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治不民主  

30年前，中國亦如其他亞洲的開發中國家，人口眾多、人均收入低，人均資源匱乏。中國自1978年以來修正共產主義教條，進行改革開放。改革之後，保有超過30年的快速增長，改善人力資本，開放外資外貿，為私營部門創造了更好的投資環境。穩定的經濟增長，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天番地轉的變化。自1990至2005的15年間，中國保持了人均收入8.7%的增速，傲視全球，為改革開放亮麗的成就。

如果說英國大選因保守黨首相蘇納克在5月22日宣布將於7月4日舉行的大選無論是日期還是結果或多或少人們還有些心理准備，那法國的大選則事出突然，完全出乎人們包括觀察家的預料。6月9號晚，在歐洲議會選舉結束一個小時後，鑑於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在大選中獲得超過31.37%的選票，而執政黨的候選團隊只獲14.6%左右的選票，不及其一半，馬克宏在電視講話中宣布解散議會，將於6月30號星期日舉行議會第一輪，7月7號舉行第二輪選舉。法國政壇突爆了一顆原子彈，所有人皆措手不及，他所屬黨的總理，議會主席等事先皆不知情，且在宣布前臨時被告知後都對此表示保留也未果。此舉立刻引發各方的強烈反彈，包括其陣營內部強烈的不滿。

前陣子輝達（NVIDIA）執行長黃仁勳來到台灣，不但推銷台灣夜市美食，更掀起AI旋風，引起國內外媒體爭相報導。他在台大體育館發表主題演講，深入淺出地介紹輝達領銜AI研究的主要項目，並稱技術支援皆來自台灣高科技團隊，近百先進科技公司列名於他致謝的演講背景。

《古巴：一部追求自由、反抗殖民、與美國交織的史詩》是美國歷史學者艾達．費瑞的新作，榮獲二○二二年普立茲歷史獎，也是近年探討古巴歷史的重要著作。誠如作者所言，「古巴歷史的眾多功能之一，就是作為美國歷史的一面鏡子。」這篇推薦序，我將提示古巴歷史的重要人物並凸顯本書要點，特別是美國和古巴之間的關係。其後，另就本書較未論及的三個古巴現象，略作補充。

立委賴品妤在太陽花學運政治出道，原先掛著「追尋公平正義的革命青年」的人設，不料近日在幫執政黨當政治打手、攻擊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核電政策時露了餡，被發現不但是個和公平正義扯不上關係的政二代，老爸賴勁麟當時還身兼雲豹能源在內的十數家綠能企業董事長。打侯不成的賴品妤自己反而被掛上「雲豹小公主」稱號，民調也跟著直直落。

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走到一半，世界政治發生劇烈的變化。

義大利倫巴底區衛生與福利部長GiulioGallera日前對媒體說出了全世界的心聲「該疾病的傳播速度超乎尋常，比我們預測的，比中國提供的資料都快得多」，事實上截至3/18日，全世界確診武漢肺炎的病例已經達到193240例，累計死亡人數7855人，台灣累積確診病例破百，連北極圈內的格陵蘭都傳出疫情，美國總統川普「不顧中共的反對」和種族歧視的指責，在推特上直接稱「這是來自中國的病毒」，這一切的源頭，都指向2019年底時，中國政府向WHO及全世界隱匿了新型冠狀病毒爆發的疫情，而這一個謊言，正隨著疫情的發展在全世界蔓延。

在總統大選期間，社會運動往往被壓抑下來，也突顯出集體政治狂熱下的藍綠二元對立政治意識形態，這兩種政治意識形態逐漸掏空台灣的「自由」與「民主」、社會議題的討論空間被侵蝕，各種社會議題最終全部集束在政黨與政治意識形態的對立之下，想要對抗中共來保存台灣的「自由」與「民主」，卻讓「自由」與「民主」的實踐難以伸張。如果台灣社會與社會運動沒有從一個特定的社會當中的具體實況、歷史脈絡來實踐「自由」與「民主」，「自由」與「民主」將會是空洞的、貧乏的。同時，如何回到民眾主體、思索自身與政治之間的關係，並且從國家與政黨的政治意識形態解放出來，落實公民在日常生活的具體實踐，無論是參與街頭運動、討論社會議題、參與民間組織、落實不同位置的對話的可能性等，才是真正從「昏厥─覺醒」的情緒當中醒轉的良方，也是真正以民眾為主體的、關懷社會現實的多元「政治」。《新國際》

近日，中共駐美大使崔天凱與我國外交部長吳釗燮在推特（Twitter）上隔空打筆戰，先是崔天凱在其推特上宣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然後吳釗燮在外交部的推特上則以「應該先讓中國人民擁有推文的自由」回應。吳釗燮的邏輯是，因為台灣人享有在推特上推文的自由，而大陸人沒有，所以台灣比大陸自由。因而他這個來自台灣的外交部長，理所當然的可以表現出對這個當今世界第二強國駐美大使的不屑。

選戰進入末期，本該是藍綠對決的劇碼，但不管大戰略方向怎麼定，綠營就是無法克制要打柯文哲的衝動；然而，柯文哲對民進黨的威脅某種程度是想像、甚至營造出來的，柯文哲即使連任台北市長，恐怕仍是光桿市長一個，政論節目每天編派流言修理他的劇碼，也不會消失。

台灣教授協會26日在台大校友會館舉辦「一帶一路」因應策略座談會，邀請各界專家學者，針對中國一帶一路兼具經濟與國防的雙重戰略，深入探討與剖析。台大經濟系退休教授張清溪認為，一帶一路是政治目的，2萬多家中資企業的海外投資，「90％以上都是虧損」，中油、中石化的中層官員也藉機挾款外逃，讓中國很多人質疑一帶一路的經濟價值。

下圖無關本文主旨，只是請大家看一眼民國時的雜誌如何使用「緊跟」一詞。

今晨閱報後有一道深刻的提問：如果專制復返可以讓我家人衣食飽足，那麼還需要民主嗎？

自由民主是好事？人們應該為好事而高興。但是在台灣，自由民主雖也是政治正確的話語，但總掀起強烈的負面情感。比如，同樣在彰顯台灣自由民主時，可以看到李凈瑜的憤怒、顧立雄的焦慮、柯文哲的輕蔑、太陽花的沮喪。他們的共通方法，是選擇某個不民主不自由的對象，透過拒斥，來建立自尊。柯文哲嘲弄新加坡與香港像鳥籠，覺得還是台灣的民主自由好。外界有人覺得他太輕挑，但是幾乎可以預言，如果他不輕挑，難不成得訴諸憤怒、焦慮或沮喪的態度？簡單說，輕挑反映的固然是他的風格，但是無論他是什麼風格，跳脫不出的在地規律是，台灣的民主自由永遠與負面情感共同出現。鳥在籠外，可見到籠中之鳥，鳥在籠中，也可隔著鳥籠看飛鳥。籠裏籠外到底誰的空間大，是個政治想像的問題，因此籠中之鳥對飛鳥表示同情，也就不足為奇。新加坡人與香港人對自己的政治體制有壓迫性，清楚得很，但是對台灣是否因而會羨慕，就各有立場了，端看他們從籠子的什麼角度切入而已。台灣人對自己的政治體制沒有比較的眼光，不像新加坡或香港人可以經過比對，從外界眼光看自己，因此知道自己所處的政治體制難稱完美。這種意識，台灣人難體會，畢竟我們只有從自己看自己的內部視野，所以內部的政治正確性就是一切，政治正確性不但決定我們是什麼，也連帶決定別人是什麼。

1954年2月底，在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期間，吳國楨上書國民大會，指陳政府六大缺失。其要點為：

【抗殖反篩選自主港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