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慶模式  

中共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之子薄瓜瓜低調來台，迎娶宜蘭羅東許家第三代許惠瑜，11月23日將在新竹南園舉辦世紀婚宴。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董事長許信良日前接受《風傳媒》專訪表示，薄瓜瓜成為台灣女婿「這是好事」，表示身為「紅三代」的薄瓜瓜「可以接受台灣，不會敵視台灣，不受中共打壓台灣的影響」，對此表示祝福。

在回顧了習近平集權的基礎後，第二部份將探討何以在習近平的集權之路上，竟然沒有任何力量足以制衡。

具備「紅色血統」及與軍隊的特殊淵源，可視為習近平在集權之路上的先天利基，但徒具這些優勢是不夠的，必也搭配其他後天手段方能遂行。打貪反腐，則可謂所有手段中最重要的一項：消極而言，有助習近平藉以震懾黨內反對勢力；積極而言，則可由此贏得民眾支持。

把習近平與毛澤東相提並論是「愚蠢的」，這是紐約大學中國歷史教授卡爾（RebeccaKarl）的看法。「如果你要比較兩個人，它必須顯露一些東西。這就像把普京比作史達林，或把特拉斯比作柴契爾夫人一樣。」

我們並沒有選擇，但是我們曾經以為有過選擇，而且很幸運地做出了正確的選擇。如果真的有所謂人心所向的話，那麼2012年3月溫家寶在總理任上的最後一次記者會上的發言，簡直就是最好的注釋。

薄熙來開創重慶模式，王立軍則從遼寧官場來到山城，成了「唱紅打黑」的鐵桿執行者。薄、王兩人最終反目，且都鎯鐺入獄，然而「唱紅打黑」卻任性地延續下來。

去年秋天，在台北，端傳媒同仁邀請我去做一個分享會。我選擇了一個有些個人化的題目：「流亡是刻在時代臉上的紅字」。我說，幾乎所有的流亡者都希望抹去臉上的這個紅字。流亡的標簽讓他們覺得受罰、羞恥、挫敗、被棄、被孤立、面臨生存危機、困惑於身份認同。但是，我要講出這些不可言說的痛苦。

「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的北大精神代代相傳，北大終於又見學術良知！「修憲大會」甫一落幕，北京大學元培學院三位院長集體辭職，垂範師生，拒做犬儒，在國內外社交網絡「炸了鍋」。遺憾的是，事實並非如此，這起社交網絡事件本身就是一個犬儒典範。

1969年，中國文化大革命方興未艾，共產黨主席毛澤東下令：「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於是成千上萬名「知青」被送往農村插隊，習近平也在人群中，搖搖晃晃跟著下鄉去⋯⋯

中國的「兩會」星期三（3月15日）在一片平淡中落下帷幕。分析人士認為，這是因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不希望在今年晚些時候召開的中共19大會議前出現任何的變數，而這從另一方面也展示了習近平對權力的進一步掌控。分析人士還說，2017年對習近平來說，將是他擺脫前任的束縛、大展鴻圖的一年。

台灣的大挑戰、大危機、大未來在哪裡？要如何思考這個問題？要如何知道有這個問題存在？蔡英文沒有答案，因為她連自己對台灣有什麼責任，都無從去想。蔡英文沒有把人民整體跟自己感受為同屬一個群，所以情感上支持不了群的政策視野。群快垮了，她也不會知道。許多貪官，無論如何貪污，心裡卻不會忘記國計民生，保持宏觀視野，進行長遠規劃。像大陸的高鐵王劉志軍，是大貪官，但沒有他打下的基礎，今天如何有一帶一路的世紀工程？或像開創重慶模式的薄熙來，惡貫滿盈，但卻是大城市建設必須照顧小企業主、勞動人口與離退老人的先河。

1966年的5月16日，在毛澤東的帶領下，文化大革命烽煙四起，延燒整個中國。

網上看到一份舉報材料，舉報物件即為當下紅極一時的社科院院長王偉光，內容是其職稱評定造假作弊。

12月6日凌晨零時6分，中國官媒新華社分別以中英文發出了這天的前兩則新聞，分別是「中共中央決定給予周永康開除黨籍處分，將周永康涉嫌犯罪問題及線索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與「最高人民檢察院依法決定對周永康立案偵查」。法新社兩分鐘後發了一則快訊公告周知，兩個小時內，國際媒體幾乎都轉載了周永康遭開除黨籍、檢方決定立案偵查的消息。中國的反貪腐大戲，準備迎來最高潮。

現在看來，舉世矚目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實不是沒道理。無論將來的歷史怎麼發展，即無論將來是禍是福，都不影響此役的歷史地位：它是江時代以來的二十幾年中，最重要的轉捩點。

《明報》總編輯被撤換，傳言將由集團內另一名來自大馬的健筆代替，惹來全城關注，不但員工成立關注組要求資方解釋，連數十名專欄作家也起義式的連署質疑，甚至高喊香港新聞自由已死，可見這份報紙在香港媒體圈的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