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  

自六○年代起，蔣經國對台籍人士的觀感及實際應對，與兩個因素密不可分：一是美政府開始關注本省人未來的政治動態，亦即華府對台政策開始出現微妙的風向轉變，二是小蔣本人從幕後走向台前的轉折。一九六一至六二年間，蔣介石欲利用中國大陸發生饑荒而發起軍事行動，但遭甘迺迪總統無情的壓制，這也使他想借助美國之力反攻復國的希望益加渺茫；對華府而言，當以外省人為主體的國民黨政府重回大陸的可能性越來越小時，那麼人口佔絕大多數的本省籍百姓，其未來動向便值得密切關注。如前所述，一九六一年夏天美政府一度決定核發廖文毅的入境簽證，儘管國務院在最後一刻剎車，避免與蔣介石決裂，然而不少觀察家皆將此視為美方改變對台政策一項試探性的舉措。

美、中建交後，蔣經國的「本土化」政策並未動搖，他努力延攬優秀台籍人才進入政府的決心也未改變；一九七九年春，透過時任台北市長李登輝的安排，蔣特意在李的故鄉淡水三芝安排一場午宴，邀請一批他希望提攜的台籍菁英聚餐，聯絡感情，除了李登輝日後被提拔為副總統之外，當天另外兩位受邀者梁國樹與施啟揚，也於九○年代分別出任中央銀行總裁與司法院長。另一方面，蔣經國面對體制外的抗爭舉動也有所堅持；當台、美邦交來到最後關頭之際，在得知黨外有意趁該年（一九七八）底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時組織新的反對黨，蔣寫下這段話：「處此緊要關頭，必須以始終如一的態度，貫徹以下之基本政策：一、決不與共匪妥協；二、決不與蘇俄交往；三、決不讓台灣獨立；四、決不讓反動派組成反對黨。這是救國護黨之要道。」

美、中建交後，蔣經國的「本土化」政策並未動搖，他努力延攬優秀台籍人才進入政府的決心也未改變；一九七九年春，透過時任台北市長李登輝的安排，蔣特意在李的故鄉淡水三芝安排一場午宴，邀請一批他希望提攜的台籍菁英聚餐，聯絡感情，除了李登輝日後被提拔為副總統之外，當天另外兩位受邀者梁國樹與施啟揚，也於九○年代分別出任中央銀行總裁與司法院長。另一方面，蔣經國面對體制外的抗爭舉動也有所堅持；當台、美邦交來到最後關頭之際，在得知黨外有意趁該年（一九七八）底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時組織新的反對黨，蔣寫下這段話：「處此緊要關頭，必須以始終如一的態度，貫徹以下之基本政策：一、決不與共匪妥協；二、決不與蘇俄交往；三、決不讓台灣獨立；四、決不讓反動派組成反對黨。這是救國護黨之要道。」

眾所周知，台灣時期蔣經國的政治生涯始於情治、特務、敵後與軍隊政工，國民黨在威權統治時期的國安議題，其內容與威脅來源由領導人定義，而後下達各部門來執行，套句小蔣本人的話，國安工作「要作領袖的耳目，對黨國負革命安全之責。」以今日民主時代的標準來衡量過去這段歷史，兩蔣父子作風被視為「獨裁」，不足為怪；而小蔣受命督導情治工作，其對五○年代台灣「白色恐怖」所應負之政治責任也無從迴避，但若把時光回溯至半個多世紀以前，或許我們更想知道，當時參與其中的蔣經國，其內心的想法究竟為何？

我國第一座總統圖書館，蔣經國總統圖書館於上周揭幕。同時也開放蔣經國生前的居住地「七海寓所」，予民眾參觀。蔡英文總統受邀出席，引起政壇議論。藍營說她冒用了小蔣總統的神主牌；綠營則批評此舉不妥適，愧對民主先賢。無疑呼應了蔡英文總統在致詞時所言，「…否則，在台灣，蔣經國前總統永遠只是一部分人的蔣經國。有些人記得他所帶來的經濟發展與安全感，而另外有些人，則記得他所代表的威權體制。」

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後，中、日兩國全面開戰，蔣經國無法繼續隱居故鄉閉門讀書、置身事外。時任江西省主席熊式輝主動向蔣介石提議，讓小蔣前來江西任職，置於其麾下。熊早年參加同盟會，後東渡日本，一九二五年自日本陸軍大學畢業後，返國追隨蔣介石參加北伐；一九三○年起主持江西省政以來，負責圍剿紅軍，厲行保甲政策，積極推動「新生活運動」，甚受蔣介石器重和欣賞，將自己歸國不久的兒子置於熊式輝身旁學習成長，老蔣是可以放心的。一九三八年新年過後，蔣經國即從奉化來到江西省會南昌，他的第一個職務是省政府保安處副處長，兼任政治講習學院總隊長與新兵督練處處長，熊式輝自記初次見到小蔣時，「余無勉勵語，但略略指示今後工作，而於舊日規模，則無一語提及」，似乎擔心以長輩姿態提示教誨過甚，恐讓年輕氣盛的小蔣認為是老生常談，心生厭煩。

至今仍有不少人對蔣經國晚年為何選擇李登輝擔任副手而感到好奇，由於他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後即停筆不再寫日記，吾人無從得知一九八四年春天當他思索副總統人選時，內心想法究竟為何。儘管如此，從現今所能取得的有限資料中，我們仍可設法對蔣經國「接班人」此議題進行一番探討。

高雄事件後，黨外人士深知組黨才能與組織嚴密、資源龐大的國民黨對抗，所以有「十人小組」（大部分是公政會成員），一直秘密在伺機籌組政黨。

文／江懷哲

對日本60年代學生運動有興趣的台灣人來說，最近的一件大事，就是以日本TBS電視台半世紀前影像畫面為基礎的紀錄片《三島由紀夫vs東大全共鬪》（Mashima：TheLastDebate）在台灣電影院上映了。本部紀錄片的主題，是右翼日本文壇巨擘三島由紀夫於1969年5月13日隻身出席的一場辯論會——這場在東京大學駒場校區900號講堂舉行的公開辯論會，有千名左翼的「東大全共鬪」成員出席參與，而他們之中許多人期望將與他們立場南轅北轍、發起右翼民兵組織「楯之會」的三島由紀夫就此徹底擊潰。

前總統蔣經國過世33年來，其歷史地位與評價仁智互見。台灣老百姓感念在蔣經國領導下，安然度過內政、外交與經濟上的重重難關；特別是他在1970年代推動「十大建設」，帶領台灣經濟起飛，入列亞洲四小龍。蔣經國又在政治上啟動本土化，大量提拔本省籍菁英，並於晚年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開啟兩岸交流之窗。

一九八四年秋天「江南案」的發生，加速台灣威權體制走向終結，開啟全面民主化之路，而在外交與兩岸政策上，國府內部也經歷一段激烈的路線之爭，「亞洲開發銀行」（AsianDevelopmentBank，簡稱「亞銀」）的會籍爭議，把台北當時的糾結清楚地展露出來。亞銀在一九六六年設於菲律賓首都馬尼拉，中華民國是創始會員國之一，因不隸屬聯合國所轄組織，因此台北退出聯合國後，北京無法自動取代會籍，八○年代起中共積極運作加入亞銀，美政府無法反對北京入會，卻希望保住台北的會籍，因而主動協商，希望國府比照奧會模式，在參與名分上彈性處理，譬如改以「台灣．中國」（Taiwan,China）的名義參與，換取北京不堅持台北必須除籍或降級。

兩岸之間透過香港或其他第三地進行似有若無的接觸傳聞，在一九六六年中國大陸發生文化大革命之前，一直沒有中斷，蔣經國在日記裡多次提及曹聚仁來函，而陳誠、黃少谷等黨政要員也都收到來自對岸周恩來、張治中、傅作義等人的私函，內容涵蓋國共第三次合作、外島停戰、北京援台、雙方換俘以及台灣派團前往大陸交流等，其中較值一提的是，包括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曹聚仁代表北京向台北提議，以一九四九年被中共俘虜的前國民黨將領黃維、杜聿明與康澤等十人，交換遭蔣介石軟禁的張學良，以及中共以兩億美元購買在台故宮文物。

一九六七年二月的最後一天，美國務院收到一份來自台北大使館的機密電報，其內容是大使館政治參事傅嵐（JerryFowler）與彭明敏、衛理公會傳教士唐培禮（MiloThornberry）與納嘉岩（NishanJ.Najarian）等人餐敘的談話紀要；彭告訴這些老美，蔣經國正與北京暗通款曲，彭的一位日本學界友人透露兩年前小蔣訪美結束取道東京返台時，曾與在日本的中共人士秘密接觸，證據確鑿，彭因而認定一旦老蔣去世，小蔣將把台灣拱手交給北京治理。

「（自澎湖）回到台北與妻兒聚首，此時此地見面，更有一番感慨，我們將要長期流亡了。」─蔣經國日記。

《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一書以10個章節篇幅，從軍事情報、政工、白色恐怖、外交、台獨運動、民主化、本土化、民生與經濟建設、兩岸關係等全方位視角，剖析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台灣後的蔣經國與其政治生涯；這段歷史過程呈現了國府於國共內戰中潰敗、自大陸倉皇撤退播遷來台之後，如何在風雨飄搖中站穩腳跟，並利用冷戰國際兩極對抗態勢，維持在台統治之正當性。本書同時也揭示70年代起，當國際政治格局發生根本性轉變、國府失去代表「中國」之正統地位後，台灣如何從威權統治逐步走向政治本土化與民主化的曲折進程；在一定程度上，1949年後蔣經國的從政經歷與權力之路，未嘗不是二次戰後中華民國在台灣各方面發展的一個縮影。在本書結語部分，筆者利用一些篇幅來探究蔣經國是一個怎樣的領導人物，其政治性格如何被型塑，接班人選議題，以及吾人應當如何評價台灣時期的蔣經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