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景遷  

史景遷的《中國縱橫》是一本光彩耀目的學術雜燴，經過他本人精心的排列組合，把他散在研究學報、文化刊物、為人題寫的序跋論文，以及懷念老師的紀念文章，整合成書。全書分成五個部分：中西文化交流、儒家理論和國家權力、中國的社會歷史、革命中國，以及懷念恩師的教導，可謂包羅萬象。有趣的是，從這本書不但可以窺知史景遷學術研究的方向，還可從中體會他一生研究中國歷史文化的動機與旨趣。

利瑪竇在華居住、工作時，在位的皇帝是萬曆，而在漫長萬曆年間（一五七三—一六二〇），由於皇帝不問朝政，充當他與官員之中間人的太監權力特別大。利瑪竇很快就知道，太監控制獲利甚大的大運河漕運，因此，只要能和太監同行，他就和他們同行——權勢甚大的太監能快速通過一道道閘門，而正常情況下，過閘的船可能要付高額費用，且仍可能要等上四、五天才能過閘。

馮可參在《郯城縣志》傳記部分所書寫和徵集的記憶，要求的是最高的標準，並宣稱代表了最高的標準。這對女性而言，較男性來得更為真實，而這些「節烈婦女」傳記的傳播，是地方賢能之士——他們完全根據政府宣稱的價值觀行事——將心目中正確的女性舉止，強加在他人身上的重要方法之一。他們所謂的正確舉止，一般是就女性對丈夫而言。因為五十六篇印於一六七○年代的郯城女性傳記，只有三篇是關於未婚女性的，而這三位中，又有兩位是已訂婚並準備結婚的。他們鼓勵的德行有貞潔、勇敢、不屈不撓和對通行的等差制度毫無疑問地接受——必要時甚至以死相從。這些女性中，有十五位自殺，其中十三位自殺的動機，是忠於過世的丈夫或避免遭到強暴，因為強暴會讓先生和太太一起蒙羞。相對於黃六鴻嚴厲批評的為復仇或出於憤怒而自殺，這些自殺（如果是沒有子嗣的女性）在道德上被視為「正確」，因為它們顯示出女性對丈夫的高度尊敬。即使先生在地方上不再擁有良好的聲名，這些自殺仍為人稱讚——從高氏的例子可以看出。這位女士前往探視病篤的丈夫，後者因謀殺罪繫獄。在牢裡，她企圖用纏腳布吊死自己和先生。她的企圖被獄卒擋下來，並不許她再探監，她只好到城隍廟，向城隍祝禱道：「婦人從一而終，夫之不幸，妾之不幸也！奈何獨生？妾志定矣。與其身殉于終，孰若斷之于始。妾之事，惟神鑑之。」於是她在城隍廟的廊下上吊自殺。這些自殺事件，不限於受過理學忠貞思想洗禮的士族成員：在丈夫因病過世後自殺的劉氏，是木匠的女兒，她的丈夫是個農場工人；另一位則嫁了一位在李家莊和萊吾鎮之間買賣往來的小商人。

天安門廣場，一九八九年春許多撼動人心之事的發生地，係中國境內最讓人情感澎湃且發思古幽情的地方。天安門本身甚為古老且美麗。它既是外人進入紫禁城遼闊內部空間所要經過的大門，也是皇朝內外廷人員出皇城，進入公共空間領域和革命記憶領域，所要行經的大門。天安門前廣達九十英畝的廣場上，矗立著人民英雄紀念碑和擺放著毛澤東之不腐遺體的毛澤東紀念堂。

2021年是人類持續與新冠肺炎奮戰的一年，這一年的世界依舊不平靜，也有許多名人永遠離我們遠去。他們曾在這個世界寫下燦爛的一頁，其中許多人在精彩的一生中創造了許多讓世人折服的事蹟。

日昨驚聞史景遷老師過世了，感懷難已，往事一一翻上心頭。我於1986年秋天進入耶魯大學歷史系，第一學期並未修史老師的課，第二學期才開始修他為研究生所開的中國現代史專題。學生很多，史老師開了這領域的重要新書目並做介紹，分配同學們各自選讀，每週依序報告。他的態度很包容溫和，讓同學們各抒己見與討論，沒有太多的批判，課程的目標似乎只在於讓大家充分吸收與討論最好的新研究成果。而我則開始從同學的口中知道他在歐美中國近現代史領域的崇高地位，以及他的許多作品，如何能在企鵝（penguin）等既菁英又直指知識大眾的頂尖出版社出版。

以獨特視角觀察悠久歷史、以「說故事」寫作方式蜚聲國際的中國近現代史權威史景遷，25日耶誕節當天因巴金森氏症併發症在康乃狄克州家中逝世，享壽85歲，他的《追尋現代中國》、《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太平天國》、《改變中國》、《康熙》、《天安門》、《胡若望的疑問》、《大汗之國：西方眼中的中國》、《婦人王氏之死》、《利瑪竇的記憶宮殿》、《曹寅與康熙》等著作都已成為史學經典。

對毛澤東這樣一個非常人物，中外學者的褒貶不一是無可置疑的。他們的唯一共同點就是尋求一個合理解釋：為什麼毛澤東能夠緊緊掌控世界上最大的政黨和人口最多的國家，直至他與世長辭？著名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D.Spence）認為毛澤東的出身平凡，受的教育也不系統，其才華和智力並不出眾；然而他的永不停滯的精力和「不顧一切的自信」則是他成功的祕訣，使他成為世界上最權威的統治者。

五四運動的知識思想浪潮，從發生的中心點北京，一路擴散到中國偏遠的內陸省分，青年毛澤東的經歷可以說明此一過程。日後領導中國共產黨達四十餘年的毛，此時還是個靠自學獲取知識的中學畢業生，他寫過幾本內容激進的小冊子，在湖南省會長沙經營一間小書店。根據現存於世的書店銷售紀錄，在1920年的四十天期間，書店賣出三十本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Russell）的《政治哲學》（PoliticalIdeals）、五部美國教育家杜威（JohnDewey）的演說集、三十本無政府主義思想家克魯泡特金（Kropatkin）的文集、五本《愛的成年式》（TheComingofAgeofLove）、十本達爾文（Darwin）的《物種起源》（OriginofSpecies）、數十冊關於俄國革命與科學方法論的研究集、超過四十部胡適以白話文撰寫的《嘗試集》（胡適是北大教授，也是五四運動的領軍人物）、最後是165本「五四運動」最重要的刊物：《新青年》。銷售上述這些書籍共獲利三十五元；淨利是虧損的，不過書店的五名員工都沒有支領薪水。

儘管清朝覆亡時政治局面動盪不安，整個國家還是處在一種相對繁榮的狀態。少了清廷官僚的桎梏，新的貿易商業活動頻繁昌盛。自晚清開始的鐵路修築計畫現在持續進行，即便這些計畫有外國投資參與其中，中國的企業家仍然因此獲得新的機會，得以低廉而快速的大量運送貨物和原料。生意人很快就從美孚洋行（StandardOil，或譯為標準石油）或英美菸草公司（BritishAmericanTabaccoCompany）這樣的公司行號學會西式的廣告技巧與促銷手法。廣泛銷售的進口煤油和石油，再加上國外資金投注興建的發電廠，都是新穎且具備擴充廠房潛力的能源。

史景遷（JonathanD.Spence）是西方中國史學界的宗師，他筆下行文真有如汪洋宏肆，說起故事來引人入勝。他的著作有很多已經由名家迻譯成中文，我在赴美讀書前，讀的是史景遷知名著作《追尋現代中國》（TheSearchforModernChina）的中譯本；在美國時因為課堂需要，反覆在英文本的字裡行間鑽研，有時拿中英版本比對，深深感覺作者文字之流暢優美，也體會到譯者忠實傳達作者意旨之難能可貴。

我過去幾十年都一直從事中國經濟史研究，重點是明清江南經濟史。但是到了近幾年來，研究興趣發生了改變，研究領域從經濟史擴展到了政治史、社會史和軍事史，研究地域從江南擴展到了全國乃至東亞世界，研究時期則從明清縮小到了晚明。這個改變始於2008年我在加州理工學院教書時。在那裡，交流最多的同事是現任美國經濟史學會會長的霍夫曼（PhilipHoffman）教授。他是一位著名的經濟史學家，主要治近代早期歐洲經濟史。我們可謂每天朝夕相見，無話不談。當時他正在做近代早期西歐（特別是法國）軍事與經濟之間的關係的研究。聽了他對該研究的看法，不禁喚醒了兒時的記憶。

鄧小平逝世與香港九七回歸兩件大事構成一道分水嶺，劃分出尚未消逝的舊中國與可能浮現的新世界。這兩個事件雖說意義重大，但其影響力卻仍不及同時期其他涉及經濟、政治與文化的重大發展。與此同時，二○○○年在臺灣舉行的總統大選產生了極大變化。民進黨的陳水扁以「臺灣之子」的姿態脫穎而出，成為第一位出身本土政黨的中華民國總統。陳水扁上任後針對臺獨議題屢屢以強硬姿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喊話，為東亞政局激起波濤。此舉迫使長期由蔣介石及其家族掌控的國民黨重新審視自己與對岸政權之間的關係。

簡介：《康熙》分別從六個不同的領域（遊、治、思、壽、阿哥、諭），「戲仿」康熙的語氣，揭露他的統治思維、用人原則，乃至於生活態度、嗜好、教養子女與養生之道。透過第一人稱敘述，史料中的細節似乎活了起來：舉凡他在面對死亡、立儲引發的爭鬥時的執著與淡然，為政兼顧理、義、情，凡事親力親為、謹慎求實，展現決斷力，又不時反躬自省。這些「原料」，經過史景遷的巧手重新剪裁、拼貼、縫製後，勾勒出一幅立體的人物像。

在《大義覺迷錄》裡，有些關於曾靜的新材料是以自傳的形式來呈現。雍正詳細詢問曾靜的早年著作，或是他在湖南的供詞，曾靜便得以詳細回答，因而反映了他自己的道德理念。雍正問及曾靜的叔岳陳梅鼎，為何此人說曾靜「有濟世之德，宰相之量，」曾靜回說，陳梅鼎當年說這話並沒有別的意思，也不是希望曾靜在什麼新朝做宰相。因為曾靜本來與兄嫂同住，夫妻不睦，於是曾靜之兄將嫂改嫁到陳梅鼎鄰家。這位嫂子對陳梅鼎說曾靜待她很好，所以有宰相之量，曾靜又幾次勸兄長不得嫁妻，所以陳梅鼎說曾靜有濟世之德，「厚重敦篤不佻耳」。

雍正在十一月初收到岳鍾琪關於謀反的密摺。雍正勤求治理，不厭精細，他仔細獨覽岳鍾琪進呈的密摺。

(湖南張熙受其師曾靜之命，前往長安向征西大將軍岳鍾琪投書策反，岳鍾琪不敢隱瞞，立刻上奏雍正。雍正看了策反信函之後大為震怒，決定詳加審訊曾靜、張熙，最後並將審訊紀錄，連同諭旨和官員上奏的奏摺，編成《大義覺迷錄》頒行天下。本書說的便是《大義覺迷錄》這部奇書形成、流傳、禁燬的過程，乃至其間橫生的許多耐人尋味、匪夷所思的枝節。