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平觀點  

我們高教工會今天選擇在教育部前面舉辦這一場記者會，心情是複雜的。因為關於大學教師弱勢中的最弱勢者，也就是被嚴重剝削卻沒有續聘保障的兼任教師，竟然有多達58所大專院校長達30年（1993－2003）從未調整鐘點費。這項“金氏世界記錄”真是金光萬道、晦氣千條啊！這是我們要的無限殊榮？還是奇恥大辱？作為教育最高主管機關的教育部，面對這樣血汗的的異化勞動，竟然能夠冷眼旁觀、放任不管。你們是吃了秤砣鐵了心、冷血坐視相應不理？抑或是，你們覺得兼任教師們“他們應該自己跟老闆爭取”，不關教育部的事？

針對立法院審議中的「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以下簡稱退場條例），筆者曾以「別讓退場條例成了校產五鬼搬運的任意門」、「我們為何反對行政院版的私校退場草案」、「私校退場條例圖利了誰？」、「私校退場條例無法防止永達悲歌再奏」等文剴切陳詞極力揭露「退場條例」中諸多合法掩護非法、圖利私校董事會、迴避校產公共化和犧牲師生基本權益的法律漏洞。

永達技術學院停辦迄今，已達7年之久。其教職員工生的權益受到校方嚴重侵害，主管機關教育部未能及時介入，以保障師生基本權益，造成教師遭積欠公保年金和資遣費，甚至多達46%以上的學生失學。

去年11月17日，教育部正式宣布解除康寧大學全體董事職務，因為該董事會違反私校法第25條，承諾捐資學校1.5億卻又片面違背。這是教育部依據私校法所進行解除全體董事職務的第一例，動見觀瞻，值得社會各界密切關注。

就應然面而言，台灣歷史上的私校成立，是為支援教育公共性之不足，鼓勵私人（捐資）興學，並且給予興學單位諸多在校地、校產和稅務上的優惠。此外，私校主要資源來自學生學雜費和政府各項獎補助，換言之，私校「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具備十足的公共性和公益性，絕對不容以營利為目的，儘管董事會是以財團法人名義組成。私校董事會的英文是"boardoftrustee"，也就是信託委員會的概念，不是公司董事會，私校當然也不應被視為私人公司。然而，執政黨許多行政官員和立法委員，卻經常刻意或無知地曲解此意，其居心叵測、令人不解。

首先，我必須聲明，在教育部補助有限、董事會挹注匱乏和沒有其它資源，須以學生的學雜費作大學主要財源的情況下，大學勢必將受到以物質基礎為主的結構性壓力，從而將招生視為重要手段，這基本上是可以理解的。

日昨，筆者所服務的大學舉行校務會議。

筆者首先要說明，這篇文章的緣起，是因為在筆者所服務的大學校園中，不經意地看到樹上掛著一幅反毒宣傳布條，其內容文字是這麼寫的：毒品新樣貌、你我要小心。除此之外，文字旁還搭配了一些圖案，包括代表死亡的骷顱頭、各式管制藥品和菸品等。而畫面的另一端則是面貌姣好健康的兩個女孩。

在最近20多年的台灣高等教育中，一個眼前看似榮景的現象，卻非常有可能預示著大學體質的徹底崩壞。一個從個人視野來看，是無比光鮮亮麗的成就，卻恰恰代表著學術整體的黯然無光。 

日前，針對愛家公投提出的「你是否同意民法婚姻規定應限定在一男一女的結合?」所舉辦的辯論會中，正方代表、政大商學院助理教授許牧彥指出，肛交和口交是不健康的，而陰道則是「無菌狀態」，並進一步說，陰道有40層皮，肛門直腸只有一層。此說一出，引起社會譁然。對於許教授的反智論證和危言聳聽，已有不少有識之士發聲駁斥，筆者在此無須贅言。然對於許教授言論的基本預設，那沒有說出來的論述結構，值得我們推敲反思。

風塵僕僕，從風城搭高鐵前往天龍國(台北)的台大集思會議中心，參加本校申請入學錄取新生親師座談會。本系只有一位新生(行政單位逕予錄取)，但本系除了我一位老師外，系助理也一同前來對這位同學表達歡迎之意，希望她最後的抉擇就是本校本系。除了各系老師和助理外，本校一、二級主管、招生單位職員和工讀生，都參與了這場座談會。北、中、南和校本部共舉辦了四場座談會。其他場次參加者比例如何，我無從得知，但台北場服務人員多於錄取新生則是個事實。

大學申請入學面試場域中的兩造--面試老師和考生，在短短數分鐘的對話語境中，所言所行和表情儀態，顯然會因為雙方關係中「強弱態勢」的翻轉，而主客易位，使原本應該謙恭有禮的考生，如今卻因為掌握強勢，而越益高不可攀、有恃無恐了。素來莊重威嚴的老師，現在則地處劣勢，也不得不卑躬屈膝、曲意逢迎了。

56歲的嘉義南華大學應用社會系副教授鄒川雄老師，因罹患大腸癌末期住在嘉義基督教醫院安寧病房，3月24日在嘉基禮拜堂舉辦了一場「人的盡頭，神的起頭」學術研討會及「生前告別式」。本文探討鄒川雄的生命哲學題綱。

我們都知道日常生活中有一種非常素樸的道德觀，它來自一句成語，那就是，「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換言之，一般人常會用一段時間的長度，來檢查一個人是否在不同時段，面對同一件事情時，是否心態一致、作風一貫，或者前後矛盾、昨非今是?也就是，我們很在乎一個人在道德原則上的一致性(consistency)。或是在某種面臨考驗的緊要關頭時，是否仍能義無反顧地堅守原則，所謂「時窮節乃見」。

台灣整體學術水平因為諸多結構性因素的扭曲，而愈益向下沉淪、趨於崩壞。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教育部和科技部所推出的諸多政策，是其中最主要的惡因。

筆者於70年代讀大學時，當時台灣尚未有通識教育領域和專責機構，只有共同科負責大學的國文、英文和其他共同科目。後來，在林孝信和黃俊傑等學者的大聲疾呼下，通識教育論述逐漸成立機構和有課程架構的實體。

日前，筆者代表高教工會參與由教育部次長姚立德和高教司長李彥儀主持的「玉山計畫」第2次諮詢會議。一些臨場的體驗和整體的觀察，深覺有必要在公共領域予以揭露。

在「大學何價?-高等教育的商業化」(UniversitiesintheMarketplace-theCommercializationofHigherEducation)一書中，作者DerekBok對許多美國大學校長屈服於外在利益，特別是市場的誘惑，而無法堅持大學的理念，進行了嚴厲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