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台灣永續的關鍵年
自今年起，金管會要求實收資本額在20億元以下之上市櫃公司，均應提出永續報告書，並於今年8月底完成申報，根據金管會的統計，截至去年 （113年） 8月底止，已申報112年度永續報告書之上市櫃公司家數計有1,020家 (約占56%) ，其中包括強制申報者578家及自願申報者442家，其中取得第三方確信者計有613家。
永續報告書之所以重要，在於人類社會在進入「後工業化」之後，已從過去的「競爭」演化到了「合作」，商業競爭固然是人類歷史中的一環，但是，「地球的唯一性」已經成為世界各國不得不慎重考慮的核心要素！因此「永續發展」最終成為各國必須實踐的目標。若單從商業角度而言，永續報告書是利害關係人包括投資大眾或是合作廠商檢視該企業經營表現的重要參考，同時也是他們決定是否進行投資之決策依據，台灣在外交上儘管被國際社會所孤立，但是在全球經濟運作的鏈結中卻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此即使在外交上處於劣勢，為了經濟發展，我們確實必須遵守聯合國在2004年2015年分別提出的環境、社會、治理 （Environment Social Governance 簡稱ESG） 及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簡稱SDGs） 等等相關規範。金管會為了讓國內企業瞭解如何撰寫永續報告書已成立ESG數位平台，藉此提供企業相關服務，例如引導上市櫃公司建立有效的識別系統進而在永續報告書中準確揭露其財務狀況，並評估其營運對於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及有效公司治理等等重大主題的影響。
金管會之所以如此要求，除了是希望與國際接軌外，也希望上市櫃公司持續強化永續報告之品質，除可精進ESG三大指標的要求之外，也能為企業建立良好商譽，提升大眾對於該企業的信任，更重要的是此舉將有助於台灣的經濟轉型，如今面對美國川普的關稅大戰，我們的政府束手無策，除了一昧的屈從美國之外並無任何有效作為，說到底，企業的永續發展與商譽之提升看來也只能從民間開始做起，其實，關於永續發展之推進本來就是起源自民間，最早是一群美國大學生倡議美國企業抵制南非的白人政府開始，它源於民間將來也會成之於民間，如果政府有為，則永續發展將會水到渠成，反之，對於公益之延續與永續之推進最終也只能透過民間合作戮力完成。
金管會目前推動全體上市櫃公司於2027年完成溫室氣體盤查、2029年完成溫室氣體盤查之確信，更進一步以「治理」、「透明」、「數位」、「創新」等等四大主軸完備永續發展 (ESG) 的生態體系。這個生態體系有下列的發展目標；
一、以零碳為終極目的，引領企業達成淨零：亦即企業必須設定減碳目標、策略及具體行動計畫。
三、永續資訊的誠實揭露：包括精進年度報告資訊，逐年完備各項產業別的永續指標，並以SASB標準作為揭露規範，SASB （Sustainability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全名為「永續會計準則理事會」，該會於2011年在美國舊金山成立，是一個非營利永續會計準則機構。 SASB已制定出更全面、完整，且質化與量化並行的永續資訊揭露標準。在SASB之後，為滿足國際間一致且更具客觀性的全球永續基準需求，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基金會 （簡稱IFRS） 於2021年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 （簡稱COP26） 上宣布成立國際永續準則理事會（International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 Board, ISSB） ，與SASB一起運作。ISSB接著制定「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永續揭露準則 （IFRS Sustainability Disclosure Standards）」 ，簡稱為「ISSB準則 （ISSB Standards） 」，此一準則為資本市場提供更精確的基準，全球的永續發展也因此邁向了新紀元。
目前金管會對於永續發展的諸多要求與規劃皆以SASB準則為依歸，其精要如下。（一）揭露規範：已於2023年檢討修正年報之準則，藉此精進永續資訊揭露的規範。（二）擴大永續資訊揭露範圍：推動實收資本額20億元以下之上市櫃公司編製永續報告書，同時，為持續強化非財務性之資訊揭露，將推動自2025年起20億元以下上市櫃公司依其產業別揭露永續指標並編製永續報告書。（三）提升永續資訊品質：已於2023年起抽查上市櫃公司永續報告書，並提供建議改善事項。證交所及櫃買中心已於2024年起抽核確信上市櫃公司永續報告書之工作底稿，且檢視程序是否符合規範，藉以強化人員之管理。（四）持續研議推動ISSB永續揭露準則：2023年已研究相關規範，並於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組織架構下成立永續準則委員會。
（一）為利於投資大眾及早知悉各上市櫃公司股東會議案之資訊，2024年起已依資本額規模，推動上市櫃公司應於股東會30日前上傳議事手冊，14日前上傳年報。（二）持續強化機構投資人影響力及善盡公司治理資訊之公布，已建立數位平台，並於2024年試行。（三）鑑於利害關係人在永續發展上扮演重要角色，已蒐集國外實務，於2024年研擬推動永續共同議合作法。
為協助上市櫃公司以更具效率的方式公布ESG相關資訊，證交所建置永續報告書數位平台並統一格式，已於2024年開始試行。除此之外，持續精進ESG資料庫，並提供詳盡的ESG資訊服務，目前也已針對ESG建立了評鑑架構，亦公佈了諸如碳效率、人力資本等等與ESG相關的指數。
環境保護 （E / environment）、社會責任（S / social）和公司管理（G / governance）
ESG分別是環境保護 （E / environment） 、社會責任 （S / social） 和公司管理（G / governance） 三個英文單字的縮寫。它最早出現在聯合國2004年所發布的「Who cares wins」報告中，簡單來說ESG的要義在於提供一種標準供投資人檢視企業的商業表現，它的要點自然與該公司對於環境保育、社會貢獻與公司運營相關，投資人也可以據此對該公司的前景加以評判。ESG的立意儘管具有高度的前瞻性，然而在操作上卻面臨了標準上的莫衷一是，儘管目前確實有許多準則可供參考，例如前文所提的SASB準則，然而迄今為止台灣絕大多數的企業依舊將舉辦馬拉松、捐血、淨灘當作是ESG三寶，這與大學CSR (大學社會責任) 幾乎只辦小農市集有著殊途同歸的邏輯，然而馬拉松、捐血、淨灘與小農市集到底與永續發展或是社會責任有什麼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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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 （E / environment） 、社會責任 （S / social） 和公司管理 （G / governance） 實際上是三種截然不同的概念，而且彼此之間不一定存在邏輯上的關聯，假設某企業在公司管理上處於劣勢，亦即其運營狀況不甚理想，那麼，這可以證明它的社會責任未臻完善嗎？再者，所謂的ESG可能也無法提供投資者一個清楚的輪廓，因為就商業上而言，公司獲利才是最終的裁判標準 —— 但是獲利與否未必與社會責任及環境保護相關，簡言之，社會責任及環境保護屬於道德範圍，而公司管理的良窳卻是商業範圍，且直接影響該公司對於社會責任及環境保護的可行性 —— 無法獲利的公司實際上根本不可能執行E與G。
那麼，我們先前所談的難道就沒有意義嗎？有些論者認為所謂的ESG是左派提出，藉此抑制資本家或是藉由ESG要求資本家進行社會公益，我們若以最近風波不斷的特斯拉 （Tesla） 為例便能看出這其中的端倪，也能理解其間的矛盾。就環境保護而言馬斯克做出了重大貢獻，特斯拉至少促成了電動車的普及化並部分降低碳排放過量的嚴重性，同時它在對抗氣候變遷上的成就斐然，因此若論環境保護則馬斯克確實居功厥偉，然而標普500 ESG指數卻以特斯拉的工作環境惡劣、公司文化充滿了種族歧視而將其除名。馬斯克對此感到憤怒，他不滿許多石化企業的標普500 ESG指數竟然排名在特斯拉之前，而走在綠能前端的特斯拉卻被除名，有論者以為馬斯克誤認ESG的意涵，誤以為環抱電動車等於對環保作出了貢獻，關於此點，舉例而言，新加坡政府確實也不認為電動車能夠改善環境品質，其所持理由在於電動車所使用的電力在該國也製造了碳排放，而且導致耗電量的增加，儘管如此，評論者卻也承認馬斯克的反應代表了許多企業主的心態。就評論者的立場而言，電動車本身的設計與製造亦必須符合企業行為準則，顯然特斯拉在此一部分不及格，特斯拉的工作環境與企業文化致使其ESG居於劣勢。儘管也有論者認為ESG的權重分配各佔三分之一，亦即ESG所講究的是環保、社會與經濟的三重盈餘，然而各種產業之間的型態及經營結構並不同，難以用一種模型去互相比較，迄今為止，固然有不同面向的爭議，但是這三分之一的分配大致不變，簡單言之，所謂的ESG所採取的是一種綜合性的評比，而一個在三方面均衡發展的優良公司，不管以什麼標準評比，其結果不致於有著天壤的差別。如果以台灣的現狀分析，則公司管理佔比依舊高於環保與社會，投資大眾也將公司的營運視為投資的優先選項。
然而，隨著全球趨勢及投資人對企業ESG的重視，同時，輿論及社會大眾也越來越以ESG來審視一家公司，亦即，對於社會的貢獻程度越高，越可能受到投資大眾的青睞。換言之，ESG不只可能翻轉企業營運的思惟，更可能重組企業對於與社會互動關係的建立。再者，不管是ESG或是SDGs或是SASB或是ISSB等等準則規範之所以被提出，無論如何，其意義在於聯合國及其相關的非政府組織都認為傳統的公部門已經失去其效能，唯有倚靠強大的民間實力才有可能挽救目前日益惡化的地球生態，如果我們再露骨一點的直言不誨，則西方政府組織的持續怠惰及一貫的政治正確，恐怕才是導致ESG遍地開花的原因，當然，西方仍不乏有著良知的知識份子，例如1990年代社會投資倡議者Amy Domini創建的Domini 400 Social Index，也由於這些良知的努力才有後續的京都議定書與巴黎協定及各種相關單位的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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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臺灣而言，根據金管會的規劃，在2025年所有規模大於新台幣20億的廠商均須繳交碳排放報告，碳排放報告幾乎就是ESG的同義代名詞，之後更將擴及所有企業，亦即，ESG將成為企業的DNA —— 當一家企業申請上市上櫃時就必須提出該公司的ESG評比指數。
隨著社會變遷與科技的發展，ESG評比的方法多半也以動態呈現，亦即評比指標經常性的更動，這也與評比單位在主觀上意欲驅動企業在特定領域上的改變直接相關，例如過去少有人關注氣候變遷或是公司財務透明化的揭露、性別歧視、工作環境與福利或女性董事比例等等。然而，這些要求幾乎已成為現代評比的基本款式。將來的ESG更可能將所謂的共融 （Inclusion） 、平等 （Equity） 、多元化 （Diversity） —— （簡稱IED） 納入標準之中，如果我們以Covid — 19肆虐的當下來審視所謂的企業責任，便能證明即使在商言商的資本主義社會裡，企業若無法善盡社會責任，則仍可能在輿論的撻伐中喪失其企業優勢，即使川普也不可能改變這個態勢。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我們若再以法律面審視ESG，則關於碳排放的相關規定已經走向法制化，這也可能是三項指標中最為清楚且可以量化的例子，在全球即將邁入零排碳的世代之後，如何在工業發展與自然生態保育上取得和諧成為普世課題，例如歐洲議會在2022年的6月22日以450票贊成、115票反對、55票棄權，順利通過目前世界上第一個碳邊界調整機制 (CBAM) 法規。此法規相當於企業ESG的碳排放限制門檻，此後任何企業不論國籍與區域，只要在產品製程上造成大量碳排，其產品如銷往歐洲市場將被課以重稅，CBAM的通過也意味著歐盟國家已將碳排放列入正式法律並要求非歐盟國家遵守，此法也成為人類史上的首遭，其對於降低全球碳排放以及阻止全球氣候變遷 （如巴黎協定所規範內容） 也做出重大貢獻。此外，CBAM也根據《歐洲氣候法》以1990年為基礎，計劃於2030年將溫室氣體排放量降低55%。
根據《經濟學人》的研析，目前由投資管理公司所管理的資產中有高達三分之一包含了ESG成分，其規模已經達到美金35億，我們一方面認同當前ESG所代表的意義，但更希望在現有的基礎上優化，我們認為企業進程的推動與一個指標完全相關，那便是教育 / Education，這甚至可以放大至國家層級來做討論，亦即一國教育的良窳直接與該國的國力成正比 —— 重視教育的企業集團一樣擁有龐大的正能量，而且良善的教育也才可能保育良好的環境 / Environment，環境若缺乏教育，則環境只是個生冷的名詞罷了，再者，現行法規亦已規範公務部門實施環境教育的必要性，至於企業或是學校單位也有ISO 14001國際標準供作參考，不管是環境教育或是ISO 14001也都與SDGs相互對應。我們深信教育不僅僅只是公司治理的一部分，它更可以是能與環境（Environment） 互為表裡的主軸，因為以教育作為出發，再以企業的力量將之發揚光大，最終以國際外溢效果作為結合，這才是ESG的最佳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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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教育確實已走入了ESG領域，例如許多醫院各級主管參加碳盤查管理知識培訓班，而全台計有500 多家醫院，不僅是醫院，各類服務業諸如醫院與飯店、各類供應商、各級學校等等都必須面對ESG的要求，更精確的來說，環境部已在今年初正式公告「事業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衛福部也在去年的12 月6 日宣布各級醫院之評鑑將納入ESG認證。
目前最佳化的結果是TNFD 「以自然為解方的財務揭露」與數位生物學
ESG與SDGs發展至今已進入了「以自然為解方的財務揭露」階段，所謂的TNFD是The Taskforce on Natur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的縮寫，是一個更聚焦在環境永續的ESG架構，其發展脈絡源於對氣候議題的深度討論，過去所討論的減碳、碳足跡盤查等等項目，已逐漸演變為因應氣候變遷所帶來對自然環境的衝擊。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 （António Manuel de Oliveira Guterres） 於2022年在Stockholm+50會議中表示，因氣候變遷造成緊急狀態因而導致人民死亡或流離失所、全球生態系統退化及愈趨嚴重的污染及資源浪費，此三大危機正威脅著人類的生存。古特雷斯認為各國必須依據SDGs及巴黎協定採取對應的行動，否則地球將成為一個不適合居住的星球。為呼應古特雷斯及符合永續發展的目標，全球涵蓋公部門 （例如法國、英國、瑞士、荷蘭政府） 學界、金融及企業界在內的74個單位於2023年9月18日推出正式的TNFD指南，該指南將自然領域再細分為陸地、淡水、海洋、大氣等等不同領域，這些領域泛稱為生態系服務 （Ecosystem services） ，其與人類經濟活動相互依存與影響。
在生態系服務中屬於可再生的自然資源如果在正常使用的狀態下，可維持生生不息，然而非再生自然生態系則屬有限資源，因此，企業所依賴之資源如果屬於可再生資源，則相關風險可能較小，其所必須注意的是資源之使用是否超過正常範圍，對仰賴非再生資源的企業而言，則需考量獲取資源對自然環境之影響，包含開採成本與研發替代資源的可能性等等，又例如天災成本的增加、自然資源的日漸缺乏、供應鏈品質惡化等等均可能造成營運上的風險。
與過去所提出的各項規範相較，TNFD首重人的治理，將營運、法律與規範、融資、商譽與行銷、社會等等層面分門別類頗析，例如在自然資源機會中，企業可以藉由投資「綠色」基礎建設，投入資源循環再利用，在法律與規範中，企業可以提升資源使用效率並減少廢棄物產生，以此減少成本支出並獲得更多營運許可，在社會方面，企業可以與社區共好，社區可能受益於企業管理自然資源的方式，例如英國許多濕地由英國鳥會（RSPB） 信託管理，英國大眾因此而受益。然而，就反面的自然資源風險而言，則當地社區也可能因為更不容易接觸或取得生態服務，而衍生出負面的企業風險，例如目前在台灣由執政黨如火如荼推動的光電及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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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TNFD幾乎統攝了過去的所有主張，並更進一步將經濟活動與之結合，與此同時在TNFD結構中要求企業針對於治理 (Governance) 、策略 (Strategy) 、風險與管理 (Risk and Management) 、及指標目標 (Metrics and Targets) 等等四大面向對外部揭露，但是，與自然相關之涵蓋範圍及衡量指標較為繁雜，因此TNFD也開發出一套獨有的「LEAP評估法」。它們分別是：Locate （錨定） ：定義評估範圍、企業與環境資本的對應關係、Evaluate （估算） ：計算企業與環境資本的依存與影響程度、Assess （評估） ：評估企業與環境資本相關的風險與機會、Prepare（籌劃）：企業需針對與環境資本相關的風險提出報告與策略。
最後，我們可以將TNFD可視為一組以生態和諧為出發點的評鑑體系，其主要目的是為了提高與自然相關的金融風險透明度，在此同時將與自然相關風險融入商業行為及商業決策中。TNFD採取了聯合國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簡稱為GBF） 中所訂定的目標，GBF希望在2030年前達成23個子目標中的第15個目標 —— 採取法律、行政或政策措施，鼓勵企業積極參與環境生態的維護及保育，要確認所有大型跨國公司 （包含其供應鏈與投資組合） 及金融機構都能達成以下要求；1. 定期提出他們的TNFD報告書，亦即這些單位必須定期對環境資本進行監測與評估，2. 提供消費者相關資訊，促進永續消費模式，3. 必須逐步減少對環境資本的不利影響並增加有利的條件。
數位生物學 （Digital Biology）
TNFD強調的監測與評估幾乎與黃仁勳所強調的「數位生物學」互相對接，所謂的數位生物學指的是將數據科學 （人工智慧） 與生物科技深度整合，應用於藥物研究與生物研究，藉此將傳統生命科學轉為可工程化的技術領域。我們可將其核心概念分為三方面進行解讀：1是生命科學的工程化，黃仁勳認為未來生命科學將從「科學發現」轉向「工程應用」，透過AI科技可以落實這種轉向，例如許多國際大藥廠已使用AI分析龐大生物數據。2是利用AI科技進行跨界整合，例如使用AI科技目前已大幅降低了程式語言門檻，這使得生物學家能直接透過自然語言指令驅動技術，而無需深入鑽研過去不熟悉的電腦科學，跨界相對容易，生物工程的創新不再遙遙無期。3是產業應用的成熟化，舉凡基因療法、微生物群或種系發生學分析等等技術在未來十年內會大幅進步，台灣因具備相關研發領域的優勢，可能在合成生物學等領域扮演關鍵角色。
簡而言之，數位生物學可應用於生物的監測與統計，從而將過去缺乏的科學數據統整為可信及有效的藍圖，企業可以利用這個創新途徑進行有效的ESG工程，再根據這個規劃進行社會層次的地方創生，而地方創生就包含了商業的營運模式、法律與規範上的融合、行銷手法的革新等等。
期待新的模式
過去台灣的專長多半集中在製造業，只重硬體而輕忽軟體的結果是讓台灣的AI排名淪後段班，根據全球AI指數，台灣排名全球21名，台灣具有發展AI優勢，但執政黨卻毫無遠見，舉例而言執政黨所提的「晶片驅動台灣產業創新方案」，在10年投入3千億台幣，看似規模龐大，但是，相較其他亞洲國家而言顯得相當陽春，且政策規劃已嫌落伍，台灣明明是AI硬體大國，整體發展卻落後對岸、日、韓。
其實台灣可以透過TNFD將數位生物學應用於ESG工程裡，與之對應的不僅僅有教育及保育的推廣、企業與地方的結合、AI的細緻化與本地化、觀光與科技的同時提升，簡單來說我們確實有此資本打造世界第一套TNFD ＋ AI的範例，從而建立新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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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永續發展組召集人／共同作者于踄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