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安憶  

欣見我的朋友張先生（下稱作者）的學術訪談錄再度結集出版，並以《遠見》為書名，是《見解》的續作。作者雖年輕，卻已是中國大陸傑出的資深記者。我們結交多年，承其雅意，囑我在出版以前寫些讀後感，我覺得義不容辭，便不假思索答應了。事到臨頭卻遲遲不知如何落筆，因為他的訪談涉及縱橫廣深，往往不是我的學力範圍所能置喙的。但我感覺《遠見》的書名取得甚為貼切——如果必須找出一個鮮明的主題，那就是「遠見」，因為訪談的內容除了趣味盎然，尤深具啟發，為當今學科孤島化和碎片化帶來清新的橫向聯繫，它透露的真知灼見與生命歷程對有志青年更是思考的典範。（按，姑隱作者本名。《遠見》數年前已由出版社完成編輯、校對與排版，唯該社高層突然出事，以致許多書未能付梓，本書只是其中之一。）

「我是一棵樹。根在大陸。幹在台灣。枝葉在愛荷華。」知名華文作家聶華苓21日於美國辭世，享耆壽99歲。除了聞名於世的經典文學《桑青與桃紅》、《三輩子》，她更是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的創辦人，多年來嘉惠文壇無數。熟悉她的作家李銳認為，《三輩子》後面還應該加上一句：「果實在全世界」。

對於一位年輕的、進入小說奧祕森林的讀者，其實有一個你從字句、場景、人物內心、故事令你詫異或並不那麼大起伏，但細細如含羞草閉合的，隨文字描述本身的靈動，源源不絕進入你大腦中的「禮物」——一個只有從閱讀小說，且較長時光的閱讀許多本好小說家的小說，才可能無所預期，但層層累聚的，我覺得是更昂貴、更高級的心靈——便是「他感」。

雖然從未在台灣久居、雖然生前只來過台灣一次、雖然寫作的內容主要以上海為背景，但張愛玲對於台灣文學界、甚至文藝圈的影響，卻始終不墜。在台灣，張愛玲不但文體影響文學寫作者、甚至催生了一群被稱為「張派」的作家；其他領域如電影、流行歌曲的創作者，也常以張愛玲作品為題為內容進行創作。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中文大學善衡書院舉行十週年HighTableDinner（高桌晚宴），邀請白先勇主講「我的生平——從文學到文化」，我問青霞有沒有興趣參加？

「有一天男人用理論與制度建立起的世界會倒塌，她將以嗅覺和顏色的記憶存活，從這裡並予之重建。」

我有很多朋友和我一樣，都認為台灣越來越好，卻不得不承認內部仍存在某種認知上的歧異，令人擔憂又令人不解。究其原因，不勝枚舉，但我個人以為歸根結底只是在於是否認同台灣，以及是否認同中國，這兩個既分立而又相關的議題。108課綱問題是其中一個具有代表性的爭論，而主要是針對歷史、國文課綱的修訂規範。

許鞍華執導的《第一爐香》公映之後「口碑票房雙失」是大陸最近的熱門話題。電影本身的製作陣容十分強大：張愛玲的原著由王安憶改編，杜可風攝影，坂本龍一配樂，而許鞍華去年又剛獲得「威尼斯影展終身成就獎」。業內最頂尖班底強強聯手之下，該片上映11天卻僅收得五千萬元人民幣票房，豆瓣評分也只有5.5分。大家都在討論：為什麼許鞍華這次「翻車」得這麼徹底？

佛洛伊德案反映立足人性的民主自由體制具有自我修復能力，而中共體制立基於難以自圓其說的理論，只能靠暴力與控制延。台灣選擇了「民主」才能對抗專制威脅，繼續對未來保有選擇權。

今年4月27日，才女作家林奕含自殺的消息震驚社會，而她在自殺的前一天晚上10點，曾以臉書傳訊息給《印刻文學》的編輯，表示無論如何都想要發表這則投稿＜石頭之愛＞。沒想到隔天便傳來林奕含的不幸，令編輯非常意外，「當下沒有太多情緒，就很驚訝」。

2014年的春節是1月的末尾，看完這年的央視春晚，我在初一那天，因為學習書法，順筆就在一張紙上莊重兒戲地寫了四個字：

漢語有驚人的豐富性，幾乎可以理清所有詞語、行為中那細微、模糊的差別和異處。當兩性相悅時—性和性行為中那模糊的規則、範圍、道德倫理與愛和非愛，都在「性事」和「性愛」中表達出來了。

有一個村莊，那兒住著我的父親、母親，爺爺和奶奶，還有我的哥嫂和姊姊們，一如荒原的哪兒，生長著一片和其他野草毫無二致的草，也如沙漠的瀚海裡，有幾粒和其他沙粒毫無二致的沙。我記事的時候，那兒是個大村莊，接近兩千人，現在那兒是個特大級的村莊，五千多口人。村莊的膨脹，不僅是人口的出生，還有移民的洶湧。如同全中國的人都想湧向北京和上海，全世界的人都想湧向美國和歐洲，而那個村莊四鄰的村落—山區裡的人，都渴望湧向我家鄉的那個村。

房子暴漲至高掛雲端時，買房的痛苦與賣房的幸福，在我都非常深淵和豐富。新世紀的初，北京天通苑的名字和菩薩、關公、老布希及當時我們國家領導人江澤民的名字一樣響亮和福音，人人說起「天通苑」，都如未進廟門就收到了不收費的高香和金箔：經濟適用房，每平方米兩千六百五十元，將來還有地鐵通到門口上。具說小區一建成，醫院、學校、商場、劇院和圖書館，都會春暖花開，應運而生，使北京之北轉瞬間成為北京的歐洲和美國；現代和後現代，在那兒就如有土地就必會有甘露，有甘露就必有花香般。

敵人之一，是我的記憶。記憶好時，想忘記的都可忘記；記憶糟時，不需記的，又總是不肯離去。還有，對我好的，在我腦裡逗留不會超過三朝兩日，對我糟的，會如冤仇一樣，永遠的無法忘記。

出軌在中文裡被賦予一種貶義，這是我們對詞語的不忠和狹隘。不能忘記，出軌只是對偏離和另尋路線的描述，它不帶有一種道德性。可是我們既有的道德血液給「出軌」染了色彩了。這種刺目的血液色，又讓我們的目光看待和討論出軌時，戴著難以摘下的有色眼鏡了。

世世代代，上輩人總在抱怨下輩人的不足，如同兒女總是要在父母的指責中長大樣。「八○後」與「九○後」，今天正是在這被抱怨和指責中，豁然地長大起來了，走進校園、走進社會，走進道德和口水的垃圾場。叛逆、自私、宅獨、濫情、性殤、物化，看見錢就像看見了爹；看見爹像看見了樹。大樹或小樹，壯樹或枯樹，凡此種種，人們把整個社會淪喪的污水，以愛和文化的名譽，匯在代際的龍鬚溝裡，又一桶一桶地汲將上來，大度地澆在八○、九○這兩代人的身子上，感歎他們生逢其時的物質條件，再也不需像父母那樣，把吃飽穿暖作為人生的最大之理願；像父母那樣，把對國家宏達的忠誠，化為自己跌宕的血液；將男女的牽手和胳膊肘不慎的一碰，視為觸電般的愛情與忠貞。

「可就連這些事，卻過去三十年了。三十年真長。」──〈小團圓〉

我的父母都是中學老師，他們教的是數學，但在我的少年時代，他們與同事們都喜歡談論一點文學。現在這種景象不太常見，我想即使是中學的語文教師，現在有時間時也寧願談談阿里巴巴上市之類的話題。有一段時間，我聽見他們密集地討論《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雖然他們儘量避免被我聽到，但我也從隻字片語中判斷出來，這是一個不怎麼「健康」的小說，換言之，是一篇好看的小說。

作品屢遭中國政府查禁的知名小說家閻連科，22日獲得2014年「卡夫卡文學獎」。他是第一個獲獎的中國人，也是繼2006年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後的第二位獲獎的亞洲作家。他曾說，作家應該審判自己的國家和民族，面對得獎，他則顯得坦然：「該幹啥還是幹啥，該寫作還是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