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敬一專欄  

台灣是充滿聲音與憤怒之處，沈默時刻反而不尋常，最近一次如此喧囂的沈默，應該就是在面對所謂的稅改，林全卸任院長前夕推出稅改留與後任的賴清德內閣，針對如此攸關重大之務，在野政黨幾乎無人關注，連具進步性的時代力量、社民黨也毫無動靜，環諸其他國家，台灣真的不能算是正常國家。

十二年前在友人介紹下拜讀漢寶德先生的大作《漢寶德談美》（聯經出版），覺得是一本深入淺出、又具知識性、啟發性的好書。我們這一輩的人年幼時家境大都不好，學校教育也不夠全面，因此在主觀能力與客觀環境上，都缺少接受美學教育的機會。漢先生大作我也許未能全然理解，但是有感覺、有共鳴、有體驗，自然也就有收穫。讀書能夠得到前述「四有」，那真是一種享受。

台灣的環境影響評估法13條指出，環評審查要在接案後60天內做成結論；通過也好、不過也好，都得有個答案。可是坊間《天下雜誌》的報導卻指出，台灣環評審查時間平均是300天。大家都會狐疑：明明法條審議時間上限是60天，怎麼會得出平均300天的結果？更何況，這300天並不包含中途撤䅁的；中途撤案可能代表不勝其擾，如果把這些案子也加進來，平均審議時間可能比300天還多。

立委黃國昌質詢關於台灣所得分配是否公平，與行政院主計長石素梅有些爭議，又引起閱聽人的後續評論，風傳媒的朋友希望我寫個文章釐清爭議。我對於這些爭議當然有看法，但是由於爭議雙方分別被人貼上了政治色彩，任何人表示意見好像就是站邊。這種「以顏色區分一切」的惡質現象，實在很糟糕。以下的評論，我只想從社會科學的角度談清楚「所得分配」的衡量，算是給「網路社區大學」的補課吧。

柯P當上市長之後，值得批判的事情不少。對人欠缺尊重啦、不懂基本禮儀啦、莽撞政策導致塞車啦、市府主管異動頻繁啦、發言粗魯得罪外賓啦，例證罄竹難書。有些事例其是非極為清楚，可是卻難以撼動其民調，我認為有兩個因。其一，網路上經常出現類似這樣的反駁字句：「柯P再怎麼差，也比舊官僚要好」。這樣的對比太輕易地將對柯P的客觀批評，簡化為「柯P與其對照組二選一的選擇」，使得理性評論難以進行。其二，發動或參與指責柯P的，經常是勝文(或藍軍)的支持者。這又使得閱聽人覺得這些指責好像在隱喻「看吧，你們當初投票投錯人了吧」。若是產生這種聯想，也會形成「柯P與勝文二度對決」錯覺，扭曲了事件批評的本質。我想要呼籲的有兩點。一、勝文支持者請拋棄「我將再起」的先驗期待；唯有如此，才能「淨化」柯P指責者的公正客觀性。二、柯P支持者請放下「指責柯P者都是在支持舊官僚」的錯誤二分；也唯有如此，才能理性化評論，給予公僕應有的監督與壓力。以下，要更深入一點分析。什麼是柯P對照的「舊官僚」？這很難定義；但是以下的官僚致詞典型，大概能喚起人們對舊官僚的想像。「今天---是我們---中華民國---八十年來---的一個---重要的---日子。---本人---在這裡---要代表---XXXX的朋友---說---幾句話---」。舊官僚的致詞就是這樣：假莊重、溫呑、一百字唸五分鐘、折磨大家的耐性、內容大而空，煩死人。致詞若此，結果當然是媒體沒興趣、人民沒興趣、儀式重於實質。這樣的舊官僚，政壇上一堆。

監察院最近去函經濟部、科技部、教育部等機關，要求他們對於最近行政部門所推動的「產學合作案」、「創新創業激勵方案」、「創新育成中心」運作情形等提出說明。監察委員所提的問題不只詳細，幾乎是到了擾人的地步。函文要求回覆的問題正文有26則、表格有11張，兩個附錄又有11題與4題。問題內容包括育成績效、資本額增加數、營收額增加數、員工增加數、多少家公司育成上市櫃等等。

在上週的總統候選人辯論會中，某位候選人主張調高基本工資，認為如此可以「帶動經濟成長」，引發一連串口水戰，甚至說美國幾位經濟諾貝爾獎得主也這樣主張。基本工資要不要往上調當然可以討論，但是若說「調整基本工資可以帶動經濟成長」，而且說2014年有7位經濟諾貝爾獎得主寫信給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Obama）持此意見，那就是混淆視聽了。我心想：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再不濟，好像也不致於昏聵至斯。雖然我不想扯進選舉口水，但是學理是非之辨，倒不能睜隻眼閉隻眼。政治人物不是常說「選舉是一時的，XX是永遠的」嗎？2014年元月確實有600多位美國經濟學者聯名寫信給美國總統，信中有三個重點。第一是說美國基本工資已經5年未調整，建議要每年調整時薪0.95元，連續調3年，希望2016年能夠達到10.10美元。第二是分析如此調薪能造福多少低薪者，能如何改善他們的生活。第三是強調美國調升基本工資對失業率的影響很微小，不致於有後遺症。我東看西看，左看右看，不知道這與加薪帶動經濟成長有什麼關係。如果有誰得到這種結論，那麼這個人恐怕要去檢測智商，看看是否只有柯文哲開根號。真的要深入分析，美國與台灣實在有太多差異；老美的政策論述搬到台灣也是處處扞格。美國過去一百年早就是「創新經濟」的典型；年經濟成長率平均二點多趴，雖然不高，但卻是經濟發展後期的創新驅動模式，殆無疑義。台灣則在15年前經濟成長率動輒七趴、八趴、九趴，呈現經濟發展初期與中期效率驅動的特色。但是到了最近十幾年，傳統的效率驅動已成強弩之末，但是銜接的創新驅動力卻尚未開展，這就是當前台灣經濟的困境，也是我們需要突破的關鍵。任何人只要用膝蓋想就知道，要突破這種困境，實在與調整最低工資沒什干係。如果這麼簡單的思考都有困難，那麼應該去做膝關節檢查。

十二月中旬哈佛大學法學院法哲學教授CassSunstein來訪，我聽了他兩場演講，事前讀過他的一些書，那幾天也有機會在吃飯時與他聊聊。兩年前，另一位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MichaelSandel來訪，此人也是大大有名。Sunstein與Sandel兩位都是有群眾魅力的學者，前者Nudge一書據說全球大賣75萬冊，而後者教學影片的開放上線更有上百萬閱聽人。

我在擔任國科會主委時，定下了嚴格的「利益迴避」規範。由於國科會（現在的科技部）許多次長、司處主管都是借調自大學，當他們主導科技預算分配時，難免會偏袒或關注自己熟悉的領域、自己原本任教的大學、自己的同事長官。若是這樣，則預算分配一定不公平，也必然沒有效率（因為不該得到研究經費的會因為次長、司處長的護航而得到，也同時使該得到研究經費的得不到）。我當初定下的規範是：包括(含）首長以下的所有借調官員，不可以對自己原服務單位的任何計畫發言、簽注意見。如果一定有必要表示意見，要主動揭露自己的利益關係。據了解，這個內規並沒有修改，目前仍然有效。任何公正的人都知道，以上所描述的迴避與揭露，是一個好的制度。但是除了科技部，許多其他部會，也有審議分配預算的人與「原服務單位」有利益瓜葛。例如經濟部的工業局、能源局、行政院科技會報、衛福部、教育部等等，都審議不少研究或計劃預算。許多朋友告訴我，最近他們在審查預算時，主事者不但沒有利益迴避，甚至因為預期在幾個月後就要政黨輪替，拼命在最近爭取通過「多年期計劃」。他們的算盤是：趁著政黨輪替之前，趕快為自己的大學、同僚、長官、團隊、甚至學生，搶奪一些跨年度計劃，以便可以「多年經費無虞」，不必逐年再審。用白話文來說，「即使政黨輪替換手了，跨年計劃經費卻不會換手」。

今年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七十週年，全球許多國家都在六月至九月有紀念活動。但是這些紀念活動在歐美、亞洲調性卻頗為不同。歐美國家對於七十多年前德國納粹的侵略、屠殺猶太人等，都有較為一致的是非判準，但是亞洲各國則由於日本對二次大戰態度的閃爍，而仍然存有芥蒂。不論是參拜靖國神社、歷史教科書內容等，在日本與東亞諸國之間迭有爭議。八月中旬《經濟學人》雜誌有一長文，刻劃亞洲諸國對二戰態度的歧異。該文分析，亞洲國家對日本仍然心懷忌怨，當然與數十年來日本的態度有關。但是日本之所以對八十年前的侵略行為悔意較少，也有其歷史背景因素。

1992年台大校長遴選委員會對十幾位校長候選人做面談篩選，我是遴選委員之一。當時因為解嚴未久，社會還相當保守，所以遴選委員會面談候選人的題庫中有這樣一則：「如果您當選校長，您要如何面對對（外界認為）敏感的校內學生社團，如『建國俱樂部』、『同性戀研究社』」。我們希望能由此問題，測試候選人的開放性與多元性。已經去世的黃崑巖教授時任成大醫學院院長，也是台大校長候選人之一，他的答案是：「幾年前我還在美國教書，成大要創辦醫學院，請我回來，我就答應了。如果當初找我的不是成大，而是韓國的某一所大學，我可能也會去；因為對我而言，『教育是在政治之上的』。韓國我都願意去了，統獨於我何有哉？」黃崑巖的答案令眾多遴選委員拜服，而「教育在政治之上」這句話，也對我產生很大的影響。

我相當敬畏的前財政部長李述德上個星期又對「稅」發表意見。他認為台灣的證交稅千分之三裡面已經內含證所稅，所以證所稅不該再行開徵。目前已經立法通過但是開徴一延再延三延復延的證所稅，李述德認為是造成今天台灣股市不振的禍首。媒體報導指出，為了救股市，政府也在考慮降證交稅。

看到台大學生為自己登山而募款的新聞，我心情非常沈重。一方面，是感慨頂尖學府的學生與老師，似乎對於社會應對依止的基本原則相當盲然；另一方面，則是發現年輕人離現實社會如此之遙遠，也加深了自己對台灣前景的不樂觀。

2009年調降遺產贈與稅迄今，已經六年多了，終於有媒體提出呼籲，認為應該要重新檢討調高稅率。我曾經斷斷續續講過幾次有關遺贈稅的理論基礎，但是每次都限於篇幅而不完整。現在，就讓我把遺贈稅的理論基礎與當年醜態一次講清楚，希望能對現在調高遺贈稅的共識有些幫助。

看到《風傳媒》宣明智西進對岸，協助大搶台灣人才的新聞，我感慨很深。

「長照法」三讀通過了，但是真正關係長照執行的「長照保險法」還沒審議。我的意見很簡單：先別急著審；先讓我們把「長期照護」的社會保險本質弄清楚。以下，我從幾個基本數字開始談；先說數字、再講觀念。一、台灣的租稅負擔率（分子為總稅收，分母為GDP)是12.6%；美國、韓國接近19%，法國德國接近25%，北歐諸國接近40%。這些數字每年小有變化，大家大略知道即可，不必拘泥。如果加上社會安全捐，台灣租稅負擔率改為18.5%，而德國法國約為40%上下，美國24%，北歐接近45%。二、台灣的福利制度大概不及北歐，但是比美國要好。台灣與德國較難比較，健康與就業方面的保障各有利弊。但是大體而言，在加上長照之後，我們的福利涵蓋範圍大概在美國與北歐之間，可能比德國還好一些。三、福利制度關照面越廣，人民所需要繳納的費用就越高。不論這費用是以租稅或保險費（如全民健保的6%保費）或捐（如香菸捐）的形式課扣，也不論這些費用是被保險人或僱主或政府負擔，無論如何就是某種形式的人民租稅負擔。

台灣是否要加入亞洲投資銀行一事，最近引發不少爭議。這些爭議包括沒有經過內閣審慎研議、送件是否適合「請國台辦轉交」、台灣參與究竟有什麼角色可以發揮、是不是該先經立法院同意、台灣加入是否等同於做「中國霸權」幫兇、有沒有賣台疑慮等等。這些爭議正反雙方都有合理的切入點，但是我傾向分「議題」與「情境」兩個不同的面向思考，這樣才比較容易聚焦。不心諱言，自去年318學運起，台灣民眾對於馬政府的兩岸決策有相當高的不信任感。如果兩岸經貿交流究竟誰獲利、交流是為了哪些產業目的等簡單問題都講不清楚，只能含糊地說「利大於弊」，那麼在貧富差距拉大、薪資多年凍漲的大環境下，台灣社會既有「我生活也沒因為交流而得到改善」的普遍不滿情緒，兩岸政策就難以獲得多數人的認同。如果再加上「兩岸一番榨、二番榨利益都被xxx等人拿走」的民間耳語及想像，這種情境下社會有強烈的反中情緒，是可以理解的。

不是不是！我是逃漏稅「研究」專家。全世界財政學文獻有關公司（而非個人）逃漏稅的研究，大概我是大尾首謀之一。台灣凍薪多年是個複雜的問題，需要認真想辦法解決。因此我反對用修改公司法或加薪減稅等懶惰又民粹方式唬弄人民。可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所以只好發揮我逃漏稅的專業，告訴政府，企業面對「加薪四法」可以如何閃躲。我的重點是：如果企業能夠找到閃躲之道，那麼加薪修法還有路用嗎？難道不會產生許多後遺症嗎？

「創新創業激勵方案」是大約兩年前我在國科會任主委時推出來的。更早一些，大概九年多前，我與台大陳良基副校長、陳炳煇教授幫宏碁基金會開辦的「龍騰微笑競賽」，應該是創新創業方案的1.0版。國科會主管全國科技研發，每年獎補助幾萬件科技研發創新，我們眼看教授學生參與各種科技比賽獎牌一堆（世界三大發明展每年150面金銀銅獎牌）、專利如山（全球第五），但是付諸產業應用者少，非常可惜，遂有推動這個方案的構思。因此，創新創業方案的目的，就是要把既有的研發上游能量，往前推一把，幫台灣邁向創新經濟加一把勁。

最近馬雲來台演講掀起風潮，大家都在討論他對年輕人的建言與鼓勵。而馬雲要以百億資金為台灣年輕創業家成立基金，更是引起轟動，甚至引發國發會的緊張。國發會的新聞稿指出，台灣有花博園區、有國發基金，而中國大陸環境不穩定、充滿潛規則，結論當然是：台灣比對岸更適合創業。但是究竟什麼是創業呢？行政院聽說有四個政務委員共同督導創新創業，但是他們懂得此中關鍵嗎？李開復在對岸創設夢工廠、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也有知名的媒體實驗室（medialab)，台灣是不是可以依樣畫葫蘆呢？創新創業需要松山菸場、花博、空總、官邸這麼多的園區林立嗎？這些問題，真的需要好好思考、好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