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岡村寧次  

提到二戰時的中美聯合，除了在空中作戰的「飛虎隊」（TheFlyingTigers）之外，人們所最津津樂道的就是中國駐印軍與中國遠征軍兩支滇緬戰場的主力部隊。仿佛到了抗戰末期，中國本土再也沒有英勇的抗日事蹟。畢竟日本自發動太平洋戰爭以來，就已經進入了歷史的垃圾時間，無論是蔣中正還是毛澤東都認為日本遲早會為美國所擊敗，都不願意將重心放在對日作戰上。

每年的「九一八」、「七七」、「一二一三」以及「九三」等對日抗戰相關的紀念日，中國大陸都會陷入狂熱的民族情緒之中。近年來受到官方仇日教育的鼓動，對岸小粉紅的行為也越來越極端，輕則在圓明園跟蹤騷擾日本遊客，重則對國際學校裡的日本孩童下手，自卑的形象完全讓人感覺不出今日的中國人是對日抗戰的勝利者。

1944年7月22日，一架美軍C-47空中列車式運輸機緩緩降落在延安機場的跑道上，從機上走下來了八名美國軍官與一名外交官。他們是歷史上首批抵達中國共產黨「革命根據地」的美國官方代表團，不只為美國與中共之間的軍事交流拉開序幕，同時也可以視之為當今華府和北京外交關係的起點，意義十分深遠。

今年4月28日為《中日和約》簽署72周年，有關於台灣和澎湖的主權歸屬究竟有沒有透過這紙和約得到徹底的解決，多年來一直是藍綠雙方學者爭論不休的問題。正如國史館現任館長陳儀深所言，《中日和約》延續了《舊金山和約》的精神，日本指宣佈放棄了台灣與澎湖，並沒有明確指出將台灣與澎湖的主權交給哪一個國家。

1944年4月17日，在支那派遣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岡村寧次的一聲號令下，配屬日本陸軍第37師團的獨立混成第7旅團由河南省鄭州橫渡黃河，打出了日軍「一號作戰」的第一槍。「一號作戰」分四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的目標是拿下國軍第1戰區司令部所在地洛陽，打通從北平到武漢的平漢鐵路，此一階段之作戰因為發生在中原，被國軍稱呼為中原會戰或者豫中會戰。

今年8月6日，是人類第一顆原子彈被當作「試金石」78周年紀念日，不幸的是首先用在殺人上！不過不能怪美國，因為美國在跳島作戰時，因日軍頑抗，讓他們損失慘重，且日本應該「感謝」美國這兩顆原子彈，否則他們後果將更淒慘。

美國聯邦眾議院剛通過《臺灣國際團結法案》，主張一九七一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第二七五八號決議內容不涉及臺灣在聯合國的法律地位，現待參議院審議。此舉引發國內若干人士熱議，認為這是美方「挺臺」為臺灣國際地位建立法理基礎的重要里程碑，甚至有人認為建立新國家的「法理臺獨」有望，但這恐怕只是淪為對國際政治現勢的一廂情願。

今年是黃埔建軍99年，為了迎接明年黃埔建軍100周年，無論是鳳山的陸軍軍官學校、中央軍事院校校友總會還是台北市政府都舉辦了盛大的慶祝活動。當然對岸的中共政權，也不忘利用這個機會邀請台灣的部分退役軍人或者深藍政治人物前往廣州參加紅色版本的黃埔校慶，以推廣所謂「第三次國共合作」的意識形態。

今年是鄂西會戰爆發80周年，在台灣的我們對這場戰役最大的記憶無疑是胡璉將軍率領第11師將士死守石牌要塞，擊退日軍攻勢打出所謂「東方史達林格勒」的奇蹟。由於胡璉為前副總統陳誠的手下愛將，在古寧頭戰役中立下大功，又在八二三砲戰期間擔任金門防衛司令部司令，國軍提及1943年鄂西會暫時首先提到的都是他的貢獻。

《交手：鈕先銘與二廳‧警總‧大陸工作處》這本書，緣自胡璉故居紀念館暨研究中心於民國一一一年十月七日舉辦的「南日島戰役七十週年研討會」，由於該館館長桂天的推薦，我跟鈕則堅先生一起合作了論文〈從西方公司的成立一探情治單位的奪權鬥爭〉，並由他宣讀，侃侃而談當年他父親鈕先銘將軍，以及蔣經國、王新衡、鄭介民、毛人鳳、葉翔之等情治大員間的鬥爭內幕，在在讓與會者彷彿嗅到血腥般，無不亢奮。

戰後，所有牽涉日本方面的工作，包括漢奸，都歸先嚴鈕先銘這一處負責。

民進黨在九合一選舉中慘敗，民進黨立委蔡易餘指出，父親蔡啟芳認為這次選成這樣，第1戰犯就是民進黨團總召柯建銘，第2個是新竹市前市長林智堅。對此，柯建銘於臉書發文表示，「把我與林智堅推出去斬首示眾就好了。」

提到中共如何在1949年奪取政權，現在恐怕就連大陸方面的學者也不會否認日本的入侵幫了大忙，可關於日軍是如何幫助中共的，學界還有許多討論。日軍進攻中國，確實是嚴重削弱了中央政府的軍事力量，不過公平客觀來說，共軍也並非全無抗日。即便蔣與毛都希望保存實力，甚至於期望日軍削弱對方，他們手下的軍人至少到1939年以前都還算合作無間。

今年4月28日是《中日和約》簽署70周年，當時筆者正忙著從美國飛回台灣，沒有時間撰文紀念這個影響戰後兩岸歷史發展的重大日子。好在今年8月5日為《中日和約》生效的70周年紀念日，還有討論這個議題的機會。《中日和約》事實上將另外兩件重要的歷史事件緊密連結在一起，一是發生在85年前的對日抗戰全面爆發，二是50年前中國大陸與日本之間的「關係正常化」。

今年是國共分家95周年、日本全面侵華85周年以及太平洋戰爭爆發81周年。三個日子看起來毫不相干，實際上卻緊密連結在一起。國共在1927年的分家，毫無疑問提升了「基督將軍」馮玉祥在國民政府裡的軍事地位，他手下的西北軍更因為在1937年「盧溝橋事變」中打出抗戰第一槍，成為中華民族抵禦外侮的象徵。

抗戰期間，日軍占領了中國半壁以上的江山，北平、上海、南京、廣州、武漢、長沙、衡陽等重要都市，一一落入日軍之手，但日軍卻始終沒能進攻國民政府的抗日中樞重慶。

過去3年多，筆者通過收集資料、思考以及與別人交換意見陸陸續續地發表了大約10篇有關汪精衛的中英文論文。

今年8月15日，是大日本帝國太平洋戰爭戰敗投降76周年的日子。一般人對於日本為什麼會投降，常常以「屈原」還有「蘇武」兩個中國古人的名字來討論到底原因何在。

1944年的豫湘桂會戰原是日軍垂死前的掙扎，但卻是中國抗日戰爭中最大的一次軍事失敗，短短8個月，國府失去了146座城池、7個空軍基地和36個飛機場；4月起河南的豫中會戰，國軍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副司令長官湯恩伯統兵超過40萬，三、四倍於敵人，但卻不戰而潰，短短36天便丟失了38座城池，潰退官兵軍紀敗壞，有些甚至因姦淫擄掠而被當地民團繳械。震怒的蔣介石將蔣鼎文和湯恩伯撤職，並交代陳誠查明真相，根據陳誠提交的報告：「第一戰區各部隊，走私、經商、吃空、賭博、盜賣公物，樣樣俱全，民憤甚大，且戰敗潰退時擾民相當嚴重，故屢遭民間武裝力量襲擊。」

提到抗戰中最具爭議的國軍將領，當非第31集團軍司令湯恩伯將軍莫屬。一方面，他被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大將視為蔣中正手下最能打仗的「支那第一猛將」，也確實在南口戰役還有台兒莊戰役中扮演了關鍵性角色，令日軍吃盡苦頭。湯恩伯部隊固然抗日英勇，軍紀上的表現卻很讓人失望，在河南一直被與洪水、旱災還有蝗蟲等天然災害相提並論，即所謂「水旱黃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