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孝庭  

川普（DonaldTrump）在競選期間曾揚言未來台灣要交「保護費」。其當選之後，台灣一些政治人物或學者即主張，為了尋求美國安全保障，提高軍費支出占比，交「保護費」給美國未嘗不可。台灣的安全從戰後即高度依賴美國，台美之間的軍事關係，隨著不同的歷史環境，領導人的自主性是否存在著顯著的差異？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Institution）研究員與檔案館東亞部主任林孝庭接受《風傳媒》專訪時分析，到李登輝時代之前的歷任領導人，仍展現務實的一面，設法極大化台灣自主空間；台灣看待與美國的關係時，不要有太過不切實際的期待與幻想。

「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不涉及台灣」，在今天成為美、中與兩岸政治博弈的新戰場。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Institution）研究員與檔案館東亞部主任林孝庭接受《風傳媒》專訪時回應，這是一個似是而非的命題，當時處理的是中國代表權，而非台灣問題；2758號決議案如今成為爭議，就像「台灣地位未定論」一樣，變成美國政府根據自身利益變動時，而出來運用的籌碼。

今日兩岸關係和台灣問題的總根源，許多都能追溯到戰後與冷戰時期，包括至今爭論不休的「一個中國」，美國曾經提出「兩個中國」和「一中一台」等方案，但不為蔣介石所接受。蔣介石的考量，是來自於民族主義的立場，抑或國民黨敗退台灣後不得不的選擇？

中美關係發生微妙的變化，可以說從是從1943年11月的開羅會議開始的。1943年是中華民國外交史上重要的一年。1月，中華民國與美、英兩國簽訂平等新約，其他同盟國相繼宣布廢除在華治外法權並與國府重新商訂新約，中國百年來次殖民地的桎梏終告解除。

中國在華府接洽美援及採購物資的單位是世界貿易公司（UniversalTradingCorporation,UTC），但美國對中國的軍事和經濟援助迅速增加，世界貿易公司功能已不敷使用。宋子文認為擴大美援及中美合作的機會來了，1941年初，他重組世界貿易公司，成立了一個中美合資的新機構：中國國防物資供應公司（ChinaDefenseSupplies,Inc.,CDS，簡稱「國防供應公司」），目的是「在羅斯福總統身邊組建援華人士，以確保美國援華政策切實滿足中國的需要。」國防供應公司（CDC）績效顯著，很快成為國民政府在華盛頓的有影響力的機構。

「特使外交」是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特殊的現象之一。國府當時重大外交決策集中於蔣介石，蔣曾多次指定專人為特使，執行特殊的外交任務。例如，抗戰前期，蔣介石曾指派楊杰、賀耀祖、孫科以特使身分赴蘇聯爭取支持，交涉結果直接彙報蔣本人。

自六○年代起，蔣經國對台籍人士的觀感及實際應對，與兩個因素密不可分：一是美政府開始關注本省人未來的政治動態，亦即華府對台政策開始出現微妙的風向轉變，二是小蔣本人從幕後走向台前的轉折。一九六一至六二年間，蔣介石欲利用中國大陸發生饑荒而發起軍事行動，但遭甘迺迪總統無情的壓制，這也使他想借助美國之力反攻復國的希望益加渺茫；對華府而言，當以外省人為主體的國民黨政府重回大陸的可能性越來越小時，那麼人口佔絕大多數的本省籍百姓，其未來動向便值得密切關注。如前所述，一九六一年夏天美政府一度決定核發廖文毅的入境簽證，儘管國務院在最後一刻剎車，避免與蔣介石決裂，然而不少觀察家皆將此視為美方改變對台政策一項試探性的舉措。

美、中建交後，蔣經國的「本土化」政策並未動搖，他努力延攬優秀台籍人才進入政府的決心也未改變；一九七九年春，透過時任台北市長李登輝的安排，蔣特意在李的故鄉淡水三芝安排一場午宴，邀請一批他希望提攜的台籍菁英聚餐，聯絡感情，除了李登輝日後被提拔為副總統之外，當天另外兩位受邀者梁國樹與施啟揚，也於九○年代分別出任中央銀行總裁與司法院長。另一方面，蔣經國面對體制外的抗爭舉動也有所堅持；當台、美邦交來到最後關頭之際，在得知黨外有意趁該年（一九七八）底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時組織新的反對黨，蔣寫下這段話：「處此緊要關頭，必須以始終如一的態度，貫徹以下之基本政策：一、決不與共匪妥協；二、決不與蘇俄交往；三、決不讓台灣獨立；四、決不讓反動派組成反對黨。這是救國護黨之要道。」

眾所周知，台灣時期蔣經國的政治生涯始於情治、特務、敵後與軍隊政工，國民黨在威權統治時期的國安議題，其內容與威脅來源由領導人定義，而後下達各部門來執行，套句小蔣本人的話，國安工作「要作領袖的耳目，對黨國負革命安全之責。」以今日民主時代的標準來衡量過去這段歷史，兩蔣父子作風被視為「獨裁」，不足為怪；而小蔣受命督導情治工作，其對五○年代台灣「白色恐怖」所應負之政治責任也無從迴避，但若把時光回溯至半個多世紀以前，或許我們更想知道，當時參與其中的蔣經國，其內心的想法究竟為何？

中共第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第三份「歷史決議」，公報提及涉台內容：「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堅決反對台獨分裂行徑，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涉，牢牢把握兩岸關係主導權和主動權。」有學者指出，這份公報納入台灣議題值得關注，因為中共將涉台內容放入歷史決議具有象徵意義，代表北京將解決「台灣問題」鑲嵌進中國未來發展進程。

兩蔣日記陸續解密以來，世人又有更多機會一探蔣家父子內心，以及兩者對治國態度、因應國際局勢的差異。學者林孝庭指出，兩蔣父子的差異，在於從地方治理開始政治路的蔣經國，作風相較下更務實，包含1970年代退出聯合國、美中建交，面對國際關係改變時，除了極大化外交可能，也希望走本土化路線、鞏固與台灣人關係。

前總統蔣經國過世33年來，其歷史地位與評價仁智互見。台灣老百姓感念在蔣經國領導下，安然度過內政、外交與經濟上的重重難關；特別是他在1970年代推動「十大建設」，帶領台灣經濟起飛，入列亞洲四小龍。蔣經國又在政治上啟動本土化，大量提拔本省籍菁英，並於晚年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開啟兩岸交流之窗。

一九八四年秋天「江南案」的發生，加速台灣威權體制走向終結，開啟全面民主化之路，而在外交與兩岸政策上，國府內部也經歷一段激烈的路線之爭，「亞洲開發銀行」（AsianDevelopmentBank，簡稱「亞銀」）的會籍爭議，把台北當時的糾結清楚地展露出來。亞銀在一九六六年設於菲律賓首都馬尼拉，中華民國是創始會員國之一，因不隸屬聯合國所轄組織，因此台北退出聯合國後，北京無法自動取代會籍，八○年代起中共積極運作加入亞銀，美政府無法反對北京入會，卻希望保住台北的會籍，因而主動協商，希望國府比照奧會模式，在參與名分上彈性處理，譬如改以「台灣．中國」（Taiwan,China）的名義參與，換取北京不堅持台北必須除籍或降級。

兩岸之間透過香港或其他第三地進行似有若無的接觸傳聞，在一九六六年中國大陸發生文化大革命之前，一直沒有中斷，蔣經國在日記裡多次提及曹聚仁來函，而陳誠、黃少谷等黨政要員也都收到來自對岸周恩來、張治中、傅作義等人的私函，內容涵蓋國共第三次合作、外島停戰、北京援台、雙方換俘以及台灣派團前往大陸交流等，其中較值一提的是，包括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曹聚仁代表北京向台北提議，以一九四九年被中共俘虜的前國民黨將領黃維、杜聿明與康澤等十人，交換遭蔣介石軟禁的張學良，以及中共以兩億美元購買在台故宮文物。

一九六七年二月的最後一天，美國務院收到一份來自台北大使館的機密電報，其內容是大使館政治參事傅嵐（JerryFowler）與彭明敏、衛理公會傳教士唐培禮（MiloThornberry）與納嘉岩（NishanJ.Najarian）等人餐敘的談話紀要；彭告訴這些老美，蔣經國正與北京暗通款曲，彭的一位日本學界友人透露兩年前小蔣訪美結束取道東京返台時，曾與在日本的中共人士秘密接觸，證據確鑿，彭因而認定一旦老蔣去世，小蔣將把台灣拱手交給北京治理。

「（自澎湖）回到台北與妻兒聚首，此時此地見面，更有一番感慨，我們將要長期流亡了。」─蔣經國日記。

《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一書以10個章節篇幅，從軍事情報、政工、白色恐怖、外交、台獨運動、民主化、本土化、民生與經濟建設、兩岸關係等全方位視角，剖析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台灣後的蔣經國與其政治生涯；這段歷史過程呈現了國府於國共內戰中潰敗、自大陸倉皇撤退播遷來台之後，如何在風雨飄搖中站穩腳跟，並利用冷戰國際兩極對抗態勢，維持在台統治之正當性。本書同時也揭示70年代起，當國際政治格局發生根本性轉變、國府失去代表「中國」之正統地位後，台灣如何從威權統治逐步走向政治本土化與民主化的曲折進程；在一定程度上，1949年後蔣經國的從政經歷與權力之路，未嘗不是二次戰後中華民國在台灣各方面發展的一個縮影。在本書結語部分，筆者利用一些篇幅來探究蔣經國是一個怎樣的領導人物，其政治性格如何被型塑，接班人選議題，以及吾人應當如何評價台灣時期的蔣經國。

1971年秋天，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台灣最重要的盟邦美國也開始推動與北京的關係正常化，國家面臨重大危機，讓當時已取代年邁父親蔣介石逐步接掌國政的蔣經國，決心開啟台灣政治「本土化」工程，藉由栽培與吸收更多本省籍菁英進入黨政體制之內，配合政府推動政治革新與經濟建設等策略，以維繫國民黨在台威權統治正當性，此一政治工程讓蔣經國開始注意到李登輝並栽培之，結下彼此之間往後近二十年的深厚緣分。

爭議多年，蔣經國日記終於要由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公開。胡佛研究所強調公開日記不涉及所有權之爭，而是考量學術研究需求。這批日記確實是兩岸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史料，中央社越洋專訪出身台灣的胡佛檔案館東亞館藏部主任林孝庭，解析背後的意涵。

中華民國在台灣到底還能有多少年？所謂的「維持現狀」到底是維持「中華民國」的現狀？「台灣」的現狀？還是「兩岸關係」的現狀？如果是兩岸關係，這個所謂「現狀」的定義，是兩岸各自片面解讀？各自解讀後的諒解維持？還是各說各話的僵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