一台灣的內應。
然而《反滲透法》總計不足千字的12條條文，在「只罰行為，不罰身分」的原則下，區分為「一個條件，五種行為」，「一個條件」是指接受「境外敵對勢力的指示、委託或資助」。「五種行為」則是指「違法提供政治獻金、違法從事競選活動、違法進行遊說、破壞集會遊行與妨礙選舉」。該法針對性的只以接受境外敵對勢力的指示、委託或資助，進而列舉五種行為，為違法事證。
此又與2005年訂頒之《情報工作法》第三條第一項第六款：「間諜行為：指為外國勢力、境外敵對勢力或其工作人員對本國從事情報工作而刺探、收集、洩漏或交付資訊者。」有其重疊性。就連《反滲透法》第10條規範的自首條文：「犯本法之罪自首或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自首並因而防止國家安全或利益受到重大危害情事者，免除其刑。」都與《情報工作法》第22-1條自首條款有異曲同工之感。然而《情報工作法》施行至今10餘年，可曾聽過因自首條款發揮功效，進而徹底瓦解中共在台組織者？若觀調查局曾訂定的「國家保防工作法」草案，全文31條文，6千餘字，相關條文雖有爭議，然而不失其立法的明確性。
實則《反滲透法》是民進黨立法院黨團在去年11月27日始提出草案，並在11月29日的立法院院會逕付二讀。立法院長蘇嘉全在12月27日及30日，兩度召集朝野協商，在過程中朝野黨團意見分歧，最後在歲末31日，民進黨在立院強力動員黨籍立委，三讀通過該法。並謂此法是「守護台灣，誰在台灣第一線？」的最後一塊拼圖。然而此中有無選舉考量？從該法草案公布到完成立法，僅閱月有餘觀察，其實是不言可喻。由於匆促立法，思慮自然有所不足，筆者觀察該法施行，恐難見成效。
一是如今台灣的司法，已是進展到無罪推定，換言之，不是自己要證明自己有無觸法？而是告訴人或檢調機關要舉證，我何處觸法？才能進入到法院審理階段。讓呈堂的物證或人證，由證據顯示出你犯何法，才能入其罪。
立法院院會於2019年12月31日完成《反滲透法》三讀。（資料照，蔡親傑攝）
其次是目前國家對陸情報工作，除公開情報蒐集外，人員情報運用有其盲點。針對提列的涉法對象或組織，如何吸收其周邊適當人選，為我情治機關所用？或派遣適當人選，喬裝、假扮，刻意接近提列對象或滲入其組織，進而蒐集其犯罪證據？就目前政治與社會氛圍，人員情報運用有其困難處。
兩蔣治台期間，情治機關為捕捉共諜，派遣人員或就其親友打入或拉出，實施諮詢布置（情報佈建），貼近涉嫌共諜，進而破案繩之以法者，所在多有。這些為我所用的諮詢對象，或基於國家認同、民族大義，也有因獎金誘惑、親友情誼、個人恩怨等因素不一而足，然而問題是民進黨執政，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促轉會）針對「轉型正義」，除逐次公布歷史檔案，兩蔣時期破獲之共諜，現大多轉身為「白色恐怖受難者」。更在倡議「加害人」必須確立，且應公開的原則下，此中寒蟬效應，願為國所用成為諮詢對象，進而發揮功能者必將難見。況若人、物證均在彼岸，更是難以情蒐獲證。
至若蔡總統所說：「反滲透，並非反交流。」陸委會更進而詮釋：「『反滲透法』並非針對特定對象或身分，也不觸及一般兩岸交流。台商、台幹、台師、台生、陸配，正常的經商、工作、生活、就學、返鄉互動，舉凡兩岸間的商業往來與投資行為、宗教活動與文化交流，赴陸探親訪友聯誼、領取大陸學校的獎學金，或從事一般旅遊活動，都不會受到影響。」這種說明與詮釋也是似是而非。事實上交流是滲透的媒介之一。既張鑼打鼓的要「反滲透」，對滲透來源的交流，又難有良計可施？這種詮釋內涵，只是讓國人看穿倉促之間，所立《反滲透法》的華而不實，下藥卻難對症，徒易引起國人之間的紛擾不安，功能卻難達預期，日後更有浪費司法資源之慮。
＊作者為前國安局特勤組長。本文為「反滲透法的省思」系列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