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瀰漫在情緒政治與仇恨動員的氣氛裡，愈陷愈深。它無可否認的外在因素，是近年來中共對台灣持續升高的武統威脅與軍事騷擾，以及在國際非政治性之公共事務/組織上的全面打壓。北京政府希望以這些作法嚇阻台獨，卻不斷助燃、創造許多並不認同急獨立場的台灣人對中國整體的厭惡與仇恨。儘管北京政府以為可以「軟的更軟」平衡「硬的更硬」的對台策略，但我以為這種傷及台灣人民心理的粗暴作法，是非常愚蠢的——如果北京真的在乎「兩岸一家親」的話。
然而，動員仇恨情緒也有許多內在的心理因素，這篇文字希望試著檢討一些糾結於我們自身的歷史情感與心理狀態。其實，不僅國內政治與兩岸情勢，且在全球範圍，這種煽動仇恨氣氛的政治操作，已程度不一的成為一些國家的現象。這樣的景象確實都有各自複雜的歷史、經濟或在地因素，而網路、社群媒體與大數據演算，顯然不僅是操作情緒政治或仇恨動員的溫床與幫兇，且這些科技的特質本身，已成為新的極權政治的一項主因。
若暫不論網路新科技本身創造的法西斯特質，仍從科技本身是「中立的」、只是操縱它的政治野心家的問題這個說法來談的話，我們也至少看到了張狂於今日的情緒政治與過去以來之情感政治的差異。情感政治仍有一定的情感因素作為基礎，他們如果被仇恨動員，至少仍源於歷史、文化或民族的特定情感經驗與創痛，而強化出一種政治認同。
今日網路新科技推波助瀾的情緒政治，則呈現了另外一套現象。一些有權力野心或為利益驅使的話語操作者，以極度簡化、二元對立的話術，利用今日網路特性，操縱著仇恨動員的情緒政治。對集體情緒的操縱，與從而不斷擴大的理盲社會，在台灣之所以特別有效，我認為一方面是網路文化形成了愈來愈多感到無聊、無存在感，或害怕孤獨（如漢娜・鄂蘭七十多年前在《極權主義的起源》裡的灼見）的網民，需要從眾或跟著起鬨以取暖、作樂。
另一方面，則是台灣長期以來的悶島處境，似乎更加容易被炮製的虛擬情感所煽動，以轉移或宣洩一種壓抑苦悶的精神狀態。這樣的情緒可以不需要歷史經驗、創傷記憶或文化認同，不必瞭解任何議題，只要跟著同溫層站隊、一起喊打喊殺就好。而製造莫名仇恨的情緒動員者，不乏利用仇恨動員以圖利自身的人。他們知道，煽動仇恨是最簡單、快速而有效的牟取錢財或名聲的方式：博取聲量、成為英雄，然後轉化為錢財。
有人納悶，為何被讚譽為「最美的風景是人」的台灣社會，同時又會有這麼多人滿溢仇恨情緒，使仇恨動員可以如此有效？又，對中國大陸的深仇大恨是怎麼開始的，以致於對意見不同於綠營的人或團體，最簡單的污衊方式就是抹紅？北京政府對台灣持續的文攻武嚇，以及同樣無聊、無存在感的對岸小粉紅的民粹語言，固然令人反感，而許多台灣人民輕易跟著仇中主旋律，將中共等同於中國等於泛藍，或者認為整個大陸人都是小粉紅，背後的心理狀態值得再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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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民黨專政的戒嚴年代，台灣民眾被灌輸了對中共的仇恨意識，要殺朱拔毛、消滅共匪。當時的黨外、台獨加上中共被國民黨視為三合一敵人，「台獨是中共同路人」這句邏輯錯亂的可笑標語無所不在。而今民進黨掌權了，為台灣披荊斬棘的民主運動先行者——今日掌權者的前輩們，正是因為這類荒唐的政宣口號與恐怖政治而流血、坐牢或殉道；從黨外起家的當前民進黨及其附隨，今日竟而可以複製戒嚴時期國民黨那套話語和仇恨意識，動輒將政治意見不同的人也打成中共同路人，成為「二合一敵人」，跟歷史開了大玩笑。
戒嚴時期的國民黨與今日的泛綠營政黨，都操作仇恨意識，給政治立場不同的人扣紅帽子。他們的心理狀態有相似之處，也有很不一樣的地方。國民黨是中國內戰下的戰敗者，他們流亡到台灣，對中共的仇恨夾雜著多方能力皆不敵對手的恐懼和失落。掌權後的民進黨與其他綠營小黨，和他們以仇恨情緒動員起來的支持者，則從未跟中共交手過，甚至很多人因厭惡而未曾去過大陸。
他們的仇恨情緒有著對中共的恐懼，也有著更多的複雜情結。今日在台灣操作與接受仇恨情緒的人，可能夾雜著恐懼、嫉妒、厭惡、自卑，甚至自我賤斥等諸般心理。中共已經不是國共內戰那個時代的中共了，今日已經崛起的中國大陸，在軍事與經濟上、硬實力與軟實力各方面的快速壯大和領先，使仇中者知道台灣其實已然無法在國力上與之競爭，只是川普口中的「桌上的筆尖」。強大的對岸令人焦慮、恐慌，軍力的威脅與持續騷擾讓人嫌惡；無論上海浦東或各大城市金碧輝煌的天際線，或軟實力的全球影響力，則很可能讓容易被這類景觀所震攝的人喪失自信，甚至可能由妒羨而生恨。
回顧一個記憶猶在的例子。前述揉雜著失落與妒羨的心情，在2008年8月的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做全球放送時，恐怕已經烙印在許多台灣人民的心中。北京政府將京奧開幕式的表演節目，製作成中國崛起的視覺大展示，透過科技設計，和蘇珊・桑塔格稱之為法西斯美學風格的藝術展演，將五千年華夏歷史文明繁瑣地搬演了一遍。大陸畫家兼評論家陳丹青當時在《南方周末》寫了一篇文章，叫做〈百年苦難的補償〉（此誠實而帶些微諷的標題當然不可能使用，刊登時被改成〈這一刻人人都是李寧〉）。北京藉京奧開幕式一掃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積弱不振的形象，建立全中國人的自信心，它的內宣意義可能比炫耀國際還多一些。
當時台灣可以經由有線電視收看開幕式直播，民眾的反應固然各不相同，而我推測一個有代表性的反應，是被如此場面與手筆震撼之後的台灣人的失落與鬱悶心情：我們既無這種機會，也不具如此的能力。這樣的集體情緒需要抒發，而恰巧於同年同月下旬上映的《海角七號》，適時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出口。電影中堆疊的台灣符號：南部、原住民、本土甘草人物、愛戀（或苦戀）日本⋯，讓尤其是年輕的電影觀眾競相以五六次或更多遍地反覆觀看，緊擁台灣認同以排解對中國崛起的焦慮或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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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當年台灣社會的整體氣氛大抵只是需情緒出口，也可能由於社媒/大數據等網路科技還沒或者剛剛展開，尚未見到仇恨動員。缺乏自信到自卑與自我賤斥的地步，更需要探討。仇恨動員的有效性根深於自卑心理。日本殖民者將台灣人視為次等公民，視閩南話為低下語言、日語才代表文明，開啟了高低尊卑的心理。及至國民黨專政時對本省語言文化與省籍區分的制度性歧視與打壓，也成為關鍵性的歷史經驗。作為當年統治者、充滿文化優越感的國民黨，至今不曾反省或自我批判過這個帶給本省人集體心理創傷的長期作為。奪得政權的民進黨，也只管報復性的在教育文化政策上去中國，不想認真回顧那段心理創傷經驗。而向來不認真審視歷史的台灣社會，則讓年輕世代普遍處於蒙昧無知的狀態。
如同許多早已富裕的兩岸華人，並未能在心理上脫貧，仍以發財與累積財富為生活的優先或唯一目標，並且有任何小便宜就貪，遂說明了根深的貧窮意識幾乎成為文化基因，並不容易消除；同樣，被製造出來的文化自卑心理，也不會因為政治權利的獲得就能全然釋懷或自動消失，但可以在擁有政治或話語權力時轉化為鼓動仇恨的柴火。我一直認為，由於國民黨及當年在文化資源上的附隨者或既得利益者，未曾誠懇面對台灣人遭受過嚴重被歧視的歷史經驗，使外省人=泛藍=中國人=中國=中共的這套全稱式污名/仇恨論述，得以不斷發酵，且持續有效。
台灣社會的自卑，當然並不只發生在過去外省人歧視本省人這個面向。台灣的自卑與歧視文化是全方位的，不分黨派、階級或族群：外省人歧視本省人、福佬人歧視客家人、漢人歧視原住民、原住民不同族群之間也曾相互歧視，此其一；總的來看，台灣人（或幾乎所有華人社會）心理上與制度上歧視比他們膚色深的族群，從東南亞到非洲，此其二；面對西方白人或日本人，許多台灣人則在崇拜與仰望之際自我矮化甚至自我歧視，此其三。
一位來台唸書後工作的馬來西亞籍站立喜劇演員AG，在去年「台北喜劇節」的表演裡以自身經驗說道，當台灣人說「外國人」的時候，意識上並沒有包括東南亞人，他們是指歐美白人；東南亞人只是「外來種」。台灣至今有「美國台灣州美台五一俱樂部」（他們應該非常羨慕加拿大被川普提議為美國第五十一州），也另有一些致力於去中國化的台獨主張者，希望通過認同日本以重建台灣的「主體」認同。
近日一位都市規劃專業的印尼老友，跟他的幾位該國年輕工作夥伴論及帝國殖民問題時說，全世界好像只有台灣會擁抱他們的殖民者。在一旁的我只能苦笑，心想，他們還不知道台灣不分顏色的當政者，面對美國政府予取予求時全力配合奉送的卑屈態度呢。
台灣社會裡的某一種集體自卑，已經成了自我賤斥：他們的反中仇中，到了嫌惡自己是華人的地步；只要不做華人/中國人，最好能成為美國人或日本人，或者被他們託管都好。儘管自己的祖先來自中國大陸，自己說的話、吃的飯、拜的神明、身上的各種特質或惡習都來自中華文化，但這些人仍努力想要成為別人。台灣從未被英國殖民過、卻希望最終能將英語制定為官方語言之一的「雙語政策」，其中的一個深層心理因素也是如此。
我要強調，我不認為民族主義於今有什麼進步的意義，如果願意離開已經常成為正當化獨裁統治或黨同伐異之藉口的民族/國族主義，成為以重要議題（如階級、性別、社福、環境、氣候、和平止戰等）為認同或結盟對象的國際行動主義者，於我當然是比較好的理念。但我不認為那些以做華人為恥的人，是基於這樣的出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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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內在自信，可以表現在自信滿滿甚至膨脹自大的言行姿態上，也可以用排斥撻伐圍毆的方式驅動仇恨情緒。2024年初前央視記者王志安在「賀瓏夜夜秀」被攻擊為歧視身障者的講話，顯示了許多綠營網軍側翼與反中者，對自豪的台灣民主其實既無信心、也並不真正在乎。幽默、脫口秀或現場喜劇節目的政治話題，是檢驗一個社會之民主和包容程度的一種很直接的方式。只是因為王志安的講話裡戳了一下民進黨，他已不見容於中共的身份和對台灣民主的肯定就都不算數了——這時候他馬上回到一個需要群起討伐的「中國人」身份，並且以所謂「歧視身障者」這個硬拗的說詞，正當化對他的撻伐和驅逐（見王顥中，「苦勞評論」，2024.1.26.）。
缺乏內在自信也可以源於對中國大陸的全然無知。大S過世時綠營側翼網紅發文，要大小S「下輩子都投胎成中國人」，許多人也跟著拍手稱是。對岸也有很多網民跟著汪小菲的苦情演出起舞，或者被其母張蘭藉機發最後一筆死人財的假消息而對亡者指手畫腳。但是在事件的幾天後，北京一個女性主義觀點、擁有上百萬聽友的播客（podcast）《隨機波動》，馬上做出長達90分鐘的專題〈送別熙媛〉；三位主談人以悲傷和憤怒的心情，追念並分析大S的生命態度對中國大陸女性自主意識的啟發，並嚴詞批判張、汪母子的惡行，及他們和他們的附和者展示的中國父權文化。
其中一位主持人，進一步就此父權文化在汪小菲與大S關係中表徵的地緣政治想像，做了尖銳的批判：「一個北京男性與台灣女性的結合，乃是地緣政治裡作為首都的北京和作為島嶼的台灣的完美鏡像。在此想像中，北京是中心的、雄性的，而台灣是邊緣的、陰柔的，是需要被征服的。這個想像就投射到汪小菲和大S的跨海峽婚姻裡，且在必要時被動員起來，以激發一種民族主義的情緒。」
《隨機波動》並不是一個學術性播客，她們三位是以聊天對話的方式，對約略以知識階層為主的聽友就不同主題表達各自的意見，而大陸這樣水平的播客還有不少。在北京皇城嚴厲的言論管制下，三位年輕女性主談人對一位台灣公眾人物的不幸，能做出這樣犀利且義無反顧的公共發言，她們的政治道德勇氣，在台灣有多少人知道？大S過世以來，我不確定台灣任何類型的媒體，除了悼念大S以及大量消費此事件的報導之外，有沒有類似水平的批判意見；那些反中仇中的人，自己有沒有能力提出這個層次的批評？我提起這個例子，只是要說明中國不是一塊鐵板似的抽象概念，「中國人」更不應該在我們自身之無知或居心叵測者的操縱下，簡化為莫名其妙的仇恨對象。
此文對台灣仇恨動員背後的心理狀態，大抵來自我的觀察與推論，缺乏實證研究等社科基礎，當然可以論辯、駁斥。也有人會問，談到缺乏內在自信，中國大陸會比台灣高明嗎？對岸確實並不高明，某些情境上可能更糟，但比爛的概念也是缺乏自信者的一種找台階心理。大家都知道，對岸至今不給人民練習自由發言的空間，這是中共對自己與對人民都沒有信心的證明，他們在媒體或各種空間鋪天蓋地的「正能量」話語，無法掩蓋掉這個事實。然而，這不正是台灣可以重建自信，並據以和平影響對岸（或喜歡說反統戰也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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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儒賓院士近日在台北書展上的演講，提到台灣可以給大陸的「四件禮物」，以展開與對岸的和平溝通和對話，而這四件禮物都是台灣擁有而對岸相對缺乏的文化或制度上的強項。其實台灣在文化或制度上足以吸引對岸民眾的好東西還有很多，不少大陸朋友對我說，很希望台灣能夠為中國大陸走向民主社會保留住一個期盼與可能。這是大陸知識階層一個普遍而誠懇的心聲，那麼我們面對看似強大廣闊的中國大陸，有什麼好畏懼和自卑的？台灣明明有相當吸引對岸民眾的諸般條件，卻一味以厭惡與仇恨阻斷與對岸交流對話，除了無能，似乎找不到其他解釋。只有無能者才會自己嚇自己，然後以仇恨動員這種最便宜行事的方式對待兩岸關係，不惜以整個毀掉台灣人的生命與未來為代價。
重建台灣社會的普遍內在自信，需要一些自覺與決心。首先，台灣的內在自信，不是靠台積電或世棒12強這類「台灣之光」而能達到的，他們也許可以帶來一些精神安慰，但無法解決內在恐慌的問題。同時，我們要真正相信民主的價值。台灣社會愈演愈烈的倒退現象，是掌握了政治權力或話語資源的人，打著民主旗號，卻動輒以霸凌、討伐、污蔑的方式對待意見不同的人。宣稱是「民主進步」的政黨，既不真正在乎民主也沒有進步，取得權力後就回到拳頭邏輯；而在野的國民黨也未曾展現過話語能力或視野，只剩下跟著民粹作風起舞的招式，令人完全無法期待。
如果既有的政黨或佔據各類資源的世代/利益階層難以期待，台灣年輕世代裡的理性社群，需要更積極的發揮集體的行動力，以更好的想像力或創造力展開不一樣的政治實踐方式。心平氣和的客觀認識對岸，是面對兩岸和平的一種理性行動。即使對岸是敵人，也應該去瞭解其複雜多元的虛實面貌；何況，全中國大陸都是「敵人」這個印象，是國、民兩黨在不同時期先後建構出來的洗腦說法。
由於工作之賜，我一直幸運的有機會接觸到台灣極為優秀的年輕智識階層，他們的知識準備極好，有理性分析問題的能力，讓我對台灣社會明日的理性力量總抱著一些樂觀期待。如果我們希望明日台灣的命運與比較進步美好的走向，仍可以掌握在自己手裡，那麼我是否可以藉此卑微的聲音，期盼可以推動台灣社會走向進步與和平的新生力量，能夠不理會今日那些為了利益煽動仇恨、瓦解社會根基的自私政客與跳梁小丑，並決心抗拒網路社媒的情緒動員文化，不畏詆毀圍剿抹黑抹紅，建立起一個坦蕩大度的台灣人形象，與免於任何砲火蹂躪的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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